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代表”的折扣“七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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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4日
“医药代表”的折扣“七步曲”
“医药代表”是直接到医院推销药品的销售员，对药品的折扣黑幕可谓绝对的心知肚明。据新华社的权威调查文章显示，大多“医药代表”在医院的销售工作程序大致可分为7个步骤：
1.结识药剂室主任，由他指示把药送给临床大夫试用，这中间自然少不得要给二者送些“联系感情”之物。
2.与试用药物的相关科室主任拉好关系，以赞助学术活动、添置办公用品等名义，或者用钞票使主任满意，这样就可以由主任或大夫写一份用药申请，然后在医院专事批准进药的药物委员会提出。
3.在药物委员会开会前，必须买通主管院长、药物委员会重要成员、药剂科主任和有关医生。
4.通过了药物委员会，立即要向采购、库管员、财务等人士表示表示，以便医院尽快到与厂家合作的医药批发商处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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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货后，还要立即为日后的顺利结款疏通关节。
6.接着，要和每位有处方权(即有权开药)的医生拉关系，让医生给患者开药。这就需要大“出血”了，需给医生占药价10%—20%的折扣。
7.因给医生的折扣多少要根据药房统计的药方付费，因此就要给统计人员“统方费”，这钱不多，但每张处方也要几角钱。
这分明就是一部折扣“七步曲”。而这些用于折扣的费用当然全部要出在患者身上了，这也正是药价黑幕的黑暗之处。
记者问过沈城几位对折扣之风也颇有微词的“医药代表”朋友：“为何不降低这些给医院的折扣，而给患者让利？这样患者满意，药厂利益又丝毫不损，何乐而不为？”“医院我们绝对得罪不起。”朋友无奈地解释道，在现行医药合一的体制下，医院既是买方市场又是卖方市场，面对众多的医药公司和制药厂家有极大的选择权，它完全可以以制药厂家的折扣率大小为条件来选择药品，所以制药厂家便以竞相提高给医院的折扣来促销，药价自然越来越高。这也正是药价黑幕产生的根源。朋友愤愤不平：其实，药价虚高，获得暴利的绝对不是药厂和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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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些“医药代表”朋友所言：目前沈城许多大医院科室内的饮水机、空调机、电脑都是制药公司和医院“联络感情”的产物。有的大医院将医生为某种药物的“开方费”作为科研基金，掌握在科主任手里，科里的医生出国开会、进修或添置器械，费用多出于此。甚至某些大医院的办公大楼也主要来自药品的折扣收入。至于被临床医生收进个人腰包内的那部分折扣，便纯粹属于机密，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他知了。而以上这些资金的来源，名义上的支付者是药厂，实际上全部要由患者来承担。
长春药价黑幕揭开一角
不久前，长春媒体的一篇文章令国人震惊：今年5月群众举报某药厂驻长春办事处有行贿行为，长春市工商局的执法人员迅速赶到，并在公安人员的协助下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促销账目拿到手。随后，工商人员又顺藤摸瓜，将上海、广州、江苏等地的十几个大药厂的促销账目查获，经核对后惊讶地发现：从1998年至今，这些药厂给长春市各级医院及医生的药品回扣额竟然高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涉及医生200多名。其中仅上海某药厂驻长春办事处从1998年初到今年4月底给长春市各级医院医生的药品促销费就高达46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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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长春市工商部门调查，医生只要给患者使用上某些药物，就不仅可以得到大至电脑、手机、商务通，小至衬衫、笔、袜子之类的礼品，使用到一定量的时候，还可以到药厂报销衣服、鞋、饭费及差旅费等日常开销，但最具吸引力的是数量可观的现金。
但当记者到达长春对这一被称之为“长春药品回扣黑幕揭开一角”的案件进行采访后却感到，揭开黑幕困难重重。
长春市工商局一位官员得知记者的来意后，非常为难地对记者解释道，因为药厂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已全都不见踪影，而促销账目上涉及到的医生又没有一个肯承认接受过回扣，因此迄今为止案情毫无进展。据这位官员透露，药厂给医院及医生的回扣主要是现金，一是因为医生喜欢现金，二是保险，执法机关查起来不好找证据；而医药代表给医生现金时一般又绝无第三者在场，所以即使是账目上写明的医生接受回扣的事实一时也无从查起；此外，这其中的一部分折扣又是按规定医院作为医药经销单位可以收取的，这就更加大了案件查处的难度。然而，有一点不容回避的是，2000万元的折扣是实实在在地进了医院及医生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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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长春市的工商执法人员不得不提醒长春患者，用药前最好拿医生的药方到药店问问价。这对于医疗机构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讽刺。
哈尔滨医生实话实说
在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急救中心的3位医师张杰、田文华、郭华向记者痛诉：“回扣药玷污了‘白衣天使’!”
张杰：有一批药品推销人员叫医药代表，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科室推销药品。比如有种消炎药叫“多龙”，定价67元一支。其中医院批零差价加回扣得利相当于药价的25%到30%。此外，医生每给患者用一支“多龙”，推销人员给医生提成12元，给药房统计处方的工作人员两元。这都是现金交易，今天晚上开完药，明天早上他就会送钱来，可认真了，全院的人基本都认识他。因为药费大量流失在中间环节，卖药利大。
郭英：还有一种叫“培氟沙星”的药，与“多龙”是价格接近的同类药。卖这两种药的推销员展开了激列的竞争，就像竞价拍卖似的，将回扣从每支6元一直涨到12元。这两种药有着类似的副作用，超量使用对肝功能有一定损害，正常用量一天两支。可有位医生一个白天给同一位患者就用了6支“培氟沙星”。如果给这位病人化验肝功能的话，一定会发现受到很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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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这样为拿回扣而用药，对病人的危害可太大了。去年冬天来了一个煤气中毒的病人，按急救常理，首先该做的就是给患者做充氧治疗，这是目前公认的有效手段。可当班护士事后告诉我，当时病人兜里只有500元钱，大夫却拿这钱全给开了“多龙”，它根本就不治这种病。然后，医生让患者家属再回家拿钱做氧疗。连护士都认为，这是在草菅人命。还有，很多心脏病、脑血管病人根本不存在感染，有的大夫不论青红皂白，也给开一大堆抗生素。一位肝癌腹水病人，入院时只有200元钱。结果，大夫坚持给开了两支“多龙”，这药不但治不了肝癌，还会对病人肝脏进一步造成损害。确诊后，病人再也没钱了，只好回家。一位肾功能衰竭、按理禁用“多龙”的患者，医生却一次给人家开了10天的“多龙”，让患者拿回家到附近的小医院点滴，结果越治越不好。
田文华：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医院也不同程度存在。去年，我在青岛参加“全国急诊急救经验交流班”，一位全国知名的老教授讲，抗生素超不出四大类，用哪个真好，你们心里最清楚。现在有的大夫脑袋叫虫蛀了，良心都没有了。哪家给钱多，哪个品种用的就多。我就害怕哪一天药商不给回扣了，医生却已经不会用药了!, 百拇医药
“医药代表”是直接到医院推销药品的销售员，对药品的折扣黑幕可谓绝对的心知肚明。据新华社的权威调查文章显示，大多“医药代表”在医院的销售工作程序大致可分为7个步骤：
1.结识药剂室主任，由他指示把药送给临床大夫试用，这中间自然少不得要给二者送些“联系感情”之物。
2.与试用药物的相关科室主任拉好关系，以赞助学术活动、添置办公用品等名义，或者用钞票使主任满意，这样就可以由主任或大夫写一份用药申请，然后在医院专事批准进药的药物委员会提出。
3.在药物委员会开会前，必须买通主管院长、药物委员会重要成员、药剂科主任和有关医生。
4.通过了药物委员会，立即要向采购、库管员、财务等人士表示表示，以便医院尽快到与厂家合作的医药批发商处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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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货后，还要立即为日后的顺利结款疏通关节。
6.接着，要和每位有处方权(即有权开药)的医生拉关系，让医生给患者开药。这就需要大“出血”了，需给医生占药价10%—20%的折扣。
7.因给医生的折扣多少要根据药房统计的药方付费，因此就要给统计人员“统方费”，这钱不多，但每张处方也要几角钱。
这分明就是一部折扣“七步曲”。而这些用于折扣的费用当然全部要出在患者身上了，这也正是药价黑幕的黑暗之处。
记者问过沈城几位对折扣之风也颇有微词的“医药代表”朋友：“为何不降低这些给医院的折扣，而给患者让利？这样患者满意，药厂利益又丝毫不损，何乐而不为？”“医院我们绝对得罪不起。”朋友无奈地解释道，在现行医药合一的体制下，医院既是买方市场又是卖方市场，面对众多的医药公司和制药厂家有极大的选择权，它完全可以以制药厂家的折扣率大小为条件来选择药品，所以制药厂家便以竞相提高给医院的折扣来促销，药价自然越来越高。这也正是药价黑幕产生的根源。朋友愤愤不平：其实，药价虚高，获得暴利的绝对不是药厂和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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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些“医药代表”朋友所言：目前沈城许多大医院科室内的饮水机、空调机、电脑都是制药公司和医院“联络感情”的产物。有的大医院将医生为某种药物的“开方费”作为科研基金，掌握在科主任手里，科里的医生出国开会、进修或添置器械，费用多出于此。甚至某些大医院的办公大楼也主要来自药品的折扣收入。至于被临床医生收进个人腰包内的那部分折扣，便纯粹属于机密，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他知了。而以上这些资金的来源，名义上的支付者是药厂，实际上全部要由患者来承担。
长春药价黑幕揭开一角
不久前，长春媒体的一篇文章令国人震惊：今年5月群众举报某药厂驻长春办事处有行贿行为，长春市工商局的执法人员迅速赶到，并在公安人员的协助下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促销账目拿到手。随后，工商人员又顺藤摸瓜，将上海、广州、江苏等地的十几个大药厂的促销账目查获，经核对后惊讶地发现：从1998年至今，这些药厂给长春市各级医院及医生的药品回扣额竟然高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涉及医生200多名。其中仅上海某药厂驻长春办事处从1998年初到今年4月底给长春市各级医院医生的药品促销费就高达46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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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长春市工商部门调查，医生只要给患者使用上某些药物，就不仅可以得到大至电脑、手机、商务通，小至衬衫、笔、袜子之类的礼品，使用到一定量的时候，还可以到药厂报销衣服、鞋、饭费及差旅费等日常开销，但最具吸引力的是数量可观的现金。
但当记者到达长春对这一被称之为“长春药品回扣黑幕揭开一角”的案件进行采访后却感到，揭开黑幕困难重重。
长春市工商局一位官员得知记者的来意后，非常为难地对记者解释道，因为药厂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已全都不见踪影，而促销账目上涉及到的医生又没有一个肯承认接受过回扣，因此迄今为止案情毫无进展。据这位官员透露，药厂给医院及医生的回扣主要是现金，一是因为医生喜欢现金，二是保险，执法机关查起来不好找证据；而医药代表给医生现金时一般又绝无第三者在场，所以即使是账目上写明的医生接受回扣的事实一时也无从查起；此外，这其中的一部分折扣又是按规定医院作为医药经销单位可以收取的，这就更加大了案件查处的难度。然而，有一点不容回避的是，2000万元的折扣是实实在在地进了医院及医生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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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长春市的工商执法人员不得不提醒长春患者，用药前最好拿医生的药方到药店问问价。这对于医疗机构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讽刺。
哈尔滨医生实话实说
在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急救中心的3位医师张杰、田文华、郭华向记者痛诉：“回扣药玷污了‘白衣天使’!”
张杰：有一批药品推销人员叫医药代表，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科室推销药品。比如有种消炎药叫“多龙”，定价67元一支。其中医院批零差价加回扣得利相当于药价的25%到30%。此外，医生每给患者用一支“多龙”，推销人员给医生提成12元，给药房统计处方的工作人员两元。这都是现金交易，今天晚上开完药，明天早上他就会送钱来，可认真了，全院的人基本都认识他。因为药费大量流失在中间环节，卖药利大。
郭英：还有一种叫“培氟沙星”的药，与“多龙”是价格接近的同类药。卖这两种药的推销员展开了激列的竞争，就像竞价拍卖似的，将回扣从每支6元一直涨到12元。这两种药有着类似的副作用，超量使用对肝功能有一定损害，正常用量一天两支。可有位医生一个白天给同一位患者就用了6支“培氟沙星”。如果给这位病人化验肝功能的话，一定会发现受到很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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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这样为拿回扣而用药，对病人的危害可太大了。去年冬天来了一个煤气中毒的病人，按急救常理，首先该做的就是给患者做充氧治疗，这是目前公认的有效手段。可当班护士事后告诉我，当时病人兜里只有500元钱，大夫却拿这钱全给开了“多龙”，它根本就不治这种病。然后，医生让患者家属再回家拿钱做氧疗。连护士都认为，这是在草菅人命。还有，很多心脏病、脑血管病人根本不存在感染，有的大夫不论青红皂白，也给开一大堆抗生素。一位肝癌腹水病人，入院时只有200元钱。结果，大夫坚持给开了两支“多龙”，这药不但治不了肝癌，还会对病人肝脏进一步造成损害。确诊后，病人再也没钱了，只好回家。一位肾功能衰竭、按理禁用“多龙”的患者，医生却一次给人家开了10天的“多龙”，让患者拿回家到附近的小医院点滴，结果越治越不好。
田文华：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医院也不同程度存在。去年，我在青岛参加“全国急诊急救经验交流班”，一位全国知名的老教授讲，抗生素超不出四大类，用哪个真好，你们心里最清楚。现在有的大夫脑袋叫虫蛀了，良心都没有了。哪家给钱多，哪个品种用的就多。我就害怕哪一天药商不给回扣了，医生却已经不会用药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