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
(公元前期221年至公元220年）
一、社会发展概况
战国时期连年战乱，使得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安定统一，秦国的政治比山东六国都进步，兵力也较强。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由秦始皇（嬴政）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秦王朝，秦朝结束了两周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把全国划分为郡县，郡县守令都由朝廷任免，中央对地方有很大的控制权。定疆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秦王朝虽历时短暂，但秦始皇创设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行政机构和官僚体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秦王朝的大兴土木和暴虐统治，加速了它的覆亡。
汉王朝吸取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既着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又注重统治思想和政策的调整。在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基础上，汉朝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出现了我国古代史上统一后的第一个盛世。尤其是汉武帝统治的半个世纪，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汉朝人才辈出，有探险家张骞，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思想家董仲舒、王充，科学家张衡、蔡伦、张仲景等。他们的成就不仅对中国历史而且对世界文明，都是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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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事制度与卫生保健
（一）医事制度
东周至秦代是我国古代“医事制度”的第一重要阶段。秦代医政奠基，政府保护、整理医药文献的政策首次出台。官医队伍初步组建，有较为系统的官医制度，医政组织亦相当完备，医事制度规范化。秦设有太医令是最高官职，由谙熟医事者担任。设太医丞协助太医令“主医药“，掌管医药政令等。下有侍医，专为皇室宫廷医疗服务；并在上朝议事时，侍候秦画国君与后期的秦朝皇帝。官医专为各级官吏诊治疾病，在疫疾发生时，协助地方行政机构调查疫病洗行，也为民间治疗。地方上也有医事组织。
西汉医事制度在秦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汉武帝使人征集天下遗书，并对医药文献进行整理和校正，成为我国古代医事制度的第二个重要阶段。西汉时期设两种太医令、丞，乃是地位最高的医官。一种属太常管理的太医令、丞，主治中央百官之疾病，后发展为太医署（或院）。另一种属少府管理的太医令、丞，主治宫廷内皇亲国戚的疾病，后发展为隶属于宗正的尚药局（或内务府的御药房）。宫廷内还设有女医，专为皇室女性治病。乳医，专管产乳之事。尚方，为固定医职，主管和收集药物。本草待诏，为临时设置的专为皇帝采集延年益寿”仙药“的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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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内的两套医事制度发生了变化，取消太常属官中的太医令、丞。而在少府属官里设有太医令二人，掌管诸医，太医令下设药丞一人主药，方丞一人主药方，负责诊治疾病的员医、工293人、员吏19人。侍医的分工更细密，增设中官药长，为皇族病人调配药。还设尝药监与尝药太官，为皇帝、太后尝试所服之药有无毒性。在中央官职中配有数额不等的属医，掌管该职中官吏的医疗事宜。东汉地方官医制度大体沿袭西汉，但有不同点，一是增设了医曹吏一职，一是地方官医不再隶属中央官医系统，改由地方官吏管理。并确定太医列为皇帝从官之一。此时医事考核制度为只考官医，不考民医。考核从官标准有四科，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德）。还以医疗成绩优劣定其高下，制其官阶和俸禄，如太医令，秩六百石。制度还规定太医令下设的员医、员吏，其职位补阙，均经考试选补。制度还明确规定，尝药监与尝药太官须在皇帝、太后服药前，先服应服药量的十分之二，确保皇帝、太后安全。太医令所需药物，均由各地贡献。而郡国则需每年年终向太医令贡献药品一次。
（二）卫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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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在河北易县和西安附近的出土文物中，有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陶窦，是下水道的沟管。《礼记·月令》郑注曾说过：“古者沟上有路”，足以说明战国和秦汉时期已有下水道的设备。当时还建有“都厕”（城市公共厕所），处理大小便，是进步的卫生设施。有清洁街道的洒水车，谓“翻车”与“渴鸟”，引水喷洒路面，既方便行人，又可防止尘埃飞扬而传播疾病。
据应劭《汉官仪》载：“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汉代
医事侍中设一官，职掌帝工的排泄物。
《汉律》载：“吏五日得以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公元186年，汉灵帝（刘宏）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时，铸造“天禄蛤蟆”人造喷泉。
以上这些，都是对人们健康有益的个人卫生、环境卫生的保健制度与设施。
, 百拇医药 公元2世纪，曾连续五次疫病猖獗流行，汉灵帝派医生在公元171、173、179三年中至民间巡回观察，提出防治措施并实施疹治。人们还重视土葬、火葬的习俗。这是政府依靠人民控制传染病流行的实例。
三、医疗方式的延续与护理内容的扩展
（一）医疗方式的延续
秦汉时期，医药卫生发展的特点是实践医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出现了许多名医和名著。
西汉名医淳于意，能凭据脉、色判断病情吉凶，治病投药数即见效。并擅长刺法、灸法及冷敷法。还能够根据疾病的不同症状，选用汤、粥、丸、散、酊、含漱、栓剂等不同剂型的药物。他使用莨菪药催生（产）、用药酒发汗、芫花驱虫，并反对滥吸“五石”等求长生之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淳于意所述的25例诊籍，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病例。各案详细记录病人姓名、地址、职业、辩证、病理、治疗、预后等内容，是我国最早见于文·献记录的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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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屡起大疫。南阳人张仲景深研医学，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北宋时所传《伤寒论》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匮要略方论》三卷，当即《杂病论》）。他在《伤寒论序》里说，看当今医生，不肯探求医经（《素问》、《难经》等），推演新知，各承家传，始终守旧。问病状务在口舌敏捷，辩脉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脉）。草率处分方，难治大病。和这些医生相反，他是以极严肃的态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里阴阳五行说基本上被排除了。他提出了望色、闻声、问症、切脉四种诊断方法（即所谓“四诊”）。在些基础上分析病状，辨别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初步形成了中医诊断学上的“八纲”理论。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称《伤寒》、《金匮》为医经，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脱离阴阳五行的束缚，推动医学向科学发展。张仲景的医学成就被世界所承认，于1993年英国维尔康医史所尊称他为世界医学伟人，在29位医学伟人中，他位居第二。
《灵枢经》所传的针治疗法，东汉时有显著进步。广汉隐士涪翁著《针经诊脉法》，传弟子程高传弟子郭玉。汉和帝时，郭玉做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针法传授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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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是东汉末、三国间杰出医学家，他行医遍及现今的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是一个淡于名利的民间医生。他兼通数经，晓养生之术。精于外科，发明以中药“麻沸散”为全身麻醉剂用于剖断肠胃，洗涤五脏，此术在世界麻醉学史上居于领先地位。他为孙策治疗弩毒，为关羽处理箭镞，又替曹操医治头风病。他善于掌握特效疗法，不单纯使用方剂，用药简单，功专力宏，针灸定穴亦只限一二，即能收效。华佗还提倡体育锻炼，在继承古代导引的基础上，创制“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动作姿势，以使人的头、腰、四肢及各个关节都能得到舒展，锻炼体质，抵抗各种疾病。可惜华佗后为曹操所杀，其术竟后继无人。
（二）护理内容的扩展
汉代的医学，已有内科与外科之分。淳于意、杜信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内科医生。而华佗是外科医生。但医、药、护三者仍由医生一人担任。《后汉书》载“华佗行医，若痰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吸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华佗不顾儒家纲常礼教，敢于剖腹割背，这种创新精神，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这么大型的手术，其中的护理全部过程和内容，都由华佗自己完成，确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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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的治疗方案中，增添了许多“辩证论治”与辩证施治（护）的项目，是最突出的中医护理内容。如急救方面，自缢病人施行人呼吸法；尸厥症无法口服药物时，发明经鼻腔蔌舌下给药；用吹鼻取嚏法；用冰治疗法等。还有许多护理技术，如食物中毒进用催吐或泻下法，规定了通便的方法和药物，如用猪胆汁灌肠于体实大便秘结者，而“蜜导煎法”不宜攻下气虚便秘。二者虽都是便秘，便辩证不同，治疗方法则迥异。另外，他还亲自教给病人与家属使用肛门栓剂及阴道坐剂，为病人解除病痛。1972年12月月在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载：“用药滴眼，用药塞鼻，喉痛者用口噙法”等。这些反映汉代治疗方法的进步，中医护理内容相应地也得到扩展。
四、军事医学与护理思想的形成
（一）军事医学
秦汉时期是军事医学的形成时期。战争中，将士难免受伤与患病，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政府必须重视将士的创伤和疾病的治疗与康复。《本草拾遗》记载，公元前206至195年，西汉高祖刘邦曾用过‘斫合子’为军中医治金疡。秦汉时期，为抵御北方各族进犯，加强屯戌边防的军队。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太初三年）派大将路博德率军进驻居延泽上筑城兵。居延属张掖郡，地处西北边塞，冬季寒冷又多风沙，加上地区战乱不休，内地去的戌卒不服水土，所以伤病严重。在西北边防军队中备有战救药品。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屯戌的烽燧中，发现大批汉简及军药药函等残件。从《居延汉简》中可知当时的军医制度较周密，并对军中的药诊治也很重视。配有专掌医药的官医和药长。为军队戌卒诊治疾病。居延边燧的官医直接听命于侯官，侯官依据各燧的报告，遣官医巡行治病。每燧中备有官医放置的药函及”药盛橐“。在出土的残件中，可见到药函上有明显的”燧药函“的字样。在《居延汉简》中，有军队将士患病记录数册，内有姓名、疾病、用药及针灸、膏药敷治伤的经过与效果、病愈情况等病程记录。另外还有疾病统计册；封面有年代字样的负伤登记册，即是折伤簿；官医考勤簿、燧长姓名登记等，要求很严格，每年均需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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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卫司马盖宽饶对士卒“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以临问，加致医药”，盖宽饶系武将，不通医术，其医药当是随军官医所施。公元161至162年（东汉桓帝延熹四至五年）皇甫规率领大军，在甘肃一带对羌族作战。适逢军中疫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他将有病的将士集中，与健康将十分开，隔离安置在临时指定的空房中给予治疗，这些收容病员的房子称为“庵庐”。这是我国“时疫野战医院”的最早纪录。
由于此时期兵器的改进，金疮、折伤成为战争中常见的伤害，因此，军医院内的外治，如止血、包扎相应地有所发展。地黄被普遍地使用于伤科，治疗内伤血血。对伤员按外伤的程度，采取不同的战地救护。《汉书·李陵传》载“令连战士卒，中矢伤三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的具体规定。
（二）护理思想的形成
《居延汉简》中，载有“戌卒荡冰水过河脚部多冻伤，医官为他们调制的”发寒散“医方，战地烟火薰伤眼睛应用醋类的方剂来防治。另外还有，用燔发即头发灰止血，采取煎药冲洗创口，用黄苓、续断、乌头等煎取汁液湿敷，消除瘀血缓解疼痛，用膏剂外涂保护创面以及换药、包扎。这些都是在治疗中进行的护理。军队内设置“临时医院”，伤病员集中住宿，如有传染还需隔离，即使对外科的破伤风、炭疽以及因刀伤、金创、箭镞伤与其他外伤引起的化脓性感染等并发症，也有相当认识与处理的方法。医院里的伤病士卒如有行动不便，官医和卫士还要为他们进行生活护理，如喂饭、递水、帮助及处理大小便、洗发、沐浴，甚至洗衣、处理昆虫和寄生虫，伤病士卒既无宫廷医院的医官侍候，又无家属相伴，因此一切照料和护理均由官医和卫士提供。
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可治疗越来越复杂的疾病及创伤，需做的医护事宜越来越多，能做的范围越来越广。最突出的是战地救护，搬运、护送大出血、骨折、颇脑及胸腹伤重的戌卒。同时还要宣传水源的保护，不食死水、生水、可能有敌放毒的水、水多粪草者等等，这些都需要军队官医来做。由于官医力量所不能及，因此，当时军队即采取某些军士学习简单的医术与护理技术的方法，协助官医完成边防战伤的救护任务。同时地方上也受张仲景的辩证施治的影响，护理思想意识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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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发展概况
战国时期连年战乱，使得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安定统一，秦国的政治比山东六国都进步，兵力也较强。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由秦始皇（嬴政）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秦王朝，秦朝结束了两周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把全国划分为郡县，郡县守令都由朝廷任免，中央对地方有很大的控制权。定疆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秦王朝虽历时短暂，但秦始皇创设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行政机构和官僚体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秦王朝的大兴土木和暴虐统治，加速了它的覆亡。
汉王朝吸取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既着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又注重统治思想和政策的调整。在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基础上，汉朝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出现了我国古代史上统一后的第一个盛世。尤其是汉武帝统治的半个世纪，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汉朝人才辈出，有探险家张骞，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思想家董仲舒、王充，科学家张衡、蔡伦、张仲景等。他们的成就不仅对中国历史而且对世界文明，都是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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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事制度与卫生保健
（一）医事制度
东周至秦代是我国古代“医事制度”的第一重要阶段。秦代医政奠基，政府保护、整理医药文献的政策首次出台。官医队伍初步组建，有较为系统的官医制度，医政组织亦相当完备，医事制度规范化。秦设有太医令是最高官职，由谙熟医事者担任。设太医丞协助太医令“主医药“，掌管医药政令等。下有侍医，专为皇室宫廷医疗服务；并在上朝议事时，侍候秦画国君与后期的秦朝皇帝。官医专为各级官吏诊治疾病，在疫疾发生时，协助地方行政机构调查疫病洗行，也为民间治疗。地方上也有医事组织。
西汉医事制度在秦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汉武帝使人征集天下遗书，并对医药文献进行整理和校正，成为我国古代医事制度的第二个重要阶段。西汉时期设两种太医令、丞，乃是地位最高的医官。一种属太常管理的太医令、丞，主治中央百官之疾病，后发展为太医署（或院）。另一种属少府管理的太医令、丞，主治宫廷内皇亲国戚的疾病，后发展为隶属于宗正的尚药局（或内务府的御药房）。宫廷内还设有女医，专为皇室女性治病。乳医，专管产乳之事。尚方，为固定医职，主管和收集药物。本草待诏，为临时设置的专为皇帝采集延年益寿”仙药“的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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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内的两套医事制度发生了变化，取消太常属官中的太医令、丞。而在少府属官里设有太医令二人，掌管诸医，太医令下设药丞一人主药，方丞一人主药方，负责诊治疾病的员医、工293人、员吏19人。侍医的分工更细密，增设中官药长，为皇族病人调配药。还设尝药监与尝药太官，为皇帝、太后尝试所服之药有无毒性。在中央官职中配有数额不等的属医，掌管该职中官吏的医疗事宜。东汉地方官医制度大体沿袭西汉，但有不同点，一是增设了医曹吏一职，一是地方官医不再隶属中央官医系统，改由地方官吏管理。并确定太医列为皇帝从官之一。此时医事考核制度为只考官医，不考民医。考核从官标准有四科，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德）。还以医疗成绩优劣定其高下，制其官阶和俸禄，如太医令，秩六百石。制度还规定太医令下设的员医、员吏，其职位补阙，均经考试选补。制度还明确规定，尝药监与尝药太官须在皇帝、太后服药前，先服应服药量的十分之二，确保皇帝、太后安全。太医令所需药物，均由各地贡献。而郡国则需每年年终向太医令贡献药品一次。
（二）卫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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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在河北易县和西安附近的出土文物中，有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陶窦，是下水道的沟管。《礼记·月令》郑注曾说过：“古者沟上有路”，足以说明战国和秦汉时期已有下水道的设备。当时还建有“都厕”（城市公共厕所），处理大小便，是进步的卫生设施。有清洁街道的洒水车，谓“翻车”与“渴鸟”，引水喷洒路面，既方便行人，又可防止尘埃飞扬而传播疾病。
据应劭《汉官仪》载：“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汉代
医事侍中设一官，职掌帝工的排泄物。
《汉律》载：“吏五日得以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公元186年，汉灵帝（刘宏）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时，铸造“天禄蛤蟆”人造喷泉。
以上这些，都是对人们健康有益的个人卫生、环境卫生的保健制度与设施。
, 百拇医药 公元2世纪，曾连续五次疫病猖獗流行，汉灵帝派医生在公元171、173、179三年中至民间巡回观察，提出防治措施并实施疹治。人们还重视土葬、火葬的习俗。这是政府依靠人民控制传染病流行的实例。
三、医疗方式的延续与护理内容的扩展
（一）医疗方式的延续
秦汉时期，医药卫生发展的特点是实践医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出现了许多名医和名著。
西汉名医淳于意，能凭据脉、色判断病情吉凶，治病投药数即见效。并擅长刺法、灸法及冷敷法。还能够根据疾病的不同症状，选用汤、粥、丸、散、酊、含漱、栓剂等不同剂型的药物。他使用莨菪药催生（产）、用药酒发汗、芫花驱虫，并反对滥吸“五石”等求长生之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淳于意所述的25例诊籍，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病例。各案详细记录病人姓名、地址、职业、辩证、病理、治疗、预后等内容，是我国最早见于文·献记录的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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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屡起大疫。南阳人张仲景深研医学，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北宋时所传《伤寒论》十卷，附方十卷，又有《金匮要略方论》三卷，当即《杂病论》）。他在《伤寒论序》里说，看当今医生，不肯探求医经（《素问》、《难经》等），推演新知，各承家传，始终守旧。问病状务在口舌敏捷，辩脉象按寸不按尺，按手不按足（足脉）。草率处分方，难治大病。和这些医生相反，他是以极严肃的态度治病的，在他的著作里阴阳五行说基本上被排除了。他提出了望色、闻声、问症、切脉四种诊断方法（即所谓“四诊”）。在些基础上分析病状，辨别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初步形成了中医诊断学上的“八纲”理论。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称《伤寒》、《金匮》为医经，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脱离阴阳五行的束缚，推动医学向科学发展。张仲景的医学成就被世界所承认，于1993年英国维尔康医史所尊称他为世界医学伟人，在29位医学伟人中，他位居第二。
《灵枢经》所传的针治疗法，东汉时有显著进步。广汉隐士涪翁著《针经诊脉法》，传弟子程高传弟子郭玉。汉和帝时，郭玉做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针法传授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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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是东汉末、三国间杰出医学家，他行医遍及现今的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是一个淡于名利的民间医生。他兼通数经，晓养生之术。精于外科，发明以中药“麻沸散”为全身麻醉剂用于剖断肠胃，洗涤五脏，此术在世界麻醉学史上居于领先地位。他为孙策治疗弩毒，为关羽处理箭镞，又替曹操医治头风病。他善于掌握特效疗法，不单纯使用方剂，用药简单，功专力宏，针灸定穴亦只限一二，即能收效。华佗还提倡体育锻炼，在继承古代导引的基础上，创制“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动作姿势，以使人的头、腰、四肢及各个关节都能得到舒展，锻炼体质，抵抗各种疾病。可惜华佗后为曹操所杀，其术竟后继无人。
（二）护理内容的扩展
汉代的医学，已有内科与外科之分。淳于意、杜信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内科医生。而华佗是外科医生。但医、药、护三者仍由医生一人担任。《后汉书》载“华佗行医，若痰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吸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华佗不顾儒家纲常礼教，敢于剖腹割背，这种创新精神，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这么大型的手术，其中的护理全部过程和内容，都由华佗自己完成，确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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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的治疗方案中，增添了许多“辩证论治”与辩证施治（护）的项目，是最突出的中医护理内容。如急救方面，自缢病人施行人呼吸法；尸厥症无法口服药物时，发明经鼻腔蔌舌下给药；用吹鼻取嚏法；用冰治疗法等。还有许多护理技术，如食物中毒进用催吐或泻下法，规定了通便的方法和药物，如用猪胆汁灌肠于体实大便秘结者，而“蜜导煎法”不宜攻下气虚便秘。二者虽都是便秘，便辩证不同，治疗方法则迥异。另外，他还亲自教给病人与家属使用肛门栓剂及阴道坐剂，为病人解除病痛。1972年12月月在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载：“用药滴眼，用药塞鼻，喉痛者用口噙法”等。这些反映汉代治疗方法的进步，中医护理内容相应地也得到扩展。
四、军事医学与护理思想的形成
（一）军事医学
秦汉时期是军事医学的形成时期。战争中，将士难免受伤与患病，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政府必须重视将士的创伤和疾病的治疗与康复。《本草拾遗》记载，公元前206至195年，西汉高祖刘邦曾用过‘斫合子’为军中医治金疡。秦汉时期，为抵御北方各族进犯，加强屯戌边防的军队。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太初三年）派大将路博德率军进驻居延泽上筑城兵。居延属张掖郡，地处西北边塞，冬季寒冷又多风沙，加上地区战乱不休，内地去的戌卒不服水土，所以伤病严重。在西北边防军队中备有战救药品。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屯戌的烽燧中，发现大批汉简及军药药函等残件。从《居延汉简》中可知当时的军医制度较周密，并对军中的药诊治也很重视。配有专掌医药的官医和药长。为军队戌卒诊治疾病。居延边燧的官医直接听命于侯官，侯官依据各燧的报告，遣官医巡行治病。每燧中备有官医放置的药函及”药盛橐“。在出土的残件中，可见到药函上有明显的”燧药函“的字样。在《居延汉简》中，有军队将士患病记录数册，内有姓名、疾病、用药及针灸、膏药敷治伤的经过与效果、病愈情况等病程记录。另外还有疾病统计册；封面有年代字样的负伤登记册，即是折伤簿；官医考勤簿、燧长姓名登记等，要求很严格，每年均需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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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卫司马盖宽饶对士卒“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以临问，加致医药”，盖宽饶系武将，不通医术，其医药当是随军官医所施。公元161至162年（东汉桓帝延熹四至五年）皇甫规率领大军，在甘肃一带对羌族作战。适逢军中疫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他将有病的将士集中，与健康将十分开，隔离安置在临时指定的空房中给予治疗，这些收容病员的房子称为“庵庐”。这是我国“时疫野战医院”的最早纪录。
由于此时期兵器的改进，金疮、折伤成为战争中常见的伤害，因此，军医院内的外治，如止血、包扎相应地有所发展。地黄被普遍地使用于伤科，治疗内伤血血。对伤员按外伤的程度，采取不同的战地救护。《汉书·李陵传》载“令连战士卒，中矢伤三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的具体规定。
（二）护理思想的形成
《居延汉简》中，载有“戌卒荡冰水过河脚部多冻伤，医官为他们调制的”发寒散“医方，战地烟火薰伤眼睛应用醋类的方剂来防治。另外还有，用燔发即头发灰止血，采取煎药冲洗创口，用黄苓、续断、乌头等煎取汁液湿敷，消除瘀血缓解疼痛，用膏剂外涂保护创面以及换药、包扎。这些都是在治疗中进行的护理。军队内设置“临时医院”，伤病员集中住宿，如有传染还需隔离，即使对外科的破伤风、炭疽以及因刀伤、金创、箭镞伤与其他外伤引起的化脓性感染等并发症，也有相当认识与处理的方法。医院里的伤病士卒如有行动不便，官医和卫士还要为他们进行生活护理，如喂饭、递水、帮助及处理大小便、洗发、沐浴，甚至洗衣、处理昆虫和寄生虫，伤病士卒既无宫廷医院的医官侍候，又无家属相伴，因此一切照料和护理均由官医和卫士提供。
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可治疗越来越复杂的疾病及创伤，需做的医护事宜越来越多，能做的范围越来越广。最突出的是战地救护，搬运、护送大出血、骨折、颇脑及胸腹伤重的戌卒。同时还要宣传水源的保护，不食死水、生水、可能有敌放毒的水、水多粪草者等等，这些都需要军队官医来做。由于官医力量所不能及，因此，当时军队即采取某些军士学习简单的医术与护理技术的方法，协助官医完成边防战伤的救护任务。同时地方上也受张仲景的辩证施治的影响，护理思想意识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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