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四个博弈对手
现代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所谓的“第三次教育改革”。1971年日本官方教育审议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在所提交报告中首次提出高等教育多样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以设立直属于首相的“临时教育审议会”(1984年)为标志，日本加大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力度。根据临时教育审议会的建议，文部省于1987年9月设立了大学审议会，作为文部省的常设咨询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审议大学问题，收集并提供有关大学信息资料，参与制订政府的大学发展计划。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在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中，涉及四个博弈对手：文部省、工业界、大学和学生。
文部省
文部省第一任长官Mori Arinori在1885年曾经说过：“日本教育不是培养精通艺术和科学的人才，而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这种“国家至上”的思维方式一直充斥二战后的日本教育改革，“日本经济奇迹”部分功劳应归于这种教育思维。在知识经济时代，文部省这种固有的“控制欲”似乎在“后现代”日本中显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1998年10月，日本大学审议会提交了题为《21世纪的大学和今后的改革方策——在竞争环境中充满个性的大学》的咨询报告，全面展望了21世纪初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及改革方针政策，同时明确提出：“日本大学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与西方一流大学携手开展研究和谋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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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
日本教育一向服务于工业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创造日本经济奇迹过程中做得非常出色。但是随着日本经济走向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工业界对人才规格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人才必须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具自主性、创造性、影响力、国际性和冒险精神，而非传统的任劳任怨、只会服从和执行命令的“应声虫”。
但是高度官僚化的教育系统似乎有点“找不着北”，对工业界的需求变化视而不见。事实上，要培养一个逆来顺受“奴隶型”的雇员是一件不太费力气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没有硝烟”的经济战场中，工业界需要新型更具竞争力的人才。而且，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无论哪家公司都没有能力独力在一所房间内培训他们的雇员，他们要求雇员在上班之前就已经受到足够的训练以便他们可以立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但是一个新型雇员的成长，不仅受到教育的影响，而且为社会和经济气候所左右。可惜在日本，这两个条件同时缺乏。现代大学生从小就在考试地狱中成长，他们已经习惯了答案要与教科书一样，创造性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同时，他们从小就在一种敌意的竞争环境中成长，他们不习惯团队工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团队精神了。由于这些原因，这些雇员根本就不习惯去影响别人，他们学会的只是服从。
, 百拇医药
除了人才需求的转型外，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衰退的围攻下及信息社会的逼近，在工业界被奉为“灵丹妙药”的终身聘任制正在分崩离析。同时，公司“论资排辈”的文化向“精英文化”转变，公司更加看中的是工作能力，而非经验和学位。这就意味着，对日本大学毕业生来说，终身聘任的美梦逐渐远去，名校的光环也渐渐褪色。一生中多次更换职业或职位的时代来临，终身学习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这样的年代，唯一不变的就是永恒的变化。
大学
如果把日本大学做一个金字塔排列，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这两所国立大学无疑是位于塔尖。神户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地方国立大学也是名声在外。一些较为优秀的私立大学处于第二集团位置，但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近年来有滑坡的趋势。处于第三集团的短期大学有90%的学生是女性，大部分女性把短期大学作为自己所受的最终教育。
自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205万的高峰后，就一路“跳水”至今。2000年，日本18岁人口数量跌至151万，预计到2010年只有120万。虽然适龄人口数量骤减，但日本入学率却稳步上升，1975年，高等教育入学率是38.4%，1995年攀升至45.8%，如果把中学后职业训练学校也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可达64.7%。尽管如此，“僧多粥少”的局面已经形成，很多学校为生源而“上窜下跳”。扩充生源市场成为高等院校的必然选择，这也促使文部省采取行动。一方面，文部省鼓励高等院校增加留学生人数；另一方面，文部省推行“终身学习”计划，鼓励成人回归校园接受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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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大学被批评是“休闲地”，很多人站出来辩护说，在这块“休闲地”上享受四年的大学生活是从“考试地狱”走向“终身奴隶聘任制”一个很好的缓冲期。然而，被考试地狱折磨多年不就是为了上一所名牌大学吗？
学生
现在或即将进入大学的一代被称为“新新人类”，这些学生和他们在战后成长起来以任劳任怨和勤俭节约为美德的父母有着天然的鸿沟，这些“新新人类”是在“用户至上主义”和物质丰富的条件下成长的，所以也有人把他们称为“繁荣的一代”。日本经济奇迹对这些“新新人类”的影响可归纳到三个方面：信息革命、用户至上主义和后现代价值取向。
这些“新新人类”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他们随时拿着移动电话聊天，随时上网，花费大量的时间看电视、电影和玩游戏。对他们来说，信息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这些“新新人类”生活在一个“用户至上主义”的消费社会，他们不用像自己的父母那样为生活苦苦挣扎，他们的消费动机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宣扬自己的个性。
这些“新新人类”的价值取向被描述成嬉皮、赌博精神、逃避、敢尝试、无政府主义等。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收回时间(reclaim time)”，即非常注重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他们要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私人生活必须是隐蔽的，但必须是可以接受的。而公共生活则要有个人的自主性。
这些“新新人类”对于传统的人们趋之若鹜的大公司职位和政府公务员似乎不屑一顾，他们更注重这份职业是否能表明他们个人的独特性，如IT从业员就让这些“新新人类”很有满足感，特别是那些政府支持的风险商业投资工作，他们坚信这些工作可以提高信息技术和刺激经济。, 百拇医药(李敏谊/编译)
文部省
文部省第一任长官Mori Arinori在1885年曾经说过：“日本教育不是培养精通艺术和科学的人才，而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这种“国家至上”的思维方式一直充斥二战后的日本教育改革，“日本经济奇迹”部分功劳应归于这种教育思维。在知识经济时代，文部省这种固有的“控制欲”似乎在“后现代”日本中显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1998年10月，日本大学审议会提交了题为《21世纪的大学和今后的改革方策——在竞争环境中充满个性的大学》的咨询报告，全面展望了21世纪初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及改革方针政策，同时明确提出：“日本大学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与西方一流大学携手开展研究和谋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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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
日本教育一向服务于工业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创造日本经济奇迹过程中做得非常出色。但是随着日本经济走向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工业界对人才规格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人才必须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具自主性、创造性、影响力、国际性和冒险精神，而非传统的任劳任怨、只会服从和执行命令的“应声虫”。
但是高度官僚化的教育系统似乎有点“找不着北”，对工业界的需求变化视而不见。事实上，要培养一个逆来顺受“奴隶型”的雇员是一件不太费力气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没有硝烟”的经济战场中，工业界需要新型更具竞争力的人才。而且，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无论哪家公司都没有能力独力在一所房间内培训他们的雇员，他们要求雇员在上班之前就已经受到足够的训练以便他们可以立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但是一个新型雇员的成长，不仅受到教育的影响，而且为社会和经济气候所左右。可惜在日本，这两个条件同时缺乏。现代大学生从小就在考试地狱中成长，他们已经习惯了答案要与教科书一样，创造性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同时，他们从小就在一种敌意的竞争环境中成长，他们不习惯团队工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团队精神了。由于这些原因，这些雇员根本就不习惯去影响别人，他们学会的只是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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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才需求的转型外，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衰退的围攻下及信息社会的逼近，在工业界被奉为“灵丹妙药”的终身聘任制正在分崩离析。同时，公司“论资排辈”的文化向“精英文化”转变，公司更加看中的是工作能力，而非经验和学位。这就意味着，对日本大学毕业生来说，终身聘任的美梦逐渐远去，名校的光环也渐渐褪色。一生中多次更换职业或职位的时代来临，终身学习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这样的年代，唯一不变的就是永恒的变化。
大学
如果把日本大学做一个金字塔排列，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这两所国立大学无疑是位于塔尖。神户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地方国立大学也是名声在外。一些较为优秀的私立大学处于第二集团位置，但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近年来有滑坡的趋势。处于第三集团的短期大学有90%的学生是女性，大部分女性把短期大学作为自己所受的最终教育。
自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205万的高峰后，就一路“跳水”至今。2000年，日本18岁人口数量跌至151万，预计到2010年只有120万。虽然适龄人口数量骤减，但日本入学率却稳步上升，1975年，高等教育入学率是38.4%，1995年攀升至45.8%，如果把中学后职业训练学校也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可达64.7%。尽管如此，“僧多粥少”的局面已经形成，很多学校为生源而“上窜下跳”。扩充生源市场成为高等院校的必然选择，这也促使文部省采取行动。一方面，文部省鼓励高等院校增加留学生人数；另一方面，文部省推行“终身学习”计划，鼓励成人回归校园接受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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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大学被批评是“休闲地”，很多人站出来辩护说，在这块“休闲地”上享受四年的大学生活是从“考试地狱”走向“终身奴隶聘任制”一个很好的缓冲期。然而，被考试地狱折磨多年不就是为了上一所名牌大学吗？
学生
现在或即将进入大学的一代被称为“新新人类”，这些学生和他们在战后成长起来以任劳任怨和勤俭节约为美德的父母有着天然的鸿沟，这些“新新人类”是在“用户至上主义”和物质丰富的条件下成长的，所以也有人把他们称为“繁荣的一代”。日本经济奇迹对这些“新新人类”的影响可归纳到三个方面：信息革命、用户至上主义和后现代价值取向。
这些“新新人类”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他们随时拿着移动电话聊天，随时上网，花费大量的时间看电视、电影和玩游戏。对他们来说，信息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这些“新新人类”生活在一个“用户至上主义”的消费社会，他们不用像自己的父母那样为生活苦苦挣扎，他们的消费动机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宣扬自己的个性。
这些“新新人类”的价值取向被描述成嬉皮、赌博精神、逃避、敢尝试、无政府主义等。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收回时间(reclaim time)”，即非常注重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他们要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私人生活必须是隐蔽的，但必须是可以接受的。而公共生活则要有个人的自主性。
这些“新新人类”对于传统的人们趋之若鹜的大公司职位和政府公务员似乎不屑一顾，他们更注重这份职业是否能表明他们个人的独特性，如IT从业员就让这些“新新人类”很有满足感，特别是那些政府支持的风险商业投资工作，他们坚信这些工作可以提高信息技术和刺激经济。, 百拇医药(李敏谊/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