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家庭的孩子
□本报记者 江华 发自河南
去年11月30日，本报在“艾滋病特别报道”中，曾报道过因非法采血而导致的“怪病”村――河南省新蔡县西河村；半年后，本报记者又来到这里。
偌大的村庄里，除了到处是放学回家的孩子们的喧闹声，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也见不到行人。牛在高大的杨树下安然地卧着反刍；鸡在破烂的土路上、泥坑里寻觅食物。而向村外走出100米，就是热闹的街市。
河南省新蔡县西河村，在本报记者关注过6个月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与记者交谈过的不少艾滋病人已被埋在村旁的田野里，即将收割的金黄麦子簇拥着座座新坟。春节以来，十几条生命，在抬棺人的呐喊声中，从村子里消失。
村口是西河村小学。160多个学生的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之后，老师领着他们在这里做进入社会的准备，但他们的将来正在经受着HIV病毒的威胁――― -90%的孩子父母都在90年代卖过血，2000多人口的村庄里，感染HIV病毒的人多达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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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村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有14名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已因艾滋病死亡。老师说，这些没有感染病毒的孩子已经是“半孤儿”。
艾滋病，正在把这些健康孩子的身份改为“艾滋病孤儿”。用演算本抄书的汪文文
2001年5月17日12时，西河村小学校长在学校门口叫住了一个小姑娘。她停住匆匆的脚步，惊讶地回过头。
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记者手里的名单上写着：汪文文，13岁，小学5年级学生。她是学校开列的名单中的一个。
汪文文手里提着她的塑料袋书包，沿着村中600余米长的土路向道路尽头的家里走去。每天放学，汪文文必须立即赶回家，料理家里的一切。
她走得很快，风吹着她不合体的宽大衣服，在她瘦小的身体上荡来荡去。一年来，13岁的汪文文成了汪家的主人，操持着弟弟、母亲和她一家三口的生活。
, 百拇医药
去年农历6月20日，父亲死于艾滋病。不到30天，文文的爷爷也因艾滋病死亡。汪文文说：“我爸爸没有住成新房子，房子快建成时他死了。”
三间平房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堂屋里摆着“一家之主”汪文文的床。家里没有人，弟弟放学后在外面玩。邻居说母亲去诊所里打针了。
越来越没有力气的母亲现在只能自己顾自己了。母亲已经无法坚持为这一双儿女做饭、洗衣，无法下地干活为孩子们弄回吃的，或者积攒他们的学费。
汪文文熟练而沉默地干着家务。她快速地移动着单薄的身体，从压井里压出浑黄的井水，澄清后做饭。
饭做得极为简单：一把米熬成稀粥，把馒头热一热，加上一碗不知道搁置了多久的腌萝卜条。这就是午饭。汪文文说：“这都不错了。”
文文在煮饭的时候，抽空从塑料书包里拿出作业本，赶紧做几道题。母亲回来了，无力地坐在门口，靠在门上，眼睛追着女儿忙来忙去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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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治病需要花钱，让姐弟俩的学费成了问题。丈夫死后，汪家没有过一分钱的进项。麦子收了只能维持度日，秋季还远远没有到来。
母亲现在只能看着种子种下去，长出绿苗。她不能有力地挥锄弄耙了。母亲很怀念卖血前后的日子。“那时候孩子小没上学，卖血还能贴补家里，现在吃饭都成了问题。”
母亲耿仙玫说：“我眼睁睁地看着文文作难，我担负不起责任了。能活一天就招呼(照顾)他们一天吧。以后的事情，我就看不见啦……”母亲盯着漂亮的女儿出神。
父亲死后，家里人商量让文文离开学校，省点钱。但是文文不干，在哭送父亲之后，再次用眼泪软化了母亲。文文说：“我只能哭，让他们同意我上学。”
亲戚们不忍心让孩子难受，就凑了点钱，继续让文文读书。随着母亲的病情严重，今年春节过后，让文文辍学的打算又被提起。文文再次用眼泪获取了上学的权利。学校也帮了他们姐弟俩，免除了一些杂费。父亲去世后，大人们对文文说：“文文，你没爸了，学着干点活。你爸爸不活了，你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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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别无选择，家里的事情只能靠她。上四年级的弟弟更不懂事。每天早上5点多钟，天刚放亮，文文就起床，打水、喂鸡，做饭，忙到7点多钟，就赶到学校上课。
文文买不起课本，只能借用升了学的孩子的旧书。在破旧的书上，汪文文认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她的第十册数学已经散架了，汪文文用针线将厚厚的书缝起来。
她没有课本，借的书用完了就赶紧还人家。文文想了个办法，用演算本抄书。
母亲问文文：“我死了你咋办呢？奶奶、叔叔都有(艾滋)病，谁管你和弟弟？”文文低头坐在床上没有答话，眼泪从长长的睫毛上滴下来。
在上学的路上，文文说，妈妈死后，我还要上学。“我得挣钱照顾弟弟!” 中午文文只吃了一碗稀粥，说是吃饱了，然后拎起书本，赶到学校抄课本。
校园里，早来的孩子们高兴地玩耍着。文文总是走神，看着窗外的同学们。她的同桌李雁要求和文文照一张合影，文文高兴地说：“我没有照过彩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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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的母亲去年去世，提到母亲，这个没有母爱的孩子趴在课桌上无声地哭。文文拍拍她的肩说：“别哭了。”失学又复学的高美丽
2000年11月30日，本报头版图片上那个小姑娘在今年春节前送走母亲之后，父亲高首松在世也已时日不多了。
2001年5月17日，记者再次来到高家。门廊里放着一辆架子车，这是高首松的“床”。院子里显得凌乱。一段残破的土墙横在院子里。妹妹专门回来看哥哥高首松，他们坐在院子里商量着后事。高的脚上手上已经发生病变。
因为没有钱，高停止了用药。严重的艾滋病并发症已经使高说话呼吸都非常困难。邻居说，去年的时候，高的身体很棒，骑着三轮车飞快地在县城里拉客。
看到因为无力而随处躺倒在地“休息”的高首松，邻居们根据以往的“经验 "，赶紧通知嫁到外村的妹妹，说哥哥快不行了，赶紧回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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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说：“没有力气走路，不管在哪里，累了就随便躺下。”破败的院子里，撒着斑驳的树影。
失学的女儿高美丽在小学校长的帮助下，已经到县城的一所中学免费读一个学期。至于上完这个学期之后可否继续学业，谁也不知道。每天放学她回来给弟弟爸爸做饭，然后在院子里的一块水泥板上做作业。她的脚下的尘土里，丢弃着一副女孩子的跳绳。
高首松非常明白，自己的日子已经用天数或者小时来计算了。妹妹说：“你死后孩子咋办？我们的条件你也知道，干脆别让他们上学了吧？”
哥哥看着坐在面前的小儿子：“咋办？谁能管啊？”
高晓今年12岁，上五年级。他说：“爸爸死了之后我就不上学了。等两年到14岁了，我就去打工。”
自从父亲发病之后，高家姐弟承担起养家的工作。父亲看病的时候，幼小的弟弟在前面拉着车子，车子上躺着父亲，姐姐跟在后面，这个情景在村庄中间的大道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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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些已经习惯死亡的孩子们一样，高晓仍然和一些半大的男孩子女孩子在校园里追逐、玩耍，他们尽情地享受着少年的快乐。
西河村，这个成年人越来越少的村庄，将由那些孩子稚嫩的肩膀，撑起天空和家，尽管孩子们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彭校长：孩子能多上一天学，也是好的
5月17日上午，任老师走进四年级的教室，上数学课。这节课的内容是整除。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老师的提问，什么是质数、因数和约数。
家住西河村的任老师说，老天开了眼，当初卖血的时候我正在城里工作，由于没有时间，我就没有去卖血，算是逃过了一劫。但是他的父亲已经有了发病的症状。在这个村子里，当初能够卖血的人几乎都去了，占90%，“家家户户都有啊!”任老师说。
任老师看着孩子们的眼睛湿了：“孩子小啊，啥也不知道啊!”他说：“我们村算是被艾滋病‘除’了。‘除数’是那么小，就是一个HIV病毒，‘被除数’却是我们的村庄和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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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的学生下课了，有个小男孩毫不客气地翻着记者的采访包，询问：“ 为啥来俺庄？”校院的墙上贴着濮存昕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招贴画，学生们说：“ 这个人演过电视。”
艾滋病在父母身上折磨着肉体和心灵，但是学生在回答什么是艾滋病时，他们轰笑：“爱死了就病。”
孩子们看见记者拿出了相机，纷纷作出“V”型手势，兴高采烈地在镜头前扎堆。记者问孩子，哪个同学家的父母去世了，几个孩子积极地拿眼睛在校园里玩的孩子堆里找，随后兴奋地指着其中的一个女孩子：她!
彭校长说，这是无法挽回的事实，艾滋病像个巨大的轮子带着村民往前走，扔下了一群孩子。“艾滋病要了他们父母的命，也要了孩子和村庄的前程。”他说，学校只能尽力保证孩子上学，能够多上一天也是好的。
文文的抄书工作快要完成了，过了夏天，她就要小学毕业。她对上学抱有坚定的信念，她害怕自己没有知识，怕将来出去打工不好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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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的第十册语文课本马上就要抄完了。见到文文时，她抄到了课本的第149页。在这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第149页上，课文的题目是《一个村庄的故事》，文文轻声地念着课文：
在一片河坡上，早先有过一个很像样的村庄。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把锋利的斧头。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就拎起斧头到山坡上去，把树木一棵棵砍下来。就这样，山坡上出现了裸露的土地。……不管怎样，河坡上家家户户靠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都不错。
……然而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水奇多的8月，大雨没喘气儿 ......可是，小村庄却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向了何处。
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斧头。
(文中村名和人物名字均为化名)
相关见闻志愿者进村调查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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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座孤岛的西河村，有连接外面的路，但是进出的人很少。
这条路上，已经有两年没有新媳妇落下的脚印了。西河村的亲戚们已经很少来了。即使来了，也不会留下吃饭了。
但是一年多来，在死亡随时降临的村庄里，村民用亲切的笑容，迎接那些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们。中午时分，走过土街，总有老太太扬起手中的土碗，对不远千万里来的陌生人说：“来家里吃饭吧？”
村民们对进来的人，总是最先问是不是给他们送药的。很多村民竟然非常准确地说出到过这里的人们的名字和单位，甚至拥有一些满是外国字的名片。
村民们非常愿意到这里的人把情况说出去。
一些志愿者和专家曾多次悄悄地进村，做些调查，发一些药，留下一些安慰。村民们很感激这些回去报不了差旅费、吃自己带的干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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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血已经成为过去，村子里能干活的大部分出去打工，他们隐瞒着自己的村庄和籍贯，坚守着村庄的秘密、自己的秘密…… 政府建起艾滋病诊所
4月底，西河村的村民对邻县陈楼村生起羡慕，国家卫生部来人在那里采集尿样做艾滋病检查，省下80元检查费用不说，还能知道幼儿是否感染。
当地政府已经用专款替陈楼村建立了控制和治疗艾滋病的诊所，并且派来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司药。诊所为那些已经严重发病的村民免费提供部分药品。
在陈楼村诊所，记者看到，药柜里的药价格便宜，花上三五元，能治拉肚子、头疼、发低烧等艾滋病的症状。
乡卫生院的院长掰着指头算难处：上边每个月拨款4000元，但从去年11月开业到今年5月份才拨款8000元。除开工资等开销，能用于治疗和控制的经费有限。
尽管县里派来的医生不满意这里的条件，但仍小心翼翼地为艾滋病村民扎针。
西河村的村民也快要有这个待遇了，政府已经拨钱，为他们建立专门的诊所。
(南方都市), 百拇医药
去年11月30日，本报在“艾滋病特别报道”中，曾报道过因非法采血而导致的“怪病”村――河南省新蔡县西河村；半年后，本报记者又来到这里。
偌大的村庄里，除了到处是放学回家的孩子们的喧闹声，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也见不到行人。牛在高大的杨树下安然地卧着反刍；鸡在破烂的土路上、泥坑里寻觅食物。而向村外走出100米，就是热闹的街市。
河南省新蔡县西河村，在本报记者关注过6个月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与记者交谈过的不少艾滋病人已被埋在村旁的田野里，即将收割的金黄麦子簇拥着座座新坟。春节以来，十几条生命，在抬棺人的呐喊声中，从村子里消失。
村口是西河村小学。160多个学生的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之后，老师领着他们在这里做进入社会的准备，但他们的将来正在经受着HIV病毒的威胁――― -90%的孩子父母都在90年代卖过血，2000多人口的村庄里，感染HIV病毒的人多达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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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村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有14名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已因艾滋病死亡。老师说，这些没有感染病毒的孩子已经是“半孤儿”。
艾滋病，正在把这些健康孩子的身份改为“艾滋病孤儿”。用演算本抄书的汪文文
2001年5月17日12时，西河村小学校长在学校门口叫住了一个小姑娘。她停住匆匆的脚步，惊讶地回过头。
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记者手里的名单上写着：汪文文，13岁，小学5年级学生。她是学校开列的名单中的一个。
汪文文手里提着她的塑料袋书包，沿着村中600余米长的土路向道路尽头的家里走去。每天放学，汪文文必须立即赶回家，料理家里的一切。
她走得很快，风吹着她不合体的宽大衣服，在她瘦小的身体上荡来荡去。一年来，13岁的汪文文成了汪家的主人，操持着弟弟、母亲和她一家三口的生活。
, 百拇医药
去年农历6月20日，父亲死于艾滋病。不到30天，文文的爷爷也因艾滋病死亡。汪文文说：“我爸爸没有住成新房子，房子快建成时他死了。”
三间平房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堂屋里摆着“一家之主”汪文文的床。家里没有人，弟弟放学后在外面玩。邻居说母亲去诊所里打针了。
越来越没有力气的母亲现在只能自己顾自己了。母亲已经无法坚持为这一双儿女做饭、洗衣，无法下地干活为孩子们弄回吃的，或者积攒他们的学费。
汪文文熟练而沉默地干着家务。她快速地移动着单薄的身体，从压井里压出浑黄的井水，澄清后做饭。
饭做得极为简单：一把米熬成稀粥，把馒头热一热，加上一碗不知道搁置了多久的腌萝卜条。这就是午饭。汪文文说：“这都不错了。”
文文在煮饭的时候，抽空从塑料书包里拿出作业本，赶紧做几道题。母亲回来了，无力地坐在门口，靠在门上，眼睛追着女儿忙来忙去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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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治病需要花钱，让姐弟俩的学费成了问题。丈夫死后，汪家没有过一分钱的进项。麦子收了只能维持度日，秋季还远远没有到来。
母亲现在只能看着种子种下去，长出绿苗。她不能有力地挥锄弄耙了。母亲很怀念卖血前后的日子。“那时候孩子小没上学，卖血还能贴补家里，现在吃饭都成了问题。”
母亲耿仙玫说：“我眼睁睁地看着文文作难，我担负不起责任了。能活一天就招呼(照顾)他们一天吧。以后的事情，我就看不见啦……”母亲盯着漂亮的女儿出神。
父亲死后，家里人商量让文文离开学校，省点钱。但是文文不干，在哭送父亲之后，再次用眼泪软化了母亲。文文说：“我只能哭，让他们同意我上学。”
亲戚们不忍心让孩子难受，就凑了点钱，继续让文文读书。随着母亲的病情严重，今年春节过后，让文文辍学的打算又被提起。文文再次用眼泪获取了上学的权利。学校也帮了他们姐弟俩，免除了一些杂费。父亲去世后，大人们对文文说：“文文，你没爸了，学着干点活。你爸爸不活了，你得活。”
, 百拇医药
文文别无选择，家里的事情只能靠她。上四年级的弟弟更不懂事。每天早上5点多钟，天刚放亮，文文就起床，打水、喂鸡，做饭，忙到7点多钟，就赶到学校上课。
文文买不起课本，只能借用升了学的孩子的旧书。在破旧的书上，汪文文认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她的第十册数学已经散架了，汪文文用针线将厚厚的书缝起来。
她没有课本，借的书用完了就赶紧还人家。文文想了个办法，用演算本抄书。
母亲问文文：“我死了你咋办呢？奶奶、叔叔都有(艾滋)病，谁管你和弟弟？”文文低头坐在床上没有答话，眼泪从长长的睫毛上滴下来。
在上学的路上，文文说，妈妈死后，我还要上学。“我得挣钱照顾弟弟!” 中午文文只吃了一碗稀粥，说是吃饱了，然后拎起书本，赶到学校抄课本。
校园里，早来的孩子们高兴地玩耍着。文文总是走神，看着窗外的同学们。她的同桌李雁要求和文文照一张合影，文文高兴地说：“我没有照过彩照呢!”
, 百拇医药
李艳的母亲去年去世，提到母亲，这个没有母爱的孩子趴在课桌上无声地哭。文文拍拍她的肩说：“别哭了。”失学又复学的高美丽
2000年11月30日，本报头版图片上那个小姑娘在今年春节前送走母亲之后，父亲高首松在世也已时日不多了。
2001年5月17日，记者再次来到高家。门廊里放着一辆架子车，这是高首松的“床”。院子里显得凌乱。一段残破的土墙横在院子里。妹妹专门回来看哥哥高首松，他们坐在院子里商量着后事。高的脚上手上已经发生病变。
因为没有钱，高停止了用药。严重的艾滋病并发症已经使高说话呼吸都非常困难。邻居说，去年的时候，高的身体很棒，骑着三轮车飞快地在县城里拉客。
看到因为无力而随处躺倒在地“休息”的高首松，邻居们根据以往的“经验 "，赶紧通知嫁到外村的妹妹，说哥哥快不行了，赶紧回来看看。
, 百拇医药
高说：“没有力气走路，不管在哪里，累了就随便躺下。”破败的院子里，撒着斑驳的树影。
失学的女儿高美丽在小学校长的帮助下，已经到县城的一所中学免费读一个学期。至于上完这个学期之后可否继续学业，谁也不知道。每天放学她回来给弟弟爸爸做饭，然后在院子里的一块水泥板上做作业。她的脚下的尘土里，丢弃着一副女孩子的跳绳。
高首松非常明白，自己的日子已经用天数或者小时来计算了。妹妹说：“你死后孩子咋办？我们的条件你也知道，干脆别让他们上学了吧？”
哥哥看着坐在面前的小儿子：“咋办？谁能管啊？”
高晓今年12岁，上五年级。他说：“爸爸死了之后我就不上学了。等两年到14岁了，我就去打工。”
自从父亲发病之后，高家姐弟承担起养家的工作。父亲看病的时候，幼小的弟弟在前面拉着车子，车子上躺着父亲，姐姐跟在后面，这个情景在村庄中间的大道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 百拇医药
像一些已经习惯死亡的孩子们一样，高晓仍然和一些半大的男孩子女孩子在校园里追逐、玩耍，他们尽情地享受着少年的快乐。
西河村，这个成年人越来越少的村庄，将由那些孩子稚嫩的肩膀，撑起天空和家，尽管孩子们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彭校长：孩子能多上一天学，也是好的
5月17日上午，任老师走进四年级的教室，上数学课。这节课的内容是整除。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老师的提问，什么是质数、因数和约数。
家住西河村的任老师说，老天开了眼，当初卖血的时候我正在城里工作，由于没有时间，我就没有去卖血，算是逃过了一劫。但是他的父亲已经有了发病的症状。在这个村子里，当初能够卖血的人几乎都去了，占90%，“家家户户都有啊!”任老师说。
任老师看着孩子们的眼睛湿了：“孩子小啊，啥也不知道啊!”他说：“我们村算是被艾滋病‘除’了。‘除数’是那么小，就是一个HIV病毒，‘被除数’却是我们的村庄和这些孩子。”
, 百拇医药
四年级的学生下课了，有个小男孩毫不客气地翻着记者的采访包，询问：“ 为啥来俺庄？”校院的墙上贴着濮存昕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招贴画，学生们说：“ 这个人演过电视。”
艾滋病在父母身上折磨着肉体和心灵，但是学生在回答什么是艾滋病时，他们轰笑：“爱死了就病。”
孩子们看见记者拿出了相机，纷纷作出“V”型手势，兴高采烈地在镜头前扎堆。记者问孩子，哪个同学家的父母去世了，几个孩子积极地拿眼睛在校园里玩的孩子堆里找，随后兴奋地指着其中的一个女孩子：她!
彭校长说，这是无法挽回的事实，艾滋病像个巨大的轮子带着村民往前走，扔下了一群孩子。“艾滋病要了他们父母的命，也要了孩子和村庄的前程。”他说，学校只能尽力保证孩子上学，能够多上一天也是好的。
文文的抄书工作快要完成了，过了夏天，她就要小学毕业。她对上学抱有坚定的信念，她害怕自己没有知识，怕将来出去打工不好找工作。
, 百拇医药
文文的第十册语文课本马上就要抄完了。见到文文时，她抄到了课本的第149页。在这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第149页上，课文的题目是《一个村庄的故事》，文文轻声地念着课文：
在一片河坡上，早先有过一个很像样的村庄。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把锋利的斧头。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就拎起斧头到山坡上去，把树木一棵棵砍下来。就这样，山坡上出现了裸露的土地。……不管怎样，河坡上家家户户靠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都不错。
……然而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水奇多的8月，大雨没喘气儿 ......可是，小村庄却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向了何处。
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斧头。
(文中村名和人物名字均为化名)
相关见闻志愿者进村调查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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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座孤岛的西河村，有连接外面的路，但是进出的人很少。
这条路上，已经有两年没有新媳妇落下的脚印了。西河村的亲戚们已经很少来了。即使来了，也不会留下吃饭了。
但是一年多来，在死亡随时降临的村庄里，村民用亲切的笑容，迎接那些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们。中午时分，走过土街，总有老太太扬起手中的土碗，对不远千万里来的陌生人说：“来家里吃饭吧？”
村民们对进来的人，总是最先问是不是给他们送药的。很多村民竟然非常准确地说出到过这里的人们的名字和单位，甚至拥有一些满是外国字的名片。
村民们非常愿意到这里的人把情况说出去。
一些志愿者和专家曾多次悄悄地进村，做些调查，发一些药，留下一些安慰。村民们很感激这些回去报不了差旅费、吃自己带的干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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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血已经成为过去，村子里能干活的大部分出去打工，他们隐瞒着自己的村庄和籍贯，坚守着村庄的秘密、自己的秘密…… 政府建起艾滋病诊所
4月底，西河村的村民对邻县陈楼村生起羡慕，国家卫生部来人在那里采集尿样做艾滋病检查，省下80元检查费用不说，还能知道幼儿是否感染。
当地政府已经用专款替陈楼村建立了控制和治疗艾滋病的诊所，并且派来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司药。诊所为那些已经严重发病的村民免费提供部分药品。
在陈楼村诊所，记者看到，药柜里的药价格便宜，花上三五元，能治拉肚子、头疼、发低烧等艾滋病的症状。
乡卫生院的院长掰着指头算难处：上边每个月拨款4000元，但从去年11月开业到今年5月份才拨款8000元。除开工资等开销，能用于治疗和控制的经费有限。
尽管县里派来的医生不满意这里的条件，但仍小心翼翼地为艾滋病村民扎针。
西河村的村民也快要有这个待遇了，政府已经拨钱，为他们建立专门的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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