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铮九答院士话题
就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积极组织开展科学道德及学风问题讨论的时候，一桥之隔的中国工程院却显得有点安静。据了解，中国工程院在日前征求过部分院士的意见，院士们大多认为现在科学道德问题及学风日益浮躁现象“在工程院并不十分严重”。
将道德观念引入科学，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随着纯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距离的缩短，今天的科学已完全走出了象牙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科学道德及学风问题被广泛关注。
虽然对“科学中不道德行为”的界定，会因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结构及观念的差异而不同，但剽窃欺骗、弄虚作假、学风浮躁肯定受到共同的谴责。它会影响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科研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也会影响科学群体的社会形象。
作为两院之一的中国工程院，不可避免地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就目前社会上的一些批评和舆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潘家铮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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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中国院士的数量是否过多？
回答：现在只是四万挑一
中国工程院目前有538名院士，加上中国科学院的633名院士，两院院士的总数达到了1171名。对于社会上关于“中国院士人数太多”舆论，潘家铮不以为然。
潘家铮说，工程科技涵盖的领域非常广阔，工程院现在有包括农业、医药和工程管理学部在内的8个学部。全国至少有2000万工程科技人员，现在要从4万名工程科技人员中才选出一位院士，“你说中国院士人数是不是太多？”
据了解，美国工程院目前有1000余位院士，欧洲其他一些小国的院士人数也在几百人以上。今年工程院院士增选总人数将控制在87人以内，平均一个学部两年才增选10人左右，而一个学部覆盖了很多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到目前为止，一级学科下的院士数量是寥寥无几，许多二级学科还没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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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工程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可以说，每年都会涌现出成百上千的做出重大贡献的满足院士条件的工程科技人才。“而我们现在并不能给他们一个光荣的称号”，潘家铮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
二问：如何评价“中国院士的水准连外国二三流大学教授的水平都比不上”之说？
回答：我国一些二三流的专家比外国院士的水平还要高
目前社会上对中国院士的水平颇有微词，“要真有水平就拿个诺贝尔奖回来瞧瞧”。潘家铮认为，除了和平奖和文学奖之外，诺贝尔奖主要奖励的是在科学研究、科学理论，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做出特殊贡献的人，而工程院院士无论在工程科技上做出多大的贡献，具有多高的水平，也是和诺贝尔奖沾不上边的，因为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来申请工程院院士，也是不能选上的。”
社会舆论对当今院士水平质疑的另一个依据就是知名度不高，“以前的老院士、老科学家像修铁路的詹天佑、建桥梁的茅以升，谁人不知，现在的院士有几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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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铮对此的看法是，一个人的水平只和他的成就有关，而不能依据名气来衡量。
潘家铮说：“在旧中国，我们能有多少工程建设？几条破破烂烂的铁路，一座黄河大桥，都是外国人修建的。就在那个时候，詹天佑先生能够修建成功京张铁路，茅以升先生能够主持钱塘江大桥工程，开天辟地，当然是了不起，自然妇孺皆知。”
而在今天，比京张铁路施工要复杂上百倍的成昆线早已修通，修建在世界屋脊上的青藏铁路工程也已开工，世界级的桥梁、水利工程更是比比皆是，“你说这些大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专家的水平是不是比老院士低？而我们现在是在这么多的工程科技专家中千挑万选、尖中拔尖，虽然最终只有很少的人能进入工程院，但他们的名气就是没有前辈大。”
对于最近出现在因特网上的有关“中国院士的水准连外国二三流大学的教授都比不上”的说法，潘家铮给予了严厉的驳斥，他认为这种说法“以偏概全，不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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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铮说：“首先要承认我国整体的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的确有差距，尤其是在基础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差距还相当大，但在一般的工程科技领域上我们的差距并不是很大，甚至在个别领域上我们比人家要强。”
建国50年来，我国工程建设的规模是史无前例和世无前例的，成功地完成了很多宏伟的工程建设，攻克了数不清的难关，其中也有很多深刻的教训。“在这样的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一批高水平的工程科技专家。”
潘家铮举例说，在修建黄河小浪底工程、长江三峡工程的过程中，泥沙科学发展得非常快，我国的泥沙科学就是国际领先的，出现了许多世界一流的泥沙工程科技专家，在这些领域，“我国一些二三流的专家比外国院士的水平还要高”。
潘家铮不排除的确有个别院士不够格，但奉劝某些人不要总是看不起自己人，全面否定，而宁愿把国外的一些二三流专家花重金请进来“奉若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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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中国工程院在加强科学道德建设中采取了哪些措施？
回答：制订了一系列可操作性强的规范准则
中国工程院对院士们的科学道德问题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措施。潘家铮介绍说，1997年，中国工程院就成立了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负责促进提高院士的科学道德水平。
该道德委员会先后制订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关于对涉及院士科学道德问题投诉信件处理程序和办法的规定》等，“这些规章制度都已作为正式的文件下发给每位院士，要求非常明确，可操作性很强，而且便于检查。”
另外，道德委员会还经常注意调查国外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及案例，并把这些材料整理后印发给每位院士以作参考。
道德委员会还接受社会各界对院士的投诉，主要是科学道德方面的投诉，只要是署名的，有具体内容的，道德委员会都会进行认真的调查，直至有最终的结论，并按规定把结论送交院主席团和有关学部处理，“道德委员会对投诉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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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道德委员会根据社会上对院士工作的一些舆论和反映，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在院士大会上跟全体院士见了面。“即使并不完全正确，但只要这些舆论和反映有助于加强院士们自律，我们都把它们集中起来。包括投诉中的一些问题，即使是和事实不符合，但说明已有些苗头和倾向的，我们也把它们收集起来。”
潘家铮透露，道德委员会正准备把这项工作做得更细致些，将提出更具体的要求和建议，拟定一份更详细的“注意事项”，但采取的方法和形式还在商榷之中。
四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是否有道德失落的？
回答：至今未发现有院士严重违反行为准则
对于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道德及学风状况，潘家铮显得自信和满意。他说：“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总体来说，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能够遵守有关准则，做到洁身自好。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查出有哪位工程院院士有严重违反科学道德准则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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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铮对院士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多数院士的确在科学道德上作出了表率，特别是一些资深院士，他们的献身精神使人特别感动，不为名，不为利，到现在还经常奋斗在工程科技的第一线，有些院士甚至昏倒在会议上，牺牲在出差途中。如90岁高龄的两院院士张光斗，在受命负责检查三峡工程质量时，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要爬到最危险的地段亲自检查，让所有在场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深受感动。”
潘家铮同时强调：“但要说院士们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是事实。有些做法发生在一般的老百姓身上不会有人注意，而对于院士来说就有很坏的影响，我们认为要敲响警钟。”这也是道德委员会准备制订一个更详细的行为准则来加强院士自律的原因。
潘家铮列举了几个院士们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比如说，一篇文章，主要是他的学生做的，但在署名时他的名字列在前面，这是不是违反了科学道德要具体分析。如果他的学生是受到他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他也为这篇文章承担责任，署名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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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著作署名问题不光在我国，在其他国家也是非常突出。但工程院特别要求院士们，如果你对这篇文章完全没有参与，对它的背景也不了解，也不对这篇文章的准确与否负责，就绝不应该署名。”
“再如，有些院士在当选后比较傲慢，以权威自居，对人不是很礼貌，这些行为也说不上是严重违反了准则，但作为院士的影响就特别坏。我们要求院士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自律，要谦虚谨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科学家，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院士仅仅是一个代表，这只是人民肯定你过去的成就而给予你的崇高荣誉。”
五问：如果有院士违规工程院将如何处理？
回答：视其情节严重程度有四种处理方式
如果有院士违反准则，工程院将视其情节严重程度采取四种处理措施。潘家铮介绍说，轻微违规的将通知院士本人，提醒他注意自律，或在学部中自我检查；严重一点的将在全体院士中通报，进行内部批评；如果有更严重就要在社会上曝光；最严重的将由学部投票和主席团批准撤消其院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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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需要采取上述四种措施来处理的事例。”
潘家铮补充说，“当然，不是所有的投诉都处理完了，还有一些投诉件尚在调查之中。”
六问：院士增选中如何杜绝不正之风？
回答：送礼者肯定落选
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潘家铮坦言在院士增选中确有不正之风，“主要表现在候选者本人，更多的是该候选者所在的单位所进行的一些不恰当的活动。”
的确，不光是候选者本人，候选者所在单位也希望有自己人能够获得院士称号，于是进行了一些活动，“即向院士送礼”。有把钱夹在著作中作为咨询费的，有赠送贵重首饰的，也有赠送普通纪念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影响投票结果。”
, 百拇医药 对于这些行为，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中有明确的规定，“院士们在碰到这种事时，首先要坚决拒绝接受；因故不能拒绝的，如本人不在人家送上门的，则要将这些东西上交给工程院，而且要将这些情况汇报给学部办公室。”
对于送礼这种行为，工程院的处理是很严重的，将立即取消该候选者的候选资格。有几次经过调查，实际上是候选者所在单位送的，候选者并不知情，而且这些候选者确实是有很高成就的，并不用靠送礼来拉选票。“尽管这些候选者不知情，但发生了这种事，我们立即取消了这些候选者的资格。”
潘家铮再次奉劝候选者所在单位“勿帮倒忙”。
潘家铮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工程院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决心。有一位候选者经过最终投票已经当选，但后来发现该人曾向院士送过不值钱的纪念品。这件事被提交到道德委员会反复讨论后，9人以全票通过了取消其当选资格。“这一次送纪念品被接受了，下一次自然就是送钱了，我们要从源头上堵住这种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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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者屡遭碰壁之后，自然再不去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了。潘家铮说：“由于我们态度坚决，今年的院士增选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送礼的事。”
七问：院士增选过程中如何应付行政干预？
回答：礼貌拒绝
在院士增选的过程中，工程院还遇到了上级单位或领导人“打招呼”的事情。如有的领导机构给工程院写信，说“某人贡献如何如何，但有某某特殊情况，要求工程院破例破格照顾”。有的则组织一些同行专家联名给工程院写信，施加影响。
工程院将此类事情交给了道德委员会讨论。讨论结果非常简单：无论是哪里来的意见，只要违反《中国工程院章程》，一概拒绝。对于这类特殊的信件，工程院的回答礼貌而坚决：“根据《中国工程院章程》，您的要求我们无法满足。”
潘家铮个人认为这类信件中确有不无道理之处。因为章程规定，提名院士候选人必须具有教授、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等职称，但有些工程科技人员虽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没有取得这些职称。如一些从事国防科研的专家，一开始是从事具体科研的，后来转到领导岗位上继续领导那些科研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由于他们在领导岗位上没有去评符合工程院提名院士候选人要求的职称，因此不能获得提名院士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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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铮表示：“在现有的章程没有修改之前，我们只能严格执行，哪怕是遗憾地委屈了某些专家。如果这个大门一开，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八问：提名院士候选人有何弄虚作假现象？
回答：主要表现为个人成就介绍水分太多
在谈到提名院士候选人有何弄虚作假现象时，潘家铮对被提名人提名书的水分太多非常忧虑：“在提名书上把被提名人的成就贡献说得天花乱坠，无限拔高，把集体成果说成是个人成就，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潘家铮说：“在院士增选短短的时间内，院士们主要还是依据提名书来评判，我不敢排除有不够格的人进入到院士队伍中来。”
工程院只能一方面要求院士们尽可能认真地审阅材料，严格把关；另一方面只能不断提高透明度，在报刊、网络上和候选者所在单位公开候选者名单，并将提名书个人成就的内容在候选者所在单位公开张贴，“提名人如果夸大自己的成就，是很难欺骗本单位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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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问：如何看待院士“兼职”？
回答：鼓励多做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赞美的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潘家铮认为“一身正气”永远是要提倡的，而“两袖清风”的标准则应顺应社会的发展。如果一位院士对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因此得到了合理的报酬或奖励，“我认为不但应该，还应鼓励，只要是正当的，越多越好。收入越高，说明院士的贡献越大。”
现在，有不少单位或企业由于投资决策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纷纷聘请院士做顾问，据记者了解，这些单位每月支付的聘金并不微薄。对此，潘家铮表示：“在院士们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们鼓励院士们多为社会做贡献。不要去看院士们一个月拿多少钱，而是要看他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
但也有不少单位看中的只是院士的头衔，于是有个别院士到处“兼职”做教授、咨询、顾问。潘家铮对此批评说：“一个人的精力能有多少？如果不管能否胜任、有无贡献，只是为了在收入上旱涝保收而到处挂名，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本报记者 徐彬, 百拇医药
将道德观念引入科学，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随着纯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距离的缩短，今天的科学已完全走出了象牙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科学道德及学风问题被广泛关注。
虽然对“科学中不道德行为”的界定，会因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结构及观念的差异而不同，但剽窃欺骗、弄虚作假、学风浮躁肯定受到共同的谴责。它会影响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科研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也会影响科学群体的社会形象。
作为两院之一的中国工程院，不可避免地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就目前社会上的一些批评和舆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潘家铮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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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中国院士的数量是否过多？
回答：现在只是四万挑一
中国工程院目前有538名院士，加上中国科学院的633名院士，两院院士的总数达到了1171名。对于社会上关于“中国院士人数太多”舆论，潘家铮不以为然。
潘家铮说，工程科技涵盖的领域非常广阔，工程院现在有包括农业、医药和工程管理学部在内的8个学部。全国至少有2000万工程科技人员，现在要从4万名工程科技人员中才选出一位院士，“你说中国院士人数是不是太多？”
据了解，美国工程院目前有1000余位院士，欧洲其他一些小国的院士人数也在几百人以上。今年工程院院士增选总人数将控制在87人以内，平均一个学部两年才增选10人左右，而一个学部覆盖了很多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到目前为止，一级学科下的院士数量是寥寥无几，许多二级学科还没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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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工程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可以说，每年都会涌现出成百上千的做出重大贡献的满足院士条件的工程科技人才。“而我们现在并不能给他们一个光荣的称号”，潘家铮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
二问：如何评价“中国院士的水准连外国二三流大学教授的水平都比不上”之说？
回答：我国一些二三流的专家比外国院士的水平还要高
目前社会上对中国院士的水平颇有微词，“要真有水平就拿个诺贝尔奖回来瞧瞧”。潘家铮认为，除了和平奖和文学奖之外，诺贝尔奖主要奖励的是在科学研究、科学理论，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做出特殊贡献的人，而工程院院士无论在工程科技上做出多大的贡献，具有多高的水平，也是和诺贝尔奖沾不上边的，因为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来申请工程院院士，也是不能选上的。”
社会舆论对当今院士水平质疑的另一个依据就是知名度不高，“以前的老院士、老科学家像修铁路的詹天佑、建桥梁的茅以升，谁人不知，现在的院士有几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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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铮对此的看法是，一个人的水平只和他的成就有关，而不能依据名气来衡量。
潘家铮说：“在旧中国，我们能有多少工程建设？几条破破烂烂的铁路，一座黄河大桥，都是外国人修建的。就在那个时候，詹天佑先生能够修建成功京张铁路，茅以升先生能够主持钱塘江大桥工程，开天辟地，当然是了不起，自然妇孺皆知。”
而在今天，比京张铁路施工要复杂上百倍的成昆线早已修通，修建在世界屋脊上的青藏铁路工程也已开工，世界级的桥梁、水利工程更是比比皆是，“你说这些大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专家的水平是不是比老院士低？而我们现在是在这么多的工程科技专家中千挑万选、尖中拔尖，虽然最终只有很少的人能进入工程院，但他们的名气就是没有前辈大。”
对于最近出现在因特网上的有关“中国院士的水准连外国二三流大学的教授都比不上”的说法，潘家铮给予了严厉的驳斥，他认为这种说法“以偏概全，不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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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铮说：“首先要承认我国整体的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的确有差距，尤其是在基础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差距还相当大，但在一般的工程科技领域上我们的差距并不是很大，甚至在个别领域上我们比人家要强。”
建国50年来，我国工程建设的规模是史无前例和世无前例的，成功地完成了很多宏伟的工程建设，攻克了数不清的难关，其中也有很多深刻的教训。“在这样的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一批高水平的工程科技专家。”
潘家铮举例说，在修建黄河小浪底工程、长江三峡工程的过程中，泥沙科学发展得非常快，我国的泥沙科学就是国际领先的，出现了许多世界一流的泥沙工程科技专家，在这些领域，“我国一些二三流的专家比外国院士的水平还要高”。
潘家铮不排除的确有个别院士不够格，但奉劝某些人不要总是看不起自己人，全面否定，而宁愿把国外的一些二三流专家花重金请进来“奉若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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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中国工程院在加强科学道德建设中采取了哪些措施？
回答：制订了一系列可操作性强的规范准则
中国工程院对院士们的科学道德问题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措施。潘家铮介绍说，1997年，中国工程院就成立了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负责促进提高院士的科学道德水平。
该道德委员会先后制订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关于对涉及院士科学道德问题投诉信件处理程序和办法的规定》等，“这些规章制度都已作为正式的文件下发给每位院士，要求非常明确，可操作性很强，而且便于检查。”
另外，道德委员会还经常注意调查国外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及案例，并把这些材料整理后印发给每位院士以作参考。
道德委员会还接受社会各界对院士的投诉，主要是科学道德方面的投诉，只要是署名的，有具体内容的，道德委员会都会进行认真的调查，直至有最终的结论，并按规定把结论送交院主席团和有关学部处理，“道德委员会对投诉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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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道德委员会根据社会上对院士工作的一些舆论和反映，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在院士大会上跟全体院士见了面。“即使并不完全正确，但只要这些舆论和反映有助于加强院士们自律，我们都把它们集中起来。包括投诉中的一些问题，即使是和事实不符合，但说明已有些苗头和倾向的，我们也把它们收集起来。”
潘家铮透露，道德委员会正准备把这项工作做得更细致些，将提出更具体的要求和建议，拟定一份更详细的“注意事项”，但采取的方法和形式还在商榷之中。
四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是否有道德失落的？
回答：至今未发现有院士严重违反行为准则
对于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道德及学风状况，潘家铮显得自信和满意。他说：“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总体来说，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能够遵守有关准则，做到洁身自好。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查出有哪位工程院院士有严重违反科学道德准则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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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铮对院士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多数院士的确在科学道德上作出了表率，特别是一些资深院士，他们的献身精神使人特别感动，不为名，不为利，到现在还经常奋斗在工程科技的第一线，有些院士甚至昏倒在会议上，牺牲在出差途中。如90岁高龄的两院院士张光斗，在受命负责检查三峡工程质量时，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要爬到最危险的地段亲自检查，让所有在场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深受感动。”
潘家铮同时强调：“但要说院士们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是事实。有些做法发生在一般的老百姓身上不会有人注意，而对于院士来说就有很坏的影响，我们认为要敲响警钟。”这也是道德委员会准备制订一个更详细的行为准则来加强院士自律的原因。
潘家铮列举了几个院士们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比如说，一篇文章，主要是他的学生做的，但在署名时他的名字列在前面，这是不是违反了科学道德要具体分析。如果他的学生是受到他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他也为这篇文章承担责任，署名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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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著作署名问题不光在我国，在其他国家也是非常突出。但工程院特别要求院士们，如果你对这篇文章完全没有参与，对它的背景也不了解，也不对这篇文章的准确与否负责，就绝不应该署名。”
“再如，有些院士在当选后比较傲慢，以权威自居，对人不是很礼貌，这些行为也说不上是严重违反了准则，但作为院士的影响就特别坏。我们要求院士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自律，要谦虚谨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科学家，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院士仅仅是一个代表，这只是人民肯定你过去的成就而给予你的崇高荣誉。”
五问：如果有院士违规工程院将如何处理？
回答：视其情节严重程度有四种处理方式
如果有院士违反准则，工程院将视其情节严重程度采取四种处理措施。潘家铮介绍说，轻微违规的将通知院士本人，提醒他注意自律，或在学部中自我检查；严重一点的将在全体院士中通报，进行内部批评；如果有更严重就要在社会上曝光；最严重的将由学部投票和主席团批准撤消其院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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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需要采取上述四种措施来处理的事例。”
潘家铮补充说，“当然，不是所有的投诉都处理完了，还有一些投诉件尚在调查之中。”
六问：院士增选中如何杜绝不正之风？
回答：送礼者肯定落选
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潘家铮坦言在院士增选中确有不正之风，“主要表现在候选者本人，更多的是该候选者所在的单位所进行的一些不恰当的活动。”
的确，不光是候选者本人，候选者所在单位也希望有自己人能够获得院士称号，于是进行了一些活动，“即向院士送礼”。有把钱夹在著作中作为咨询费的，有赠送贵重首饰的，也有赠送普通纪念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影响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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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送礼这种行为，工程院的处理是很严重的，将立即取消该候选者的候选资格。有几次经过调查，实际上是候选者所在单位送的，候选者并不知情，而且这些候选者确实是有很高成就的，并不用靠送礼来拉选票。“尽管这些候选者不知情，但发生了这种事，我们立即取消了这些候选者的资格。”
潘家铮再次奉劝候选者所在单位“勿帮倒忙”。
潘家铮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工程院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决心。有一位候选者经过最终投票已经当选，但后来发现该人曾向院士送过不值钱的纪念品。这件事被提交到道德委员会反复讨论后，9人以全票通过了取消其当选资格。“这一次送纪念品被接受了，下一次自然就是送钱了，我们要从源头上堵住这种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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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者屡遭碰壁之后，自然再不去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了。潘家铮说：“由于我们态度坚决，今年的院士增选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送礼的事。”
七问：院士增选过程中如何应付行政干预？
回答：礼貌拒绝
在院士增选的过程中，工程院还遇到了上级单位或领导人“打招呼”的事情。如有的领导机构给工程院写信，说“某人贡献如何如何，但有某某特殊情况，要求工程院破例破格照顾”。有的则组织一些同行专家联名给工程院写信，施加影响。
工程院将此类事情交给了道德委员会讨论。讨论结果非常简单：无论是哪里来的意见，只要违反《中国工程院章程》，一概拒绝。对于这类特殊的信件，工程院的回答礼貌而坚决：“根据《中国工程院章程》，您的要求我们无法满足。”
潘家铮个人认为这类信件中确有不无道理之处。因为章程规定，提名院士候选人必须具有教授、研究员或高级工程师等职称，但有些工程科技人员虽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没有取得这些职称。如一些从事国防科研的专家，一开始是从事具体科研的，后来转到领导岗位上继续领导那些科研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由于他们在领导岗位上没有去评符合工程院提名院士候选人要求的职称，因此不能获得提名院士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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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铮表示：“在现有的章程没有修改之前，我们只能严格执行，哪怕是遗憾地委屈了某些专家。如果这个大门一开，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八问：提名院士候选人有何弄虚作假现象？
回答：主要表现为个人成就介绍水分太多
在谈到提名院士候选人有何弄虚作假现象时，潘家铮对被提名人提名书的水分太多非常忧虑：“在提名书上把被提名人的成就贡献说得天花乱坠，无限拔高，把集体成果说成是个人成就，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潘家铮说：“在院士增选短短的时间内，院士们主要还是依据提名书来评判，我不敢排除有不够格的人进入到院士队伍中来。”
工程院只能一方面要求院士们尽可能认真地审阅材料，严格把关；另一方面只能不断提高透明度，在报刊、网络上和候选者所在单位公开候选者名单，并将提名书个人成就的内容在候选者所在单位公开张贴，“提名人如果夸大自己的成就，是很难欺骗本单位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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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问：如何看待院士“兼职”？
回答：鼓励多做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赞美的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潘家铮认为“一身正气”永远是要提倡的，而“两袖清风”的标准则应顺应社会的发展。如果一位院士对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因此得到了合理的报酬或奖励，“我认为不但应该，还应鼓励，只要是正当的，越多越好。收入越高，说明院士的贡献越大。”
现在，有不少单位或企业由于投资决策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纷纷聘请院士做顾问，据记者了解，这些单位每月支付的聘金并不微薄。对此，潘家铮表示：“在院士们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们鼓励院士们多为社会做贡献。不要去看院士们一个月拿多少钱，而是要看他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
但也有不少单位看中的只是院士的头衔，于是有个别院士到处“兼职”做教授、咨询、顾问。潘家铮对此批评说：“一个人的精力能有多少？如果不管能否胜任、有无贡献，只是为了在收入上旱涝保收而到处挂名，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本报记者 徐彬,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