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男人,接近一个女人
最新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数据点评
题目有点荒唐,为了让人们尽快记住数据:2001年最新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2001年10月22日刚刚揭晓,每100个男人中有1.7个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而每100个女人中有0.98个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笼统点说就是,每100个男人中有一个半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每100个女人中将近有一个具备基本科学素养。
总体上我国公众(指18-69岁成年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4%,即100个人中有1.4个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2001年)。美国的数据为6.9%(1990年),欧共体的数据为4.4%(1989年)。
此次调查的数据具有重要意义,解读这些数据也需要相当时间。这里稍作一两句点评。
有趣的是:
1)单位负责人的科学素养很差,不及办事人员,党群领导并没有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如果科学算作先进文化之一种的话。2)学生的科学素养最高,而且远远高于其他人群,这说明教育对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十分关键。
, http://www.100md.com
不同年龄段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中,随着年纪的增大,科学素养急剧下降。而且40-49岁这一年纪段的人科学素养很低,竟然不足1%,而这一年纪段中是目前出任领导干部最多的人群,当前正是这一年纪的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这些数据同时说明,科技更新较快,年纪大了如果再不学习,便很难跟上科技进步的时代步伐。
“职业声望与期望子女从事的职业”一项调查得分,多处表现出负关联。政府官员的“声望与期望”值为8.6/9.9;大学教师为7.9/7.5;医生为18.7/20.0;科研人员为20.1/18.2,等等。教师和科研人员有较高的声望,但家长并不希望他们的子女从事这样的职业,而官员声望不算特别高(比教师当然还是高),但家长却更希望子女当官!或者说当官和当医生的好处大于它的声望,做教师与科研人员的好处低于其声望。这说明社会公正问题比较严重。
在我国有75.5%的公众认为科技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利大于弊,72.2%的公众对利用科技解决更多的问题抱有很大的期望。中国公众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科技领域依次为:农业与食品技术-人口健康与环境保护-国防科学技术。这说明,公众并不总是认为科技是好的,但也不存在对科技的强烈抵制。环境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引起公众的重视,这是非常好的进步。
, 百拇医药
2001年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将为各级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是许多部门盼望已久的数据,希望今后每两年能够做一次,并不断改进调查工作。
由这次调查,引申出一个话题,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并不高,那么怎样有效地提高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呢?从统计数据分析知道,从大的方面看,有两种思路或者两条路线。一种是速效的,所做的努力能够通过类似的调查在统计平均值上反映出来的办法;而另外一种不是速效的,即使很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在这类统计平均上仍然反映不出来。
具体讲,第一条路线是,充分认识到目前的统计平均值算法突出了中国五类群体的公众科学素养水平,这五类人是学生、科技人员、商业人员、办事人员和领导干部。他们是这个社会中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各级地方区域看,都是最有文化、科学素养最高的群体,统计数据反映,他们的科学素养分值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在统计平均的计算过程中,这五类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分子中贡献率几乎百分之百,而其它群体在分子中的贡献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各级主管领导干部如果知道这其中的小秘密,为了显示自己的执政效果(提高本地区公众科学素养显然算政绩之一),可以考虑只顾这五类群体,把有限的经费和精力都花在这些人身上,或者把大部分经费和精力投在这些群体上,用不了几年,政绩就会显示出来。因为这几类群体基础较好,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是容易的,社会很容易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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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路线是,把主要经费和精力投在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农民职业和其他弱势群体身上。这时领导干部的动机也可能只是为了迅速显示自己的政绩,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种速效的方法,因为农民职业虽然在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但决定统计平均值的不是某一个单项值,而是群体的比例乘以此群体的公众科学素养值后的乘积。对农民来说这个乘积是很小的,可以忽略,而且更为不可思议的是,鉴于目前的农民科学素养数值很小,即使提高10倍,仍然在平均值计算中不起作用,即仍然是可以忽略的。换句话说,即使对农民职业投入很大,真抓实干,到头来仍然从统计数字无法反映出来。要知道提高10倍是很难的,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当然,从动机上看还有另一种可能,即部分领导已经清楚这一点,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科学素养的真正提高,而不在乎短期的统计结果,心甘情愿地以弱势群体为主,一步一步脚印地做。甚至即使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和人民团体的指责(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整个地区的公众科学素养水平没有变化),也没有怨气,丢了乌沙帽也不在乎。
按第二条路线走,可能出于如上两种动机之一,我们不好妄加猜测,实际上考虑人家动机并不重要,关键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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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路线,哪一个更好?所谓好,我指的是对国家对人民更有利。显然应当是第二条路线。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按第二路线走,通常的政绩考核的确无法显示出他所做过的有益的、巨大的努力,相反按第一条路线走,投机取巧,就能快速显示出政绩。有谁关注这个矛盾吗?各级领导干部是按上层官员的意思行事,还是按良心行事?实际上事情比这更复杂。有时出于好心但由于违背事物的规律,照样办坏事,有时出于自私的目的,客观上又做了正确的事情。最好的组合是,当事人通晓其中的道理,按照国家的根本大法、按照自己作为人的良心为政一方,但这种组合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注:1)相关数据根据中国科协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小组的报告,2001年10月。国际对比可参考美国的《科学与工程指标》(Science&
Engineering Indicators)第7章,双年度发布。, 百拇医药
题目有点荒唐,为了让人们尽快记住数据:2001年最新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2001年10月22日刚刚揭晓,每100个男人中有1.7个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而每100个女人中有0.98个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笼统点说就是,每100个男人中有一个半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每100个女人中将近有一个具备基本科学素养。
总体上我国公众(指18-69岁成年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4%,即100个人中有1.4个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2001年)。美国的数据为6.9%(1990年),欧共体的数据为4.4%(1989年)。
此次调查的数据具有重要意义,解读这些数据也需要相当时间。这里稍作一两句点评。
有趣的是:
1)单位负责人的科学素养很差,不及办事人员,党群领导并没有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如果科学算作先进文化之一种的话。2)学生的科学素养最高,而且远远高于其他人群,这说明教育对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十分关键。
, http://www.100md.com
不同年龄段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中,随着年纪的增大,科学素养急剧下降。而且40-49岁这一年纪段的人科学素养很低,竟然不足1%,而这一年纪段中是目前出任领导干部最多的人群,当前正是这一年纪的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这些数据同时说明,科技更新较快,年纪大了如果再不学习,便很难跟上科技进步的时代步伐。
“职业声望与期望子女从事的职业”一项调查得分,多处表现出负关联。政府官员的“声望与期望”值为8.6/9.9;大学教师为7.9/7.5;医生为18.7/20.0;科研人员为20.1/18.2,等等。教师和科研人员有较高的声望,但家长并不希望他们的子女从事这样的职业,而官员声望不算特别高(比教师当然还是高),但家长却更希望子女当官!或者说当官和当医生的好处大于它的声望,做教师与科研人员的好处低于其声望。这说明社会公正问题比较严重。
在我国有75.5%的公众认为科技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利大于弊,72.2%的公众对利用科技解决更多的问题抱有很大的期望。中国公众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科技领域依次为:农业与食品技术-人口健康与环境保护-国防科学技术。这说明,公众并不总是认为科技是好的,但也不存在对科技的强烈抵制。环境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引起公众的重视,这是非常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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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将为各级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是许多部门盼望已久的数据,希望今后每两年能够做一次,并不断改进调查工作。
由这次调查,引申出一个话题,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并不高,那么怎样有效地提高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呢?从统计数据分析知道,从大的方面看,有两种思路或者两条路线。一种是速效的,所做的努力能够通过类似的调查在统计平均值上反映出来的办法;而另外一种不是速效的,即使很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在这类统计平均上仍然反映不出来。
具体讲,第一条路线是,充分认识到目前的统计平均值算法突出了中国五类群体的公众科学素养水平,这五类人是学生、科技人员、商业人员、办事人员和领导干部。他们是这个社会中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各级地方区域看,都是最有文化、科学素养最高的群体,统计数据反映,他们的科学素养分值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在统计平均的计算过程中,这五类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分子中贡献率几乎百分之百,而其它群体在分子中的贡献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各级主管领导干部如果知道这其中的小秘密,为了显示自己的执政效果(提高本地区公众科学素养显然算政绩之一),可以考虑只顾这五类群体,把有限的经费和精力都花在这些人身上,或者把大部分经费和精力投在这些群体上,用不了几年,政绩就会显示出来。因为这几类群体基础较好,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是容易的,社会很容易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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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路线是,把主要经费和精力投在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农民职业和其他弱势群体身上。这时领导干部的动机也可能只是为了迅速显示自己的政绩,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种速效的方法,因为农民职业虽然在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但决定统计平均值的不是某一个单项值,而是群体的比例乘以此群体的公众科学素养值后的乘积。对农民来说这个乘积是很小的,可以忽略,而且更为不可思议的是,鉴于目前的农民科学素养数值很小,即使提高10倍,仍然在平均值计算中不起作用,即仍然是可以忽略的。换句话说,即使对农民职业投入很大,真抓实干,到头来仍然从统计数字无法反映出来。要知道提高10倍是很难的,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当然,从动机上看还有另一种可能,即部分领导已经清楚这一点,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科学素养的真正提高,而不在乎短期的统计结果,心甘情愿地以弱势群体为主,一步一步脚印地做。甚至即使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和人民团体的指责(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整个地区的公众科学素养水平没有变化),也没有怨气,丢了乌沙帽也不在乎。
按第二条路线走,可能出于如上两种动机之一,我们不好妄加猜测,实际上考虑人家动机并不重要,关键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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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路线,哪一个更好?所谓好,我指的是对国家对人民更有利。显然应当是第二条路线。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按第二路线走,通常的政绩考核的确无法显示出他所做过的有益的、巨大的努力,相反按第一条路线走,投机取巧,就能快速显示出政绩。有谁关注这个矛盾吗?各级领导干部是按上层官员的意思行事,还是按良心行事?实际上事情比这更复杂。有时出于好心但由于违背事物的规律,照样办坏事,有时出于自私的目的,客观上又做了正确的事情。最好的组合是,当事人通晓其中的道理,按照国家的根本大法、按照自己作为人的良心为政一方,但这种组合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注:1)相关数据根据中国科协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小组的报告,2001年10月。国际对比可参考美国的《科学与工程指标》(Science&
Engineering Indicators)第7章,双年度发布。,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