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诊率高达90% 医疗误诊岂能轻描淡写搪塞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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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29日
误诊已经成为医学界、法律界及患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据统计，我国目前临床误诊率在30%左右，而某些疑难病例的误诊率达到40%以上。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误诊误治研究会今年的调查报告更显示，个别单病种的误诊率甚至高达90%。
医生，作为拥有专业知识的群体，往往由于医疗器械、自身专业水平等原因的限制，导致对疾病判断的失误：病人，苦于对医生的“盲从”，在医疗事故发生后，还常常被蒙在鼓里，即使有所不满，也往往被一句“误诊”轻轻搪塞过。
去年6月，福建省厦门市二轻医院为一位妇女做妇科检查时，采用未经卫生部认可的MDI检测法，误诊其患有淋病。《法制日报》报道说，厦门开元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定厦门二轻医院误诊，已构成对原告的侵害，也给原告家庭造成精神伤害。
高考体检误诊遗害不少
精神伤害尚可挽回，体检时的误诊，却差点改变了一个学生的前途。去年11月，《江淮晨报》曾经有这样一篇报道，蚌埠市高考学子孙山明明患有“右下叶支气管囊肿”，却在体检时被误诊断为“结核空洞”。经多方权威医疗机构复查，孙山被延误了整整一年后，才进入了大学校门。为此，孙山父亲孙自力向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提出索赔，而蚌埠二院院长和分管体检工作的副院长坚持认为：“'肺结核空洞’结论有依据，同时上海第一肺科医院的报告我们不否定……我们对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终检结果持保留意见。”两位院长同时说：“这只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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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了一年上学时间，虽然损失不小，却不是什么终身遗憾，因为误诊而落下终身残疾，才真是有苦说不出。1997年12月27日下午，广西右江民族医学院的陈俊洲感到右下腹持续性疼痛，到学院附院急诊科就诊，拟诊为急性肠炎。但医生却没有进一步诊断。病人的病情加重时，值班主任仍坚持认为病情不重。因延误了最佳诊断时机，小陈的小肠被大部分切除，只留下40厘米，落下终身残疾。据悉，目前小陈只能通过肠外静脉补给营养，每天的药物费用达300多元。
误诊岂能不负责任
《江淮晨报》曾经有报道说，去年10月12日下午，安徽来安县妇女王炳惠腹痛到县人民医院看急诊，值班医生会同妇产科医生经过简单的询问和检查，诊断为“宫外孕造成卵巢破裂”。等送进手术室切开腹部后，发现不是宫外孕，又立刻通知外科主任医生会诊，确诊为脾破裂，于是缝合原手术切口做脾切除手术。
在王炳惠住院治疗期间，王的家人为此找来安县卫生局要求妥善处理，卫生局要王的家人找医院调解。医院领导说，王炳惠到该院看急诊检查时面色苍白，失血性休克，不能作任何特殊检查，造成误诊，这在医疗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医院没有责任。王炳惠则认为，它到医院时，除腹痛外，根本就没有休克，对医生的提问，她都回答了。由于医生误诊，导致她连挨两刀，失血过多昏死在手术台上，差点丢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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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今年4月，上海市徐家汇地段医院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一名80岁的老人因心脏病，在中山医院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住进该地段医院疗养。由于主治医生换用药物，引起药物反应，引发一系列肝、肾功能问题和电解质紊乱。在此期间，家属及病人多次向医生反映，医生一直没有采纳。撤掉此药物后，病人情况立即好转。根据一般诊疗常识，当病人发生对药物的不适应时，首先应该考虑停药。奇怪的是，在病人的出院报告中，这段情况却只字未提，连“用某药有反应”也没有提到。
《生活日报》今年3月的一篇报道又说，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医院的一名大夫仅凭一次肝功能检验，就断定患者得了肝炎，让患者一家一场惊慌。为此，消费者愤而向当事医院讨说法，未获满意答复。山东省卫生厅有关人士则认为，医务工作中因机器设备等因素造成的偶尔失误现象是允许存在的。
尽快建立医保制度及相关法规
医疗事故纠纷处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今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广东省刘宁等13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代会提出建议，医患纠纷的处理应尽快纳入法制轨道，呼吁尽快出台新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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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我国目前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仍然沿用卫生部1986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将医疗事故分为三级：由于医生的过失造成患者死亡的为一级事故，造成患者残疾的为二级事故，造成某器官功能障碍者的为三级事故。一级事故的最高赔偿金额为2万元，二级为1.5万元，三级为1万元。这样的标准已经沿用了15年，而我国的物价指数已经上升了十几倍，患者已经不能接受这种赔偿标准。
医疗属于高风险行业，事故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因此，国家也应尽快建立医疗赔偿保险制度，由社会分担赔偿风险。
近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三届误诊学与医疗技术研讨会上传出好消息，我国即将出台医疗事故鉴定误诊诊断标准。此次研讨会将制定出单病种误诊的诊断标准，如阑尾炎、胃溃疡、直肠癌等，然后逐步对疑难病症出台相应误诊诊断标准。这些误诊诊断标准包括：对患者的体诊、病史、症状等了解程度；临床检查使用的设备是否恰当；对病症的判断是否准确；处置是否正确等内容。(据《广州日报》), 百拇医药
医生，作为拥有专业知识的群体，往往由于医疗器械、自身专业水平等原因的限制，导致对疾病判断的失误：病人，苦于对医生的“盲从”，在医疗事故发生后，还常常被蒙在鼓里，即使有所不满，也往往被一句“误诊”轻轻搪塞过。
去年6月，福建省厦门市二轻医院为一位妇女做妇科检查时，采用未经卫生部认可的MDI检测法，误诊其患有淋病。《法制日报》报道说，厦门开元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定厦门二轻医院误诊，已构成对原告的侵害，也给原告家庭造成精神伤害。
高考体检误诊遗害不少
精神伤害尚可挽回，体检时的误诊，却差点改变了一个学生的前途。去年11月，《江淮晨报》曾经有这样一篇报道，蚌埠市高考学子孙山明明患有“右下叶支气管囊肿”，却在体检时被误诊断为“结核空洞”。经多方权威医疗机构复查，孙山被延误了整整一年后，才进入了大学校门。为此，孙山父亲孙自力向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提出索赔，而蚌埠二院院长和分管体检工作的副院长坚持认为：“'肺结核空洞’结论有依据，同时上海第一肺科医院的报告我们不否定……我们对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终检结果持保留意见。”两位院长同时说：“这只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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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了一年上学时间，虽然损失不小，却不是什么终身遗憾，因为误诊而落下终身残疾，才真是有苦说不出。1997年12月27日下午，广西右江民族医学院的陈俊洲感到右下腹持续性疼痛，到学院附院急诊科就诊，拟诊为急性肠炎。但医生却没有进一步诊断。病人的病情加重时，值班主任仍坚持认为病情不重。因延误了最佳诊断时机，小陈的小肠被大部分切除，只留下40厘米，落下终身残疾。据悉，目前小陈只能通过肠外静脉补给营养，每天的药物费用达300多元。
误诊岂能不负责任
《江淮晨报》曾经有报道说，去年10月12日下午，安徽来安县妇女王炳惠腹痛到县人民医院看急诊，值班医生会同妇产科医生经过简单的询问和检查，诊断为“宫外孕造成卵巢破裂”。等送进手术室切开腹部后，发现不是宫外孕，又立刻通知外科主任医生会诊，确诊为脾破裂，于是缝合原手术切口做脾切除手术。
在王炳惠住院治疗期间，王的家人为此找来安县卫生局要求妥善处理，卫生局要王的家人找医院调解。医院领导说，王炳惠到该院看急诊检查时面色苍白，失血性休克，不能作任何特殊检查，造成误诊，这在医疗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医院没有责任。王炳惠则认为，它到医院时，除腹痛外，根本就没有休克，对医生的提问，她都回答了。由于医生误诊，导致她连挨两刀，失血过多昏死在手术台上，差点丢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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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今年4月，上海市徐家汇地段医院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一名80岁的老人因心脏病，在中山医院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住进该地段医院疗养。由于主治医生换用药物，引起药物反应，引发一系列肝、肾功能问题和电解质紊乱。在此期间，家属及病人多次向医生反映，医生一直没有采纳。撤掉此药物后，病人情况立即好转。根据一般诊疗常识，当病人发生对药物的不适应时，首先应该考虑停药。奇怪的是，在病人的出院报告中，这段情况却只字未提，连“用某药有反应”也没有提到。
《生活日报》今年3月的一篇报道又说，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医院的一名大夫仅凭一次肝功能检验，就断定患者得了肝炎，让患者一家一场惊慌。为此，消费者愤而向当事医院讨说法，未获满意答复。山东省卫生厅有关人士则认为，医务工作中因机器设备等因素造成的偶尔失误现象是允许存在的。
尽快建立医保制度及相关法规
医疗事故纠纷处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今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广东省刘宁等13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代会提出建议，医患纠纷的处理应尽快纳入法制轨道，呼吁尽快出台新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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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我国目前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仍然沿用卫生部1986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将医疗事故分为三级：由于医生的过失造成患者死亡的为一级事故，造成患者残疾的为二级事故，造成某器官功能障碍者的为三级事故。一级事故的最高赔偿金额为2万元，二级为1.5万元，三级为1万元。这样的标准已经沿用了15年，而我国的物价指数已经上升了十几倍，患者已经不能接受这种赔偿标准。
医疗属于高风险行业，事故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因此，国家也应尽快建立医疗赔偿保险制度，由社会分担赔偿风险。
近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三届误诊学与医疗技术研讨会上传出好消息，我国即将出台医疗事故鉴定误诊诊断标准。此次研讨会将制定出单病种误诊的诊断标准，如阑尾炎、胃溃疡、直肠癌等，然后逐步对疑难病症出台相应误诊诊断标准。这些误诊诊断标准包括：对患者的体诊、病史、症状等了解程度；临床检查使用的设备是否恰当；对病症的判断是否准确；处置是否正确等内容。(据《广州日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