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奥运能有多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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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5日
赶在奥运会开幕之前，8月底，国际奥委会和悉尼奥委会组委会宣布已经掌握了血液检查的新方法，为他们在悉尼奥运会上推行血液检查和尿样检查的“双检”制度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现在，所有参加悉尼奥运会的运动员，不管他们的个人隐私、习惯以及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都得随时准备接受血检和尿检的双重检验。如此一来，悉尼奥运会岂不是有望成为空前“干净”的奥运会？但是且慢，结论还不能下得太早，因为在这场与违禁药物进行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中，我们有过太多失败的记录。
难以忘却的屈辱失败
在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上，违禁药物第一次显露魔爪是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当时一名自行车运动员突然在奥运 会期间死亡。事后很多消息来源都证实，这名运动员死于过量服用安非他明。由于使用兴奋剂属于欺骗行为，其存在和人类奥林匹克理想背道而驰。它不仅损坏了运动员的健康，而且瓦解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使奥运会崇尚竞技的健康教育价值和“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成为一种笑柄。于是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的一些反禁药措施开始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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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现代国际大赛中，运动成绩往往与巨大的经济利益及其他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不断有运动员和教练员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而新科技手段又使兴奋剂的使用越来越巧妙，难以查出。1967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确定的兴奋剂种类只有4大类，以后逐渐扩展，1974年增至5大类，1986年增至6大类，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违禁药物种类已达最初确定药物的12.5倍，兴奋剂也不再限于药物，还包括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一些手段，目前可以确定为兴奋剂的已达到8大类。国际奥委会的反禁药措施明显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到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服用违禁药物的现象来了一次全面爆发，震惊了世界。在那届奥运会上，加拿大男子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以9.79秒的惊人成绩刷新了男子百米的世界纪录并且夺得金牌，但随后他在尿检中被发现服用了类固醇类药物康力龙。约翰逊的金牌被收回，纪录被取消。本.约翰逊和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算上本·约翰逊，在这届奥运会上共有10人在药检中被查出尿样呈阳性，包括夺得男子举重金牌的保加利亚选手格鲁比尔勒和古恩切夫、获得铜牌的前民主德国柔道运动员布劳恩，他们获得的奖牌后来都被收回了。违禁药物使汉城奥运会成为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最为“耻辱、肮脏”的一次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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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国际体坛的违禁药物问题越来越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一些新型的违禁药物如EPO等。据统计，从1981年至今，兴奋剂已经夺去了至少25名自行车运动员的生命。而且，犯案的运动员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像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男子铅球冠军巴恩斯，1998年被查出服用了类固醇类药物而被终身禁赛；还有爱尔兰的游泳选手德布鲁因原姓史密斯 ，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之后，她的药检也是屡次出现问题。而德国的男子长跑名将布劳恩则比许多药物学家还要专业，他使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违禁药物——人体生长荷尔蒙。还有古巴的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索托马约尔、牙买加的奥蒂、法国的自行车名将马格宁等，沾上禁药的运动员名单越来越长。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违禁药物刚刚在国际体坛露头的时候，“流行”的只是安非他明、可地阿明等较为简单的兴奋剂类药物，麻黄素也开始有运动员使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到了八十年代，合成代谢类类固醇、诺龙以及睾丸激素等更为隐蔽的违禁药物开始登堂入室。而到了九十年代，血液类药物如EPO、人体生长荷尔蒙等越来越难以被检测的违禁药物成为那些铤而走险的运动员们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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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曾经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进入男子标枪决赛的澳大利亚选手雷特尔出版了一本名为《阳性》的自传，在书中雷特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发了澳大利亚有关当局替服用违禁药物的运动员遮掩事实的经过。雷特尔说他和身边的队友都被教练安排服用一些违禁药物，而教练员总是预先从有关当局那里了解到有关药检的具体时间安排，届时，教练员会安排一些运动员暂时停止用药以应付检查，所以从1995年到1999年，雷特尔每年服用的类固醇类药物价值达到1.2万美元，但从来没有被抓住过。雷特尔说“禁药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它的存在。”
约翰逊的教练弗郎西斯当年在弟子东窗事发之后曾有过这样一番感慨，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这就不算欺骗。”汉城奥运会一共有8465名运动员参赛，只有约翰逊和其他9名运动员尿检不过关，弗朗西斯说的“每个人”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如果细想起来，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是的，你可以想象有超过10人在汉城使用违禁药物而没有被发现，那么在悉尼，同样也会有超过10人使用更为先进的违禁药物，即便我们在悉尼运用了血检和尿检的双保险，在与违禁药物的斗争中，我们又能有多少胜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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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胜利充满乐观的理由
对在悉尼与违禁药物的斗争，美国田径协会主席马斯拜克是持乐观态度的一员。他坚持说悉尼奥运会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干净的奥运会，“本届奥运会的药物检查将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我相信绝大多数赴悉尼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不敢以身试法。”马斯拜克充满了信心。
的确，国际奥委会在与违禁药物的斗争中可谓不遗余力。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国际奥委会就开始在奥运会中采取了一些控制药物使用的措施。1967年9月，在瑞士的洛桑，国际奥委会药物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国际奥委会成为世界上最早成立专门药物委员会的体育组织之一。在1968年法国格勒诺布尔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和墨西哥城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的药物检查制度正式开始运作。本着“保护运动员的健康、尊重体育道德、确保所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三大原则，30年来，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世界各体育组织与服用违禁药物的行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从1968年开始，国际奥委会在历届冬奥会和夏季奥运会上进行的药物检查次数逐渐增加，从最初的几十例到后来的近两千例，打击违禁药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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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月，国际奥委会更是在洛桑成立了国际反禁药机构，领导全世界的反禁药工作。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将全面担负起飞行药检、合作研究、预防与教育等各项反禁药措施的实施工作。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言，国际反禁药机构的成立，“是净化体坛的一个重大胜利”。
本届奥运会无疑是兴奋剂检测投入最大的一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药检耗资200万美元，汉城奥运会耗资300万美元，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药检的花费则超过了900万美元，可以预见本届奥运会在药检上的花费将是一个新的天文数字。花费倒在其次，组委会这些动作对运动员的威慑力也极其有效，组委会甚至已经夸下海口，将争取实现药检的成功率达100%，而漏网之鱼不超过0.3%，这些举措肯定将真正实现奥运会清白公正、公平、公开的举办初衷。尤其是血检在悉尼投入使用，改变了奥运会对EPO这种兴奋剂的被动局面，这应该看作是奥林匹克运动在反兴奋剂斗争中的一次伟大的胜利。
当然，这些大动作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奥运会前所有运动员已经谈药色变，使得感冒这种常见病都成了疑难杂症，因为众多感冒药的成份中均有兴奋剂存在，这为治愈这样的小病带来了很多难题，运动员要想使自己不要误陷囫圄，一个较好的办法是不服，而最好的则是不要生病。, 百拇医药
难以忘却的屈辱失败
在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上，违禁药物第一次显露魔爪是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当时一名自行车运动员突然在奥运 会期间死亡。事后很多消息来源都证实，这名运动员死于过量服用安非他明。由于使用兴奋剂属于欺骗行为，其存在和人类奥林匹克理想背道而驰。它不仅损坏了运动员的健康，而且瓦解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使奥运会崇尚竞技的健康教育价值和“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成为一种笑柄。于是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的一些反禁药措施开始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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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现代国际大赛中，运动成绩往往与巨大的经济利益及其他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不断有运动员和教练员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而新科技手段又使兴奋剂的使用越来越巧妙，难以查出。1967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确定的兴奋剂种类只有4大类，以后逐渐扩展，1974年增至5大类，1986年增至6大类，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违禁药物种类已达最初确定药物的12.5倍，兴奋剂也不再限于药物，还包括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一些手段，目前可以确定为兴奋剂的已达到8大类。国际奥委会的反禁药措施明显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到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服用违禁药物的现象来了一次全面爆发，震惊了世界。在那届奥运会上，加拿大男子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以9.79秒的惊人成绩刷新了男子百米的世界纪录并且夺得金牌，但随后他在尿检中被发现服用了类固醇类药物康力龙。约翰逊的金牌被收回，纪录被取消。本.约翰逊和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算上本·约翰逊，在这届奥运会上共有10人在药检中被查出尿样呈阳性，包括夺得男子举重金牌的保加利亚选手格鲁比尔勒和古恩切夫、获得铜牌的前民主德国柔道运动员布劳恩，他们获得的奖牌后来都被收回了。违禁药物使汉城奥运会成为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最为“耻辱、肮脏”的一次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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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国际体坛的违禁药物问题越来越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一些新型的违禁药物如EPO等。据统计，从1981年至今，兴奋剂已经夺去了至少25名自行车运动员的生命。而且，犯案的运动员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像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男子铅球冠军巴恩斯，1998年被查出服用了类固醇类药物而被终身禁赛；还有爱尔兰的游泳选手德布鲁因原姓史密斯 ，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之后，她的药检也是屡次出现问题。而德国的男子长跑名将布劳恩则比许多药物学家还要专业，他使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违禁药物——人体生长荷尔蒙。还有古巴的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索托马约尔、牙买加的奥蒂、法国的自行车名将马格宁等，沾上禁药的运动员名单越来越长。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违禁药物刚刚在国际体坛露头的时候，“流行”的只是安非他明、可地阿明等较为简单的兴奋剂类药物，麻黄素也开始有运动员使用。随着科技的发展，到了八十年代，合成代谢类类固醇、诺龙以及睾丸激素等更为隐蔽的违禁药物开始登堂入室。而到了九十年代，血液类药物如EPO、人体生长荷尔蒙等越来越难以被检测的违禁药物成为那些铤而走险的运动员们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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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曾经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进入男子标枪决赛的澳大利亚选手雷特尔出版了一本名为《阳性》的自传，在书中雷特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发了澳大利亚有关当局替服用违禁药物的运动员遮掩事实的经过。雷特尔说他和身边的队友都被教练安排服用一些违禁药物，而教练员总是预先从有关当局那里了解到有关药检的具体时间安排，届时，教练员会安排一些运动员暂时停止用药以应付检查，所以从1995年到1999年，雷特尔每年服用的类固醇类药物价值达到1.2万美元，但从来没有被抓住过。雷特尔说“禁药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它的存在。”
约翰逊的教练弗郎西斯当年在弟子东窗事发之后曾有过这样一番感慨，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这就不算欺骗。”汉城奥运会一共有8465名运动员参赛，只有约翰逊和其他9名运动员尿检不过关，弗朗西斯说的“每个人”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如果细想起来，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是的，你可以想象有超过10人在汉城使用违禁药物而没有被发现，那么在悉尼，同样也会有超过10人使用更为先进的违禁药物，即便我们在悉尼运用了血检和尿检的双保险，在与违禁药物的斗争中，我们又能有多少胜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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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胜利充满乐观的理由
对在悉尼与违禁药物的斗争，美国田径协会主席马斯拜克是持乐观态度的一员。他坚持说悉尼奥运会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干净的奥运会，“本届奥运会的药物检查将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我相信绝大多数赴悉尼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不敢以身试法。”马斯拜克充满了信心。
的确，国际奥委会在与违禁药物的斗争中可谓不遗余力。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国际奥委会就开始在奥运会中采取了一些控制药物使用的措施。1967年9月，在瑞士的洛桑，国际奥委会药物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国际奥委会成为世界上最早成立专门药物委员会的体育组织之一。在1968年法国格勒诺布尔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和墨西哥城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的药物检查制度正式开始运作。本着“保护运动员的健康、尊重体育道德、确保所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三大原则，30年来，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世界各体育组织与服用违禁药物的行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从1968年开始，国际奥委会在历届冬奥会和夏季奥运会上进行的药物检查次数逐渐增加，从最初的几十例到后来的近两千例，打击违禁药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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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月，国际奥委会更是在洛桑成立了国际反禁药机构，领导全世界的反禁药工作。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将全面担负起飞行药检、合作研究、预防与教育等各项反禁药措施的实施工作。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言，国际反禁药机构的成立，“是净化体坛的一个重大胜利”。
本届奥运会无疑是兴奋剂检测投入最大的一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药检耗资200万美元，汉城奥运会耗资300万美元，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药检的花费则超过了900万美元，可以预见本届奥运会在药检上的花费将是一个新的天文数字。花费倒在其次，组委会这些动作对运动员的威慑力也极其有效，组委会甚至已经夸下海口，将争取实现药检的成功率达100%，而漏网之鱼不超过0.3%，这些举措肯定将真正实现奥运会清白公正、公平、公开的举办初衷。尤其是血检在悉尼投入使用，改变了奥运会对EPO这种兴奋剂的被动局面，这应该看作是奥林匹克运动在反兴奋剂斗争中的一次伟大的胜利。
当然，这些大动作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奥运会前所有运动员已经谈药色变，使得感冒这种常见病都成了疑难杂症，因为众多感冒药的成份中均有兴奋剂存在，这为治愈这样的小病带来了很多难题，运动员要想使自己不要误陷囫圄，一个较好的办法是不服，而最好的则是不要生病。,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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