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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编辑 增加 删除

http://www.100md.com   2001年6月25日 锦州女孩
    陈是给我发传真的读者之一。他的信是用电脑打印的。非常清晰,文字也很简洁。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是“口述实录”的忠实读者,但是每次读完整个版面都有一种遗憾——别人的生活与他的经历有些距离。

    ……我是一个在北京读完大学又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外地人。可能就因为我不是本地人吧,

    我有很多想法是你们北京人不能理解的(也可能根本不需要理解)。我应该算是一个靠个人奋斗才有今天的人。我还没有结婚,谈过恋爱,现在没有女朋友。可能我是没有机会在北京找到一个愿意跟我一起生活的女孩子。

    你为什么没有采访一些像我一样的人呢?在北京没有亲人、没有家,一切都要靠自己,一切都不是那么顺利?

    ……我希望你能跟我联系。没有感情纠葛的故事也未必不动人。

    陈在接到我的电话的时候好像有些吃惊,说:“怎么这么巧?我刚刚想发传真给你,告诉你我要到外地去工作,可能没法跟你谈了。”

    那天我们在傍晚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匆匆见了一面,陈要求的。他说:“我想让你对我这个人有个认识,这样咱们交流起来就容易了。”他是那种让人一看就知道工作环境很舒适的人,面色很白,衣着得体,气色不是很好,带着“写字楼人士”通常容易有的疲惫。

    他拿着一个透明的文件夹,里面有些印着字母文字的纸。他的手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双显然曾经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的手,关节粗大、青筋毕露。

    陈发现我了在看他,笑了一下,说:“别的都看不出来,这双手也会告诉人家我是什么出身。”他的神态很自然,不自然的是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陈说他是属鸡的,今年就30岁了,湖北人,学电气专业的,“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院”,现在在电脑公司工作,“改了行”。

    也许是谈话的环境不好,也许是因为陈的工作太忙,那天我们的对话可以说是非常简短。陈说他这些年在北京的生活“浓缩了一个来自小地方的人渴望在大都市找到一个立足之地必须要经受的磨砺”,但是我们突然这样迅速地面对面了,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说他“不是想让北京人接受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些人其实有很多难处是没有人知道的,而且也没有人能帮助我们”。

    再次收到陈的传真已经是在我们见面的一个月之后,他已经不在北京了。他说他愿意用文字给我讲“故事”,这样,我不会去"琢磨"他的表情。

    安顿:

    你好!每次我想给你写信的时候都好像有很多话要说,真的坐在电脑前面又开不了头。我的状态有点像写总结,总结我自己差不多13年的经历。想写的太多,我又不是一个特别会写的人。

    我是在一个真正的小地方出生和长大的,我妈是地道的农民,我爸多少有一点文化,也不过就是乡下的一个会计,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没有走出我们那个地方。现在他们的孩子也还在和我小时候一样生活,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我哥和我姐逼着他们好好上学,将来好像他们叔叔(舅舅)一样到北京来。

    那时候我觉得我考进北京不仅仅是为改写我自己的一生,也是在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处境。所以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把把地掉眼泪。虽然就是那么一个小学院,一个不是热门的专业,但是毕竟是北京啊,而且从此我们家的下一代人就有指望了。

    我来北京的时候刚满17岁,在班里是最小的学生,当然也是最穷的学生。我带来的是我哥、我姐加上我父母一起凑钱买的新衣服,但是用北京话来说还是“土得掉渣”。我家每年给我800块钱生活费,相当于我现在月工资的六分之一。可是在当时对我父母来说,这些钱就得让他们没日没夜地劳动。

    大学四年,我只回过一次家,没办法,火车票太贵了。我们班像我这样从农村考出来的学生不只我一个,大家的境况差不太多。到春节的时候,别的学生都回家过年了,我们几个人就在宿舍里穷欢乐。没有人说自己为什么不回家,谁都明白。我们这些人之间从来没有过谁看不起谁,大家心里想的东西和拼命去做的事情都差不多,所以这些年下来,我没有什么北京人朋友,朋友大多和我情况一样,家境不富裕、老家在外地。那时候也没有条件给家里打电话,一方面是我没有钱打长途,另一方面,就算我找到机会打电话,我妈他们也没法去接。我们那个地方根本没有电话。

    我一般一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报平安。我从来不说我在北京怎么省吃俭用,怕家里着急。800元钱在我的老家能娶一个媳妇,可是在北京就显得太紧张了。我知道到现在有时候我还是特别小气,改不了,过去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我学习特别努力,因为从一进大学我就发誓要留在北京。比我大的师兄们告诉过我,只要学习成绩好了、入了党,就肯定能留京。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我入党是在大学三年级,不是因为表现不够好,而是因为年龄太小。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私心,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我比城里人更热爱共产党,因为我是亲眼看着我们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可是我的一些同学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我是非常功利的,甚至用一种可怜的眼光看我,觉得我拼命争取入党就是为了要留京。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顺利地留在北京工作了,是在一家机关,住宿舍,工资也不高,只够养活自己。我参加工作没有给家里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我妈他们还是觉得特别满足。因为毕竟我是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我在家乡甚至是很出名的,因为真正考进北京的迄今为止也不过三个人。

    我在机关工作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几乎每一次都是因为我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家告吹。曾经有一个女孩子,是一家公司的秘书,我们相处大约半年,彼此的印象都非常好,可以说我是非常喜欢她。但是她家里不同意,原因还是一样。我一直记得我们分手时候的情景,她哭了,说:“你要是北京人该有多好。”我问她,我现在不是已经是北京人的吗?她说她不在意这些,但是她妈在意,她妈说:“外地人就是外地人,都是一样的,结婚以后麻烦特别多,从小地方出来的人,全村都是亲戚,老乡来了得招待,带一瓶香油能在这里住一个月,你受得了吗?”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没有任何背景,在机关很难有发展,一辈子就是一个小公务员。

    那天我什么也没说,几年的经历已经让我习惯了这些,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的出身是我一生无法改变的现实,更何况我从来就没有想过,等我在北京稳定下来便和我家里断绝关系。

    后来,又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我第一句话就问:“是北京人吗?”我不愿意去找北京女孩子,不是说北京女孩子不好,而是我不想受伤害。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就应该找一个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一起生活,谁也别嫌谁的背景,也算是另一种门当户对吧。

    我的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妈和我爸特别着急。他们专门写信告诉我,他们都老了,不会拖累我,不会来北京给我添乱,只要我过得好就好。我看着这样的信,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的父母为了我们几个孩子,奔波劳碌了一生,我还是没有报答过他们。而且我知道其实这样的老人是最敏感的,他们就怕我进了城嫌弃他们,更怕将来的儿媳妇看不起。别看我家穷,可父母都是要面子的人。

    所有原因加在一起,我就决心离开原来的单位,我想多挣些钱,别的方面帮不上家里的忙,给父母在经济上一些帮助也是好的。

    我在机关工作的时候一直对电脑感兴趣,所以一直在自学,应该说是具备了一定的水平的。所以我换工作首先选择一些大的电脑公司。先后有两家公司表示有兴趣,约去面试,都没有问题,但这两家公司最终都放弃了我,原因是专业不对口,虽然我是本科毕业,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学历。

    那段时间我也很苦恼,我再去学一个电脑方面的专业不是不可以,但是对我来说非常耽误时间,我已经具备了他们所需要的能力,为什么一定要在一张文凭上较真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中关村去办事,发现了有人在*****证书。价格不一样,但是哪个好学校的文凭都有。如果说过去我在学习和入党的问题上都问心无愧的话,那么这一次我是真正故意地去干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我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用200块钱从一个小贩手里买了一张假文凭,计算机专业大学本科文凭。我没敢买北大、清华这种名牌大学的,我选了一个不大出名的学校,但是专业水平在业内口碑非常好。

    和小贩交易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难过,难道我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开始我的新生活吗?我的本意是要报答父母,可是我的开始却是这样的见不得人。写下这些不是为了在你面前表示忏悔,不是为了堵住你的嘴,不让你批评我,其实从我拿着假文凭走进电脑公司并且最终被录用时开始,我就一直在谴责我自己。

    我终于进入了这个行业,收入一下子比过去高出很多。我在当时那家公司工作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有一个出差的机会,经过我的家乡。我回去了。你可能想像不出来我受到的礼遇,简直就像一个衣锦还乡的状元。我们家的客人不断,都是来看我的,甚至还有人把告状信交给我,以为我在北京混成了青天大老爷。农村就是这样的,闭塞把人的心智限制住了,在城里人看起来是那么可笑,可是在我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后代看来,这是一种让人感到辛酸的朴实。

    我在一个信封里装了2000块钱,给我妈的时候,她的手直发抖,眼泪在她昏花的眼睛里转啊转啊,转得我不忍心再看。那一刹那我特别满足,这不就是我父母希望的吗?这不就是我努力的结果吗?如果说我这样做就是暴露了农民的功利和短视的本性,那么我就承认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好了。

    我是靠那张假文凭开始现在这个职业的,但是,我发誓那个文凭我只在面试的时候用过一次,那个我从来没有上过的大学。后来,我离开了那家公司,到了现在的单位,做得很好,升职也很快。但是,我忘不了那张假文凭,因为毕竟是它带我入了这个门,我现在的工作也是因为有前面的铺垫才开始越来越好的。这已经成了我的一个心病,一块疮疤。

    现在,我每个月都可以给父母寄1000块钱,他们几乎可以不用劳动了。但是他们好像并没有因此开心,因为我的婚姻问题一直让他们着急。我从来没有说过为什么我至今没有合适的女朋友,我只是说我很忙,没有时间考虑这些。我没告诉家里,我必须要找到一个真正从心里愿意跟我一起负担我在农村的父母的生活费用,愿意在我哥哥、姐姐的孩子到城里来读书的时候给他们提供食宿并且助他们一臂之力的女孩子,因为这些具体问题是今后的生活中必然会出现、我也没有理由不去主动承担的。

    我也不知道我写下的这些算不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是我心中最想说但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我觉得人可以改变命运,但是无法选择出身,而且我是这样的出身,注定我要比别人负更多的责任,尽更多的义务。我的生活还在这样继续,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

    ……

    我在收到陈的传真之后两天,接到他的电话,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提起那长长的信。我给他讲了一个我采访时遇到的小故事:一对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老夫妇到北京来看儿子,他们没有礼物可以带给儿媳妇,选来选去就只有一竹篮自家腌的鸡蛋。到了北京,住在儿子家,第二天,老两口在垃圾桶边闻到了熟悉的气味,原来那一筐鸡蛋已经被装进塑料袋扔进了垃圾桶,细心的儿媳妇大概是为了怕老人发现,还在上面盖了两层报纸。那天,儿媳妇没有回来,说孩子要写作业,家里房子小,就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我采访的是那个已经在北京娶妻生子的儿子,他含着眼泪告诉我,他在第四天送走了他的父母。是老人坚持要走的。因为“我们不走,孩子回不了家”。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陈一直在电话那一头沉默着,良久,他说:“我发誓不让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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