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研要“种”自己的“果”
——答王强同志
张德英
编者按：2001年4月4日本报发表了张德英同志的《对中医科研工作的思考》一文后，王强同志陈述了不同看法(见本报2001年6月4日三版)。继而张德英与陈璧羡两位同志又来稿进行讨论，现将文章登出。学术争鸣有利于学科发展，欢迎广大读者就中医药学术问题展开
有感于多年来在中医科研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笔者写了《对中医科研工作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拙文”)，时隔两月，王强同志写了《对中医科研的再思考》(以下简称“王文”)，对拙文提出了商榷。商榷自然是一件大好事，它可以辩明真理，为中医的发展找到正确的方向。只可惜王文作者未弄明拙文的意思，以致让人读后有一种文不对题的感觉。王文一开始就肢解了笔者的整句话，从而违背了拙文的原意。如拙文说：“不能用西医的研究方法代替中医的研究方法”，但王文却把“代替中医的研究方法”删去了。即：“不能用B代替A”，被王文改成了“不能用B”。另外，拙文是在讨论“中医科研工作”，不等于王文的“医学研究”。众所周知，科研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所以中医科研工作的基本目的就是使中医得到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急需的当然就是要“纳入中医之腹”，而不应该是演练无用的“杀龙妙技”，不应该是沿着西医所经过的轨迹或朝着西医的方向去“变化”中医药学的“优势和特色”，给中医“换魂”，也不应该是操起西医之“网”，“捉去中医药的鱼”，去献给西医。当然，这样的“渔夫”不论他是西医师还是中医师，在“医学研究”领域来看，可能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笔者不认为他是在做中医科研工作，而认为他是在做西医科研工作。就是说，界定中医科研或西医科研，要看他所用方法和带来的效用，而不取决于他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医学中研究了天文、地理、哲学、气象等，但我们不能称它为天文科研、气象科研等；现代有中医师在尝试研究西药的四气五味和归经，笔者仍觉得他是在搞中医的科研。同理，西方学者对许多中药的药理进行了大量研究，从而使西药增加了不少新品种，但笔者不认为他们搞了中医科研。如果按研究对象界定，无论在“中医科研”之间加“的”还是不加“的”，都不能让人感到概念清晰，笔者倒认为应分清“中医科研工作”、“西医科研工作”、“对中医的研究”这几个不同概念，从而明确中医不同于西医，两者各有自己的体系。
, 百拇医药
搞中医科研，离不开中医的方法论。精、气、神、经络等非“解剖分析方法”所能得，肾纳气、肺与大肺相表里，非“结构学方法”所能通。可见，问题不在于想当然的“可用”，而重在从实际出发，看是否“能用”。搞中医科研，也必须遵循由中医特色所决定的原则，不管其原则是否“国际性”。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从娘胎里带来的“国际性”，国际性都是从非国际性扩展而来的。如果说中医时下还不“国际”的话，那值得欣慰的是她正在“国际化”。君不见，那些曾经不被认可的针灸、中药，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那多姿多彩的中医疗法正在走出国门、引来友朋。何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具有“客观性”，即它的客观疗效折服了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最该做的事情决非对中医“易容”和“换魂”，使之合于已有的“国际性”，而应将中医介绍给世界，使中医走向世界。这样一来，也就如同王文所例举的“西医性消失”一样(笔者不认为那是西医的消失，反倒认为那是西医的发扬和光大)，“中医性”逐渐“消失”(此应为中医的发扬、光大)的大好局面将会出现。如此值得自豪的事，当然谈不上“灭亡的恐惧”了。
王文多次提到中医的“创新”。殊不知，“创新”本是中医的嗜好，也是中医的“家常便饭”。从个体看，由于中医强调“因人、因时制宜”，时间在流逝，患者在变更，不创新怎能治疗?从整体看，每个时代都有各不相同的流行病和疾病谱，不创新怎能适应时代要求?不过，谈创新要强调两点：一、创新不是“换魂”。阉割中医的精华，毁掉中医的特色，决非创新。二、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综观历史，勇于创新的人，都善于继承。对中医做出贡献的，没有一个是对中医半知半解的人。发展当然是硬道理，但“按发展规律求发展”才是科学的真理。
, http://www.100md.com
王文称当代西医为现代医学，并认为西医是现代化的，那接下来所说的“中医特色的现代化”和人们熟悉的“中医西化”还有多大的区别呢?王文将中医药现代化确定为“正确方向”，否则便是“以过去为定向”，其所做的中医科研是没有“回到医学领域”。请问：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中有没有发展呢?如果说有，那不正是中医科研的结晶吗?那些科研能说没在“医学领域”之中吗?
为了让中医用“西医学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医命题”，王文告诫我们“克服自身知识结构上的偏食症和贫血症”。几十年来，科班的中医师们都在刻苦地学习着西医，他们的课程中西医课大多占到了40%以上，远远高于西医学生所学中医课程的比例。中医毕业生中能用西医方法治病者，也远远高于西医毕业生中会使用中医的比例。所以，王文所说的“偏食症”患者在当今中医界并不多。至于说“贫血症”倒是有的。例如有些中医师“偏嗜零食，厌恶主食”，就是一个真正的“贫血症”患者。至于那些精通中医的人(如张仲景、叶天士)，因为所处时代等原因，即使对西医知识不够精熟，也不属贫血之列，大不了是缺几个嗜酸细胞。业有所主，术有专攻嘛。
科学确实不需要虚荣。因而笔者希望中医科研和西医科研都能名副其实。凡是运用中医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能给中医带来进步和提升的，我们中医界理应大力扶植；凡是运用西医的方法论进行研究，并使西医得到发展或补充的，不论他是中医师还是西医师，理应到西医的科研处去领奖，不应该领中医科研的“奖”，须知中医的科研经费本来就不富裕。
中医科研要“种”自己的“果”。, http://www.100md.com
张德英
编者按：2001年4月4日本报发表了张德英同志的《对中医科研工作的思考》一文后，王强同志陈述了不同看法(见本报2001年6月4日三版)。继而张德英与陈璧羡两位同志又来稿进行讨论，现将文章登出。学术争鸣有利于学科发展，欢迎广大读者就中医药学术问题展开
有感于多年来在中医科研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笔者写了《对中医科研工作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拙文”)，时隔两月，王强同志写了《对中医科研的再思考》(以下简称“王文”)，对拙文提出了商榷。商榷自然是一件大好事，它可以辩明真理，为中医的发展找到正确的方向。只可惜王文作者未弄明拙文的意思，以致让人读后有一种文不对题的感觉。王文一开始就肢解了笔者的整句话，从而违背了拙文的原意。如拙文说：“不能用西医的研究方法代替中医的研究方法”，但王文却把“代替中医的研究方法”删去了。即：“不能用B代替A”，被王文改成了“不能用B”。另外，拙文是在讨论“中医科研工作”，不等于王文的“医学研究”。众所周知，科研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所以中医科研工作的基本目的就是使中医得到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急需的当然就是要“纳入中医之腹”，而不应该是演练无用的“杀龙妙技”，不应该是沿着西医所经过的轨迹或朝着西医的方向去“变化”中医药学的“优势和特色”，给中医“换魂”，也不应该是操起西医之“网”，“捉去中医药的鱼”，去献给西医。当然，这样的“渔夫”不论他是西医师还是中医师，在“医学研究”领域来看，可能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笔者不认为他是在做中医科研工作，而认为他是在做西医科研工作。就是说，界定中医科研或西医科研，要看他所用方法和带来的效用，而不取决于他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医学中研究了天文、地理、哲学、气象等，但我们不能称它为天文科研、气象科研等；现代有中医师在尝试研究西药的四气五味和归经，笔者仍觉得他是在搞中医的科研。同理，西方学者对许多中药的药理进行了大量研究，从而使西药增加了不少新品种，但笔者不认为他们搞了中医科研。如果按研究对象界定，无论在“中医科研”之间加“的”还是不加“的”，都不能让人感到概念清晰，笔者倒认为应分清“中医科研工作”、“西医科研工作”、“对中医的研究”这几个不同概念，从而明确中医不同于西医，两者各有自己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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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中医科研，离不开中医的方法论。精、气、神、经络等非“解剖分析方法”所能得，肾纳气、肺与大肺相表里，非“结构学方法”所能通。可见，问题不在于想当然的“可用”，而重在从实际出发，看是否“能用”。搞中医科研，也必须遵循由中医特色所决定的原则，不管其原则是否“国际性”。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从娘胎里带来的“国际性”，国际性都是从非国际性扩展而来的。如果说中医时下还不“国际”的话，那值得欣慰的是她正在“国际化”。君不见，那些曾经不被认可的针灸、中药，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那多姿多彩的中医疗法正在走出国门、引来友朋。何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具有“客观性”，即它的客观疗效折服了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最该做的事情决非对中医“易容”和“换魂”，使之合于已有的“国际性”，而应将中医介绍给世界，使中医走向世界。这样一来，也就如同王文所例举的“西医性消失”一样(笔者不认为那是西医的消失，反倒认为那是西医的发扬和光大)，“中医性”逐渐“消失”(此应为中医的发扬、光大)的大好局面将会出现。如此值得自豪的事，当然谈不上“灭亡的恐惧”了。
王文多次提到中医的“创新”。殊不知，“创新”本是中医的嗜好，也是中医的“家常便饭”。从个体看，由于中医强调“因人、因时制宜”，时间在流逝，患者在变更，不创新怎能治疗?从整体看，每个时代都有各不相同的流行病和疾病谱，不创新怎能适应时代要求?不过，谈创新要强调两点：一、创新不是“换魂”。阉割中医的精华，毁掉中医的特色，决非创新。二、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综观历史，勇于创新的人，都善于继承。对中医做出贡献的，没有一个是对中医半知半解的人。发展当然是硬道理，但“按发展规律求发展”才是科学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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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称当代西医为现代医学，并认为西医是现代化的，那接下来所说的“中医特色的现代化”和人们熟悉的“中医西化”还有多大的区别呢?王文将中医药现代化确定为“正确方向”，否则便是“以过去为定向”，其所做的中医科研是没有“回到医学领域”。请问：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中有没有发展呢?如果说有，那不正是中医科研的结晶吗?那些科研能说没在“医学领域”之中吗?
为了让中医用“西医学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医命题”，王文告诫我们“克服自身知识结构上的偏食症和贫血症”。几十年来，科班的中医师们都在刻苦地学习着西医，他们的课程中西医课大多占到了40%以上，远远高于西医学生所学中医课程的比例。中医毕业生中能用西医方法治病者，也远远高于西医毕业生中会使用中医的比例。所以，王文所说的“偏食症”患者在当今中医界并不多。至于说“贫血症”倒是有的。例如有些中医师“偏嗜零食，厌恶主食”，就是一个真正的“贫血症”患者。至于那些精通中医的人(如张仲景、叶天士)，因为所处时代等原因，即使对西医知识不够精熟，也不属贫血之列，大不了是缺几个嗜酸细胞。业有所主，术有专攻嘛。
科学确实不需要虚荣。因而笔者希望中医科研和西医科研都能名副其实。凡是运用中医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能给中医带来进步和提升的，我们中医界理应大力扶植；凡是运用西医的方法论进行研究，并使西医得到发展或补充的，不论他是中医师还是西医师，理应到西医的科研处去领奖，不应该领中医科研的“奖”，须知中医的科研经费本来就不富裕。
中医科研要“种”自己的“果”。,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