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浮出水面的话题
大学教授、原江西省主管文教的副省长、现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拥有一系列显赫头衔的陈癸尊绝没有想到自己成了“反性骚扰”这一话题的领跑者。
“我一直以为有人提出来过，后来才知道自己是第一个。”电话里，他“呵呵”地笑着。仅仅出于一名科学工作者的直率和一名人民代表的职责，陈癸尊提出立法反对性骚扰的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反性骚扰这一过程中，陈癸尊的出现是一个偶然因素，因而也成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1998年6月，陈癸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执业医师法》时提出“惩治性骚扰”；1999年3月4日，陈癸尊等人大代表领衔提交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性骚扰法〉的议案》成为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第10号议案。“性骚扰”借陈癸尊等人大代表之力一举进入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视野，舆论惊呼“'性骚扰’浮出水面。”
在此之前，最大胆的说法也不过是“三资企业”的女职工频繁遭遇性骚扰。最早的报告来自上海，上海妇女心理咨询热线称，“有关性骚扰的咨询电话，从1993年开始出现，并逐步增多。”1995年该热线针对月薪千元以上的合资企业女秘书或兼职女秘书的性骚扰调查情况表明，“50%的女性承认自己受到过上司的性骚扰”。而今，媒体报道说，已有合资企业将“性骚扰”写进劳动合同———这是“反性骚扰”运动听到的最有建设性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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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领域不存在“性骚扰”问题吗？显然不是。当“性骚扰”仅仅作为一个话题浮出水面以后，来自各方的呼吁和求救显然越来越多。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过去，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性骚扰的受害者根本不知道该向哪里求救和投诉，更谈不上公众的自觉和反抗。经媒体报道后，陈癸尊成为“性骚扰”受害者的求助目标之一，而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依靠某个人的能力和威望。相对媒体报道的热烈和激进，“惩治性骚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999年7月16日，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对陈癸尊等人提出的议案作出的答复肯定了“性骚扰”问题的存在和危害，“但对性骚扰的界定、处罚的行为界限、采用何种手段予以制裁等问题，需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陈癸尊对这一答复表示接受，对于人们的询问，他这样解释，“性骚扰需要专门的法律来解决，但目前立法的时机还不成熟。”
法律界的态度与此基本相同。无疑，对立法采取审慎的态度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仅需要审慎地面对立法，同时也需要有人审慎地对待立法中存在的“不成熟”和障碍———对于后者，我们还没有看到足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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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大的“不成熟”因素来自社会公众的态度。由中华女子学院等机构近期完成的《中国区域性妇女受暴力侵犯研究报告》结果表明，接受调查的4000人当中，有70.57%的人不认为性骚扰问题带有普遍性。而在同一个调查中，调查者让受访者对13种常见的“性骚扰”行为表明态度，结果证明，人们对生活中最常见的语言上的骚扰、舞场上的骚扰和闹婚中性骚扰习以为常，许多人并不认为这是性骚扰行为。调查者认为，这些数据愈发表明社会对性骚扰问题认识不足。
在公众心目中，性骚扰是“大惊小怪、是某些女性的过敏反应、是不检点作风开放的女性自取其辱、缺乏幽默感”等等，理解上的误区仍然存在着。由于舆论的压力，很多妇女仍然只能在姐妹间私下的谈话中透露自己这方面的苦恼、交流“应对技巧”，不到事态严重不肯也不敢公诸于众。
由于缺少法律依据和舆论支持，大多数受害者或者遮遮掩掩忍气吞声，或者以破釜沉舟之势四处找组织、找媒体反映情况———而这些“情况”大多不能获得领导的同情，不具备“法律”效力。陈癸尊们之所以呼吁立法的原因恰恰在于我们目前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可以追究和制裁这种种源于性别和权力失衡所带给人的屈辱和伤害。
从时间上来看，我们大体用了5年的时间让“性骚扰”从一个秘密变成了公开的话题，但是目前，它仍然在水面上漂浮着。陈癸尊提出议案后，曾有媒体亢奋地质问，“性骚扰，还能骚扰多久？”答案是，或许很快，或许很久，速度取决于我们的认识、选择和行动。, http://www.100md.com
“我一直以为有人提出来过，后来才知道自己是第一个。”电话里，他“呵呵”地笑着。仅仅出于一名科学工作者的直率和一名人民代表的职责，陈癸尊提出立法反对性骚扰的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反性骚扰这一过程中，陈癸尊的出现是一个偶然因素，因而也成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1998年6月，陈癸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执业医师法》时提出“惩治性骚扰”；1999年3月4日，陈癸尊等人大代表领衔提交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性骚扰法〉的议案》成为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第10号议案。“性骚扰”借陈癸尊等人大代表之力一举进入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视野，舆论惊呼“'性骚扰’浮出水面。”
在此之前，最大胆的说法也不过是“三资企业”的女职工频繁遭遇性骚扰。最早的报告来自上海，上海妇女心理咨询热线称，“有关性骚扰的咨询电话，从1993年开始出现，并逐步增多。”1995年该热线针对月薪千元以上的合资企业女秘书或兼职女秘书的性骚扰调查情况表明，“50%的女性承认自己受到过上司的性骚扰”。而今，媒体报道说，已有合资企业将“性骚扰”写进劳动合同———这是“反性骚扰”运动听到的最有建设性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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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领域不存在“性骚扰”问题吗？显然不是。当“性骚扰”仅仅作为一个话题浮出水面以后，来自各方的呼吁和求救显然越来越多。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过去，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性骚扰的受害者根本不知道该向哪里求救和投诉，更谈不上公众的自觉和反抗。经媒体报道后，陈癸尊成为“性骚扰”受害者的求助目标之一，而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依靠某个人的能力和威望。相对媒体报道的热烈和激进，“惩治性骚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999年7月16日，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对陈癸尊等人提出的议案作出的答复肯定了“性骚扰”问题的存在和危害，“但对性骚扰的界定、处罚的行为界限、采用何种手段予以制裁等问题，需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陈癸尊对这一答复表示接受，对于人们的询问，他这样解释，“性骚扰需要专门的法律来解决，但目前立法的时机还不成熟。”
法律界的态度与此基本相同。无疑，对立法采取审慎的态度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仅需要审慎地面对立法，同时也需要有人审慎地对待立法中存在的“不成熟”和障碍———对于后者，我们还没有看到足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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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大的“不成熟”因素来自社会公众的态度。由中华女子学院等机构近期完成的《中国区域性妇女受暴力侵犯研究报告》结果表明，接受调查的4000人当中，有70.57%的人不认为性骚扰问题带有普遍性。而在同一个调查中，调查者让受访者对13种常见的“性骚扰”行为表明态度，结果证明，人们对生活中最常见的语言上的骚扰、舞场上的骚扰和闹婚中性骚扰习以为常，许多人并不认为这是性骚扰行为。调查者认为，这些数据愈发表明社会对性骚扰问题认识不足。
在公众心目中，性骚扰是“大惊小怪、是某些女性的过敏反应、是不检点作风开放的女性自取其辱、缺乏幽默感”等等，理解上的误区仍然存在着。由于舆论的压力，很多妇女仍然只能在姐妹间私下的谈话中透露自己这方面的苦恼、交流“应对技巧”，不到事态严重不肯也不敢公诸于众。
由于缺少法律依据和舆论支持，大多数受害者或者遮遮掩掩忍气吞声，或者以破釜沉舟之势四处找组织、找媒体反映情况———而这些“情况”大多不能获得领导的同情，不具备“法律”效力。陈癸尊们之所以呼吁立法的原因恰恰在于我们目前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可以追究和制裁这种种源于性别和权力失衡所带给人的屈辱和伤害。
从时间上来看，我们大体用了5年的时间让“性骚扰”从一个秘密变成了公开的话题，但是目前，它仍然在水面上漂浮着。陈癸尊提出议案后，曾有媒体亢奋地质问，“性骚扰，还能骚扰多久？”答案是，或许很快，或许很久，速度取决于我们的认识、选择和行动。,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