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形象的战争
碧姬·芭铎
她们分别代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女性世界:后者受人景仰，博大而智慧，关于她的书籍和文章堆积如山;前者万人爱慕，放纵而无拘，带着性挑逗的玉照充斥街头
朱丽叶走着，只有女人才会像那样走路。她几乎脚不离地，走动的时候髋骨上下挪动，好似被无形的线牵着。当她转身时，先转动上身，然后才带上臀部。她走得也太慢了点儿，就像始终被线向上拽着，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劲儿。她的身子笔挺，金色的长发撒在背上，像一顶王后的冠冕锁定了她的形象，但是当摄影机拉近她的脸，捕捉到她的目光时，一切尊贵立时就荡然无存了，朱丽叶的目光空空落落，一切呈现在她眼前的东西都如滚落的水珠一般滑过。
人迹罕见的公路上，一辆满载的客车在她身边停了下来，司机打开车门，俯视着这个年轻女人，她推着自行车，刚才是她招手示意他停车的。“我没气儿了。”她说。他自作聪明地误会道：“有这事?我可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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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聊话她常听到，对于村子里最美的女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她有众多的崇拜者，年轻的和年老的，活络的和憨厚的，涎皮赖脸的和羞羞答答的。她并不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把他们一律当成傻瓜。在乡村迪斯科舞厅中，面对邀请她若反应迟疑，对方就会大光其火：“现在怎么说，我该在这儿生根吗?”跟朱丽叶可不该这么说话。“我来浇灌你。”她答道，然后无动于衷地悠然走过。她就这么日复一日地消磨时光。
现在，朱丽叶必须走开，因为她是村子里其他人，尤其是其他女人的眼中钉。这个女人能让所有的男人发狂，是个伤风败俗不道德的女人。她成天晒晒太阳，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白沙蓝天映衬着她褐色的肌肤，朱丽叶是个色彩丰富的女人，但却没有过去。没人知道她是谁，从哪儿来，要去哪儿。看到朱丽叶光着脚，只套着一件罩裙，穿行在窄窄的小巷中，整个小镇都轰动了。对此她才不在乎呢。她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漫无目的，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这就足够了。教养院的一位女士神色诡秘地建议她去开一张健康证明。“干吗?”朱丽叶问道。“证明你是处女。”朱丽叶挺起胸，撅起嘴答道：“我倒不知道，爱还是一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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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认定，只有婚姻才能挽救她。她爱安托万，一个家道中落的游艇建造者家庭的长子。而他觉得征服她的惟一价值就在于日后可以骂她太容易被人弄到手了。但是他的弟弟，腼腆的米歇尔，却想要她。牧师在他们结婚前警告米歇尔：“你可想明白了，这个姑娘就像一只正当年的动物，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来管住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场婚姻肯定成不了。从教堂回家的路上米歇尔就跟人打架了，因为他的年轻新娘即便是穿着褶领的鼓起的白色婚纱，看上去还是那么性感，引得那些小伙子们在她走过时吹哨起哄。她是，而且始终是个娼妇。朱丽叶不在乎。婚后她依然是个妩媚性感的轻浮女人。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能把她怎么样。她保持她的本来面目：另类。
1956年发行的《上帝创造女人》(Et Dieu crea la famme)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蓝色海岸死气沉沉的拍摄地日后成了旅游胜地圣特罗佩，朱丽叶的年纪也与那个现在开始以名字的起首字母B.B.为标记的女人自己的年纪保持一致。碧姬·芭铎在以后所有找她演的电影中都将扮演朱丽叶，尽管演技各不相同，但她始终忠实于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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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一些片子中扮演的单纯而诱人的姑娘，撅着嘴，目光就像夜晚公路上汽车灯前受了惊的动物。另一些片子则充分暴露了碧姬·芭铎身上不良的一面，其中搀杂着懒散和满不在乎的激情。名导演们努力在她身上挖掘别的闪光面，挖掘深层次的东西，挖掘矛盾。但她本质上还是愿意保持故态，集所有禀赋于一身，在她之前还没有哪个女人公开将这些特征集于一身的：天生丽质，诱人的性感和自负的放荡。她会抢过男人们的话头，一句刻薄的评论脱口而出，看似无意，而往往说得正是时候。她只要撅起嘴，就足以使所有的男人都无药可救。
一开始，法国评论界甚至电影观众反应还算克制。很快电影就被禁演，甚至都没有收回拍摄成本。但是不久以后，美国人疯狂地涌进电影院去看这个法国女人。从路易斯安那到北达科他，所有的人都明白，法国创造了新女性。1956年秋天，800万美国观众观看了这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她对自己身后留下的这一片如火如荼的焦土似乎并不在意。碧姬·芭铎假朱丽叶之名挑战了小市民的伦理道德观念，举止就像玛利亚童贞受孕一样坦然。公众舆论卫道士极富创意地猛烈攻击了一通。美国纽约州的一位神甫想买下城里所有的电影票，以阻止他的教民们去看《上帝创造女人》，直至囊中如洗，他又想出了一个不用花钱的办法，来拯救他的羔羊们的灵魂，他以开除教籍威胁所有弄到了票的观众。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干脆禁止黑人看这个电影，因为他们本来就热血沸腾，人们担心，看见了芭铎后，他们就更控制不住自己了，恐怕会在从电影院回家的路上骚扰白人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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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和电影院里的男人们呼吸都要停滞了。而对许多女人说来，芭铎在银幕上的放荡行为是不可取的。“我觉得受到了侮辱，”女记者爱莲娜·维克多1996年回忆说：“我们女人非常厌恶她的行为，甚至是她在银幕上的行为，并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看到一个女人如此行事，真让人震惊。我们女人可不太喜欢这样。”
《上帝创造女人》的成功使碧姬·芭铎受到了劈头盖脸的鄙薄，这是那个年代将兴趣与性欲混为一谈的女人的遭遇。她还远远没有准备好接受挑战，相反，她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起这么大风波。1957年，她还过着像许多女人一样的生活，至少表面上如此：她22岁，已结婚4年，婚姻并不如她梦寐以求的那么理想，但保证了一种可以摆脱家里父母约束的生活。
多年以后，在她60岁撰写自传的时候，显然有意与市侩俗夫进行清算。但她心里始终很清楚，她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玷污族类的人是不受欢迎的。“教养和礼仪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有它们的缔造者存在。我缔造了它们的对立面。因为我不再受'人所不为’的束缚，所以我偏偏为人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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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女人》使碧姬·芭铎成了国际明星，从此她成了法国的“性感小猫”，为她的国家带来了比历史悠久、备受敬重的雷诺品牌更多的出口收益。
神话可以开幕了，从一个出身良家的美丽的芭蕾舞女演员变成了一个无视传统的名声不好的女明星。最后，作为妇女解放的象征性人物，她终于得到了包容。
西蒙娜·德·波伏瓦
这个有着深色头发的女人眼前似乎有个明确的目标，她的目光集中在水平方向的某一点上，决不左顾右盼。她昂首走过被雨打湿的石子路面，很引人瞩目，步态很有节奏，快速但不仓促。她的发式和服装显示了40年代的时尚，但从中看不出她的年龄。她在一个拐角处拐了弯，并没有放慢脚步，走进一家咖啡店，走向烟雾弥漫的屋子后面的一张空桌，至此方才停下脚步。
她挤到桌子后面，坐在木凳上，在这儿她能看见整个咖啡馆的情景。她取出一叠纸搁在桌上，又翻出一支笔和香烟。她神情专注地趴在纸上，头也不抬地拿起笔，第二次又伸手拿了烟盒。一个招待自动将一个小小的银托盘放在她跟前，上面是一杯咖啡和一小壶牛奶。她很快地抬头看了一眼，就又埋头于写了字的纸堆中。阳光从她身后的大窗中射进来，在她整齐高耸的头发上起舞，向她脸上投下了柔和的阴影。这个女人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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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首先是中产阶级妇女阅读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书——在晚上，孩子睡下了，而她也已把明天午餐用的肉从冷冻柜里拿出来解冻了。她们中有许多人都上过大学，但事后证明，那不过是个婚姻预备阶段。当她们的丈夫攻读博士学位时，她们第二次怀着孕，勇敢地宣称，现在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读读所有这些由于忙碌而不得不束之高阁的书了。一些人读到了蓓蒂·弗里丹斯的书《女性神话》(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年出版)，描写了美国市郊妇女的日常生活。战后，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在获得大学文凭后致力于营建和料理自己的安乐窝。蓓蒂·弗里丹斯不客气地指责她的女读者们，“干的是8岁女童都能胜任的工作”。这本书日后像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一样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著作，因为中上阶层的主妇和母亲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多年来美国妇女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说出来。20世纪中叶，强烈的愤懑、不满和渴望折磨着美国妇女。每一位生活在市郊的已婚妇女都为此孤身作战。她们铺床叠被，买东买西，裁剪布料制作新护套，与孩子们团团围坐享用花生黄油面包，或开车送他们去童子军，当她们晚上躺在床上时，都不敢轻声地问自己一句：'难道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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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这些女人听说了这位法国女性，未婚却能享受爱情，著书立说，用存在主义的话说是“自己设计”生活，叹息声会飘洋过海地从大西洋彼岸传过来的。
西蒙娜·德·波伏瓦似乎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紧张而富于挑战的世界中。但这个女性天堂在哪儿呢?严格说来，它只包括巴黎圣日尔曼—德佩区塞纳河左岸的几条街道，战后这里重新成为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成为“知识分子的麦加圣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左岸”就已经是女性现代派的中心了。“女斗士们和海妖们”(安德烈·热尔曼)，如朱娜·巴尔纳、科莱特和纳塔莉·克利福·巴内在此开辟了自由爱情的领地和文学沙龙的乐园。在从纳粹德国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后，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爱穿黑衣服，信奉存在主义，极具自杀倾向。因为常常觉得幻灭近在眼前，所以他们尽情地享受生活——直至浪漫爱情随之令人感到失望。他们在咖啡馆中聚会，这些咖啡馆今天还在，导游们常发出警告，因为在新世纪之初那儿还只管出现激动的女大学生，她们来自明尼苏达或大阪，总想顺手牵羊把烟灰缸带回家，以作为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纪念。故而这些地方侍者冷淡，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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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立说的波伏瓦在50年代是一种稀罕现象，对此男人们也并不总是像蓬迪的文章所表现的那样满怀敬意。文艺专栏的先生们根本不把她看成是独立的或值得认真与让-保罗·萨特并提。两位没有正式结婚，但西蒙娜·德·波伏瓦还是被新闻界冠以他的姓氏，她被称为“伟大的女萨特主义者”，或者为了省事起见，干脆就是“萨特夫人”。这些称呼虽然带有挖苦意味，但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敬意。如果事关她的作品，同时代的评论家们就更不客气了。当她的小说《一代名流》1956年在德国出版时，君特·布罗克在《每日镜报》上大肆攻击了一番后，突然操起心来：“可以感觉到女作家本人的情形，她给人以力不从心的动人印象。完全有理由说，这本书在谈论一件与它的作者毫不相干的事，它绝不是一本政治书，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政治。”
西蒙娜·德·波伏瓦常因她的资产者出身而受到指责，一些左派因此得以按积分取胜。在那个年代——用阿莉塞·施瓦策尔的话说是“女权运动的前夜”，读她的书的女人大都来自与她一样的成长环境，但能成功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在她们眼中，西蒙娜·德·波伏瓦轻而易举地就成功了。工作确实能使她挣钱维持生计，但其意义并不仅止于此，工作对她还是一种享受。她并不是孤坐书斋，而是坐在喧闹的巴黎咖啡馆里写作，与当时欧洲最热门的人物为伍，这种工作不是乐趣是什么?虽然她只是在战时在花神咖啡馆那张颇有传奇色彩的桌边写作，因为她住的旅馆房间没有暖气，破旧冰冷，但是这些细节并无损于传奇色彩，仅仅是一个女人单身住在旅馆里就够引人注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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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让—保罗·萨特在走廊另一侧的一间屋里住了下来。这一对知识分子理想伴侣的居住状况——同一屋檐下分室而居——提供了第二个重要的传奇素材，决定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战后的形象：她成功地维持了作为女人的独立性，与她生活中的爱保持距离。她是个终生情人，因此得以扮演一个女人能够为男人扮演的最令人愉快的角色。她逃脱了其他所有的角色，拒绝与萨特同室共享桌子和床。她自己的床她可以自由支配，如果她有兴趣，也可以邀请另一个男人同床共枕。萨特那儿后来又添了一张书桌，她随时可以使用，但不是必须。这个什么都应该为他干的女人永远也不会注意到自己是怎么洗情人的吊袜带的。她永远也不会在烹调的时候出错，因为他们在饭店里用餐。他们结伴外出旅行，罗马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但在巴黎，在自己家里，从来没有使用一个共同的通讯地址。
这对情侣之间令人费解的契约，为战后直至七八十年代的知识女性树立了自由爱情的传奇模式。
直至后来，萨特和德·波伏瓦在80年代相继谢世后，对这个生活模式和爱情模式的怀疑才甚嚣尘上，这种怀疑是值得认真研究的。40年来他们被看成是知识界最理想的一对，而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让—保罗·萨特凭其不无诱惑性的盛名让女人们都崇拜得五体投地，文学史上这样的男人多的是，像海里的沙子一样不计其数。但是面对像萨特那样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并进而超越了他，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女性中的第一人。他是个重要人物，而她，是一幅圣像。
(摘自《顶尖对手·女人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9月 定价：20.00元), http://www.100md.com
她们分别代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女性世界:后者受人景仰，博大而智慧，关于她的书籍和文章堆积如山;前者万人爱慕，放纵而无拘，带着性挑逗的玉照充斥街头
朱丽叶走着，只有女人才会像那样走路。她几乎脚不离地，走动的时候髋骨上下挪动，好似被无形的线牵着。当她转身时，先转动上身，然后才带上臀部。她走得也太慢了点儿，就像始终被线向上拽着，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劲儿。她的身子笔挺，金色的长发撒在背上，像一顶王后的冠冕锁定了她的形象，但是当摄影机拉近她的脸，捕捉到她的目光时，一切尊贵立时就荡然无存了，朱丽叶的目光空空落落，一切呈现在她眼前的东西都如滚落的水珠一般滑过。
人迹罕见的公路上，一辆满载的客车在她身边停了下来，司机打开车门，俯视着这个年轻女人，她推着自行车，刚才是她招手示意他停车的。“我没气儿了。”她说。他自作聪明地误会道：“有这事?我可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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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聊话她常听到，对于村子里最美的女人来说这不算什么。她有众多的崇拜者，年轻的和年老的，活络的和憨厚的，涎皮赖脸的和羞羞答答的。她并不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把他们一律当成傻瓜。在乡村迪斯科舞厅中，面对邀请她若反应迟疑，对方就会大光其火：“现在怎么说，我该在这儿生根吗?”跟朱丽叶可不该这么说话。“我来浇灌你。”她答道，然后无动于衷地悠然走过。她就这么日复一日地消磨时光。
现在，朱丽叶必须走开，因为她是村子里其他人，尤其是其他女人的眼中钉。这个女人能让所有的男人发狂，是个伤风败俗不道德的女人。她成天晒晒太阳，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白沙蓝天映衬着她褐色的肌肤，朱丽叶是个色彩丰富的女人，但却没有过去。没人知道她是谁，从哪儿来，要去哪儿。看到朱丽叶光着脚，只套着一件罩裙，穿行在窄窄的小巷中，整个小镇都轰动了。对此她才不在乎呢。她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漫无目的，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这就足够了。教养院的一位女士神色诡秘地建议她去开一张健康证明。“干吗?”朱丽叶问道。“证明你是处女。”朱丽叶挺起胸，撅起嘴答道：“我倒不知道，爱还是一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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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认定，只有婚姻才能挽救她。她爱安托万，一个家道中落的游艇建造者家庭的长子。而他觉得征服她的惟一价值就在于日后可以骂她太容易被人弄到手了。但是他的弟弟，腼腆的米歇尔，却想要她。牧师在他们结婚前警告米歇尔：“你可想明白了，这个姑娘就像一只正当年的动物，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来管住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场婚姻肯定成不了。从教堂回家的路上米歇尔就跟人打架了，因为他的年轻新娘即便是穿着褶领的鼓起的白色婚纱，看上去还是那么性感，引得那些小伙子们在她走过时吹哨起哄。她是，而且始终是个娼妇。朱丽叶不在乎。婚后她依然是个妩媚性感的轻浮女人。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能把她怎么样。她保持她的本来面目：另类。
1956年发行的《上帝创造女人》(Et Dieu crea la famme)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蓝色海岸死气沉沉的拍摄地日后成了旅游胜地圣特罗佩，朱丽叶的年纪也与那个现在开始以名字的起首字母B.B.为标记的女人自己的年纪保持一致。碧姬·芭铎在以后所有找她演的电影中都将扮演朱丽叶，尽管演技各不相同，但她始终忠实于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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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一些片子中扮演的单纯而诱人的姑娘，撅着嘴，目光就像夜晚公路上汽车灯前受了惊的动物。另一些片子则充分暴露了碧姬·芭铎身上不良的一面，其中搀杂着懒散和满不在乎的激情。名导演们努力在她身上挖掘别的闪光面，挖掘深层次的东西，挖掘矛盾。但她本质上还是愿意保持故态，集所有禀赋于一身，在她之前还没有哪个女人公开将这些特征集于一身的：天生丽质，诱人的性感和自负的放荡。她会抢过男人们的话头，一句刻薄的评论脱口而出，看似无意，而往往说得正是时候。她只要撅起嘴，就足以使所有的男人都无药可救。
一开始，法国评论界甚至电影观众反应还算克制。很快电影就被禁演，甚至都没有收回拍摄成本。但是不久以后，美国人疯狂地涌进电影院去看这个法国女人。从路易斯安那到北达科他，所有的人都明白，法国创造了新女性。1956年秋天，800万美国观众观看了这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她对自己身后留下的这一片如火如荼的焦土似乎并不在意。碧姬·芭铎假朱丽叶之名挑战了小市民的伦理道德观念，举止就像玛利亚童贞受孕一样坦然。公众舆论卫道士极富创意地猛烈攻击了一通。美国纽约州的一位神甫想买下城里所有的电影票，以阻止他的教民们去看《上帝创造女人》，直至囊中如洗，他又想出了一个不用花钱的办法，来拯救他的羔羊们的灵魂，他以开除教籍威胁所有弄到了票的观众。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干脆禁止黑人看这个电影，因为他们本来就热血沸腾，人们担心，看见了芭铎后，他们就更控制不住自己了，恐怕会在从电影院回家的路上骚扰白人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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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和电影院里的男人们呼吸都要停滞了。而对许多女人说来，芭铎在银幕上的放荡行为是不可取的。“我觉得受到了侮辱，”女记者爱莲娜·维克多1996年回忆说：“我们女人非常厌恶她的行为，甚至是她在银幕上的行为，并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看到一个女人如此行事，真让人震惊。我们女人可不太喜欢这样。”
《上帝创造女人》的成功使碧姬·芭铎受到了劈头盖脸的鄙薄，这是那个年代将兴趣与性欲混为一谈的女人的遭遇。她还远远没有准备好接受挑战，相反，她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起这么大风波。1957年，她还过着像许多女人一样的生活，至少表面上如此：她22岁，已结婚4年，婚姻并不如她梦寐以求的那么理想，但保证了一种可以摆脱家里父母约束的生活。
多年以后，在她60岁撰写自传的时候，显然有意与市侩俗夫进行清算。但她心里始终很清楚，她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玷污族类的人是不受欢迎的。“教养和礼仪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有它们的缔造者存在。我缔造了它们的对立面。因为我不再受'人所不为’的束缚，所以我偏偏为人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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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女人》使碧姬·芭铎成了国际明星，从此她成了法国的“性感小猫”，为她的国家带来了比历史悠久、备受敬重的雷诺品牌更多的出口收益。
神话可以开幕了，从一个出身良家的美丽的芭蕾舞女演员变成了一个无视传统的名声不好的女明星。最后，作为妇女解放的象征性人物，她终于得到了包容。
西蒙娜·德·波伏瓦
这个有着深色头发的女人眼前似乎有个明确的目标，她的目光集中在水平方向的某一点上，决不左顾右盼。她昂首走过被雨打湿的石子路面，很引人瞩目，步态很有节奏，快速但不仓促。她的发式和服装显示了40年代的时尚，但从中看不出她的年龄。她在一个拐角处拐了弯，并没有放慢脚步，走进一家咖啡店，走向烟雾弥漫的屋子后面的一张空桌，至此方才停下脚步。
她挤到桌子后面，坐在木凳上，在这儿她能看见整个咖啡馆的情景。她取出一叠纸搁在桌上，又翻出一支笔和香烟。她神情专注地趴在纸上，头也不抬地拿起笔，第二次又伸手拿了烟盒。一个招待自动将一个小小的银托盘放在她跟前，上面是一杯咖啡和一小壶牛奶。她很快地抬头看了一眼，就又埋头于写了字的纸堆中。阳光从她身后的大窗中射进来，在她整齐高耸的头发上起舞，向她脸上投下了柔和的阴影。这个女人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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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首先是中产阶级妇女阅读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书——在晚上，孩子睡下了，而她也已把明天午餐用的肉从冷冻柜里拿出来解冻了。她们中有许多人都上过大学，但事后证明，那不过是个婚姻预备阶段。当她们的丈夫攻读博士学位时，她们第二次怀着孕，勇敢地宣称，现在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读读所有这些由于忙碌而不得不束之高阁的书了。一些人读到了蓓蒂·弗里丹斯的书《女性神话》(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年出版)，描写了美国市郊妇女的日常生活。战后，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在获得大学文凭后致力于营建和料理自己的安乐窝。蓓蒂·弗里丹斯不客气地指责她的女读者们，“干的是8岁女童都能胜任的工作”。这本书日后像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一样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著作，因为中上阶层的主妇和母亲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多年来美国妇女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说出来。20世纪中叶，强烈的愤懑、不满和渴望折磨着美国妇女。每一位生活在市郊的已婚妇女都为此孤身作战。她们铺床叠被，买东买西，裁剪布料制作新护套，与孩子们团团围坐享用花生黄油面包，或开车送他们去童子军，当她们晚上躺在床上时，都不敢轻声地问自己一句：'难道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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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这些女人听说了这位法国女性，未婚却能享受爱情，著书立说，用存在主义的话说是“自己设计”生活，叹息声会飘洋过海地从大西洋彼岸传过来的。
西蒙娜·德·波伏瓦似乎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紧张而富于挑战的世界中。但这个女性天堂在哪儿呢?严格说来，它只包括巴黎圣日尔曼—德佩区塞纳河左岸的几条街道，战后这里重新成为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成为“知识分子的麦加圣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左岸”就已经是女性现代派的中心了。“女斗士们和海妖们”(安德烈·热尔曼)，如朱娜·巴尔纳、科莱特和纳塔莉·克利福·巴内在此开辟了自由爱情的领地和文学沙龙的乐园。在从纳粹德国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后，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爱穿黑衣服，信奉存在主义，极具自杀倾向。因为常常觉得幻灭近在眼前，所以他们尽情地享受生活——直至浪漫爱情随之令人感到失望。他们在咖啡馆中聚会，这些咖啡馆今天还在，导游们常发出警告，因为在新世纪之初那儿还只管出现激动的女大学生，她们来自明尼苏达或大阪，总想顺手牵羊把烟灰缸带回家，以作为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纪念。故而这些地方侍者冷淡，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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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立说的波伏瓦在50年代是一种稀罕现象，对此男人们也并不总是像蓬迪的文章所表现的那样满怀敬意。文艺专栏的先生们根本不把她看成是独立的或值得认真与让-保罗·萨特并提。两位没有正式结婚，但西蒙娜·德·波伏瓦还是被新闻界冠以他的姓氏，她被称为“伟大的女萨特主义者”，或者为了省事起见，干脆就是“萨特夫人”。这些称呼虽然带有挖苦意味，但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敬意。如果事关她的作品，同时代的评论家们就更不客气了。当她的小说《一代名流》1956年在德国出版时，君特·布罗克在《每日镜报》上大肆攻击了一番后，突然操起心来：“可以感觉到女作家本人的情形，她给人以力不从心的动人印象。完全有理由说，这本书在谈论一件与它的作者毫不相干的事，它绝不是一本政治书，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政治。”
西蒙娜·德·波伏瓦常因她的资产者出身而受到指责，一些左派因此得以按积分取胜。在那个年代——用阿莉塞·施瓦策尔的话说是“女权运动的前夜”，读她的书的女人大都来自与她一样的成长环境，但能成功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在她们眼中，西蒙娜·德·波伏瓦轻而易举地就成功了。工作确实能使她挣钱维持生计，但其意义并不仅止于此，工作对她还是一种享受。她并不是孤坐书斋，而是坐在喧闹的巴黎咖啡馆里写作，与当时欧洲最热门的人物为伍，这种工作不是乐趣是什么?虽然她只是在战时在花神咖啡馆那张颇有传奇色彩的桌边写作，因为她住的旅馆房间没有暖气，破旧冰冷，但是这些细节并无损于传奇色彩，仅仅是一个女人单身住在旅馆里就够引人注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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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让—保罗·萨特在走廊另一侧的一间屋里住了下来。这一对知识分子理想伴侣的居住状况——同一屋檐下分室而居——提供了第二个重要的传奇素材，决定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战后的形象：她成功地维持了作为女人的独立性，与她生活中的爱保持距离。她是个终生情人，因此得以扮演一个女人能够为男人扮演的最令人愉快的角色。她逃脱了其他所有的角色，拒绝与萨特同室共享桌子和床。她自己的床她可以自由支配，如果她有兴趣，也可以邀请另一个男人同床共枕。萨特那儿后来又添了一张书桌，她随时可以使用，但不是必须。这个什么都应该为他干的女人永远也不会注意到自己是怎么洗情人的吊袜带的。她永远也不会在烹调的时候出错，因为他们在饭店里用餐。他们结伴外出旅行，罗马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但在巴黎，在自己家里，从来没有使用一个共同的通讯地址。
这对情侣之间令人费解的契约，为战后直至七八十年代的知识女性树立了自由爱情的传奇模式。
直至后来，萨特和德·波伏瓦在80年代相继谢世后，对这个生活模式和爱情模式的怀疑才甚嚣尘上，这种怀疑是值得认真研究的。40年来他们被看成是知识界最理想的一对，而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让—保罗·萨特凭其不无诱惑性的盛名让女人们都崇拜得五体投地，文学史上这样的男人多的是，像海里的沙子一样不计其数。但是面对像萨特那样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并进而超越了他，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女性中的第一人。他是个重要人物，而她，是一幅圣像。
(摘自《顶尖对手·女人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9月 定价：20.00元),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