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作弊被开除“严刑峻罚”能否奏效
不久前，北京广播学院对7名在英语四、六级考试或期末考试中作弊的同学做出了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决定，一时间引起媒介的关注，也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论。
1月24日，武汉大学化学学院一名97级姓王的学生状告母校进入二审程序，上诉原因就是他认为学校对其作弊所做出的勒令退学的处分过重，要求学校重新做出处理。据该校教务处的郭老师介绍，对于学生作弊，高等教育法规定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实施细则，武汉大学就是根据这一规定制定自己的考试纪律的。该考试纪律规定，学校对学生的违纪或作弊行为可以做出警告直至开除学籍的处分，于是这名学生在一审中败诉。
目前，各校都在举行期末考试，研究生考试也在进行，许多学校都发生了学生因考试作弊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事件，许多学生呼吁处罚能否轻一点儿？学校和老师也呼吁学生能否诚实一点？有关人士也提出，处罚越来越重，而作弊没有减轻多少，靠处罚能杜绝或减少作弊吗？
■交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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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是为治病救人还是断其后路？
依据《北京广播学院考场规则》，7名作弊的学生被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并在24小时之内向全院通报了处理结果，7名学生从此告别了在广院的大学生活，他们中有的已在广院生活了三年半。北京广播学院教务处长胡正荣教授说，这是学校依据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做出的决定，自1994年以来一直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规则。而该校许多学生则认为学校的这一处理不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太不近人情。有些学生表示，尽管他们与作弊者素不相识，但他们还是希望学校收回成命，在给予他们一定处罚的前提下让他们重返校园。
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说,毕竟这对于一名大学生来说打击太大了,十二年的寒窗苦读就这样完了,而且对他们的身心都有可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否定了一次就否定了一生。一名自称free_bbi的学生在北广论坛上说，他们被开除了，他们后半生怎么办？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富人家的养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笑看人生”。人的一生中有些事跌倒了就爬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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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正荣老师认为，作弊者是由于其规则意识太差所致，学校一直非常强调考试纪律，学生一进校门就把学校的考试纪律告诉他们，每次考试前各院系都要开会强调考试纪律，每场考试开始前老师都要宣读考场纪律，学生也知道考试作弊是要被勒令退学的，也有前车之鉴，但还是有人心存侥幸、明知故犯，“正如我告诉你作弊是一座悬崖，别靠近它，一旦跳下这一悬崖，我将无法挽救；如果它是一个斜坡，我还可以伸手扶你一把。”(下转2版)
广院计算机系一名2000级的学生表示，像北广这样艺术学科比较多的学校，加强考风是必要的，他支持对学生作弊做出处罚，但处罚不能达到开除这一步，这对于20岁左右的学生来说，无法承受，处罚能否轻一点，比如采取取消学位、留校察看等措施。
胡老师认为学生作弊是明知故犯，之所以制定出如此严格的规定也是想最大限度地减少作弊，如果制度放松，学生就可能进一步放松考试纪律，作弊是不能以制定一个宽松的制度做试验的。
, http://www.100md.com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测量与评价所所长徐燕教授认为对于学生作弊的处罚应该持之以恒，不能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别让学生有制度上的空子可钻，但处罚要以促进教育、治病救人为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伦理学家李萍老师也认为学生毕竟是受教育者，对学生的处罚应该有挽回的余地，学校的任务还是教育学生，执法的功能应该弱化。
有的老师和学生提出疑问，学校让作弊学生退学是否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范愉认为，学生因作弊被勒令退学不能说受教育权被侵犯，学校有自己的自治权，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规则，也必须让自己的成员了解这些规则，每一名成员在进入这一系统时都要承诺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对每个人都是公平公开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因此不存在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问题。如果社会对学校的规则干涉过多，就会影响学校的运行，如果学校制定出的规则不能坚决执行，那对其他人是一种不公平，它的权威性就会丧失。但学校应该给予学生一个“申诉权”。
胡老师也表示，这一制度北广将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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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全国高校都对考试作弊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只是处罚方法不同，处罚程度不同而已。但通行的做法是针对学生作弊的严重程度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不同的档次。北京大学今年就对39名违纪或作弊的学生分别处以1人留校察看、22人记过、8人严重警告、8人警告的处罚，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学校都有类似的规定。
■交锋二： 外在的处罚与内在的修正，哪个更有效？
基本上每个学校都规定了对作弊的严格处罚，而记者所采访到的学校都表示惩治作弊可以减少和抑制作弊，但他们也表示作弊无法根除，只要有考试就会有作弊。胡老师说，虽然可能会对受处分的学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对其他同学却起到了较好的警示作用，近几年来广院作弊的学生也有所减少，今年只是例外；武汉大学教务处的郭老师也说，“大学里的作弊太厉害了，不加强处罚不行。”北京大学教务处的卢老师也表示对于作弊“当然要严格处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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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弊现象并没有在高校中消失或减弱多少，有时甚至出现惊人的反弹，不管是作弊处罚制度比较严格的学校，还是相对宽松的学校；不管是一般院校还是知名重点大学，都无法消除作弊。
为什么在高校一再强调“严惩”作弊者的情况下，作弊之风没有被完全遏制？
首都师范大学的杨朝晖老师做过一项调查，发现那些考试作弊的被处罚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作弊的危害性，有时甚至把当初作弊被处罚归结为运气不好。徐老师也认为有的学生也存在侥幸心理，总以为可能不会被抓，许多时候就铤而走险。而一些学生不作弊并不是因为他们明白作弊可耻，而是害怕受到处罚。
因此，杨老师认为，单靠处罚的办法无法根治作弊，外在的处罚与内在的修正不应该发生偏差。徐教授也表示单靠处罚是无法奏效的，应该用情感教育，启动学生的自我教育系统，让学生明白作弊是自欺欺人，不能那么去做人，作弊对不起老师、对不起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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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师，徐老师就有自己处理学生作弊的办法。她认为，学生一旦有作弊动机就会充分表现出来，比如精力不集中、东张西望等，这些动机监考老师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时候不能给学生作弊的任何机会，不能目睹他作弊，不能任其发展下去，而要及时制止。徐老师的做法是先给学生一个暗示，盯住他，看得他害怕，让他明白自己的行为被发现了，一般的学生这时候都会收敛起来，同时启动他内在的力量，让他感到内疚。但如果第一次暗示没效果，那就毫不客气，给予一定的处理，给予一点警示，并告诉学生老师并不想如何处罚他，但他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做人不能有投机心态。但处理不要太严，学校还是教育本位，目的是让学生变得越来越好。徐老师建议，处罚应该与情感教育结合起来，而处罚的目的也是启动学生的内在力量，使他们从内心认识到不应该作弊。
据华北电力大学、四川大学的老师介绍，他们在考试中试行过无人监考的免监制度，感觉效果不错。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学生自己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作弊是一种耻辱，因此考试不应该有人监考，从内心深处就排斥作弊。因此在考试中的确没发现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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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三：学生作弊，老师该不该罚？
自从有作弊以来，学生或考生就是作弊的主体，同时也是作弊处罚的对象。学校所规定的考场纪律，所制定的处罚措施，也是以学生为目标的，因此长时间以来，学生考试作弊被处分那是理所应当的。
但一位自称zhenxingfu的人在北广论坛上提出疑问：学生作弊老师有没有责任？他说：“请问监考的老师有没有责任，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尽到了他们的职责吗？他们该不该负责？我们的考试监考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究竟责任该谁负，是学校、是老师还是学生？每年都有人被开除，为什么每年都有人犯同类的错误，如此地对待我们的学生究竟有什么作用，它真的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吗？后来者就不犯同类的错误吗？您能保证吗？事实怎样？如果是您的孩子，您又怎么想？您作为老师有没有责任，学生是您教育和培养的，您不感到惭愧和内疚吗？您只会将您的过错推给社会，您为什么不检讨自己的过错，只是一味将责任推给弱势群体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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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说，不能把作弊的责任一味简单地推给学生，也不能简单地把作弊归结为学生的品质问题，学生作弊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教育教学以及管理的问题，学校、老师都有责任。
杨老师经过调查认为，学生作弊是有规律的，一般情况下，学生认为没有意思的课或教师的考试形式很随意或要求死记硬背的课容易作弊，考场组织是否严肃、严密也有一定关系。
胡老师表示对于，学生的作弊问题，老师和学生都有责任，而要解决学生的作弊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处理前端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从而吸引住学生认真学习，这样学生作弊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广院自1999年以来，采用了新教材，提高了教学水平，因此99级以后的学生就不太作弊。
杨老师认为， 作为教育者，应该很好地对自己的教育、教学内容，考试以及教师的教育观念进行反思。比如，学生的学习目的是什么，学习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一些学生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与热情。能否采取更为灵活的考试方式，比如说写论文、做实验。在高校中，老师们多年来习惯于搞科研、做课题，却不注意研究教学，实际上，大学老师的首要任务还是教学、还是培养人才，但许多教师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因此，有些教师还在用着多少年不变的教案、方法在讲台上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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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说，教育应该体现对学生的终极关怀，培养一个健全的毕业生。比如对作弊的学生，通常学校公布处分之后就不再管了，有些人因此而消沉下去，但实际上，功夫应该放在平时，加强学风的培养和品质的塑才能有效遏制作弊。如果学校、老师对他们多一些关心，引导他们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既可以让他们铭记教训，又能振作精神重新燃起学习的热情，学校的任务是促进人的发展，而不是遏制人的发展。
徐老师认为学生作弊，社会有责任，现行教育体制也有责任。据徐老师介绍，学生作弊的部分病根还是在中小学，有些学生从小学、中学就形成了作弊的习惯，有一个学生就说，作弊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成为准备考试的一部分，就像准备笔和纸那样，兜里揣着心里就有种安慰感。而中小学没有开除、退学这种处罚机制，也没有一定的处罚手段，因此进入大学以后，他们不能很快适应新的处罚制度。
在徐老师看来，作弊本来就是可耻行为，是一个品质问题。但很多学生却不认为可耻，而是一个学习问题，这就是由于多年的教育过于重视分数而忽视品德教育所致，造成了教育和品德的分离，加强诚信教育，加强品德教育势在必行。
■文/实习记者张勇■摄影/崔浩庄健
(征集交锋版新闻线索，电话：65902327；E-mail:qnb@ynet.com；通信地址：朝阳区白家庄东里23号院A栋北京青年报·人才时代收，邮编：100026，信封上请注明“交锋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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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校都在举行期末考试，研究生考试也在进行，许多学校都发生了学生因考试作弊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事件，许多学生呼吁处罚能否轻一点儿？学校和老师也呼吁学生能否诚实一点？有关人士也提出，处罚越来越重，而作弊没有减轻多少，靠处罚能杜绝或减少作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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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师认为学生作弊是明知故犯，之所以制定出如此严格的规定也是想最大限度地减少作弊，如果制度放松，学生就可能进一步放松考试纪律，作弊是不能以制定一个宽松的制度做试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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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老师和学生提出疑问，学校让作弊学生退学是否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范愉认为，学生因作弊被勒令退学不能说受教育权被侵犯，学校有自己的自治权，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规则，也必须让自己的成员了解这些规则，每一名成员在进入这一系统时都要承诺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对每个人都是公平公开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因此不存在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问题。如果社会对学校的规则干涉过多，就会影响学校的运行，如果学校制定出的规则不能坚决执行，那对其他人是一种不公平，它的权威性就会丧失。但学校应该给予学生一个“申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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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每个学校都规定了对作弊的严格处罚，而记者所采访到的学校都表示惩治作弊可以减少和抑制作弊，但他们也表示作弊无法根除，只要有考试就会有作弊。胡老师说，虽然可能会对受处分的学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对其他同学却起到了较好的警示作用，近几年来广院作弊的学生也有所减少，今年只是例外；武汉大学教务处的郭老师也说，“大学里的作弊太厉害了，不加强处罚不行。”北京大学教务处的卢老师也表示对于作弊“当然要严格处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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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高校一再强调“严惩”作弊者的情况下，作弊之风没有被完全遏制？
首都师范大学的杨朝晖老师做过一项调查，发现那些考试作弊的被处罚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作弊的危害性，有时甚至把当初作弊被处罚归结为运气不好。徐老师也认为有的学生也存在侥幸心理，总以为可能不会被抓，许多时候就铤而走险。而一些学生不作弊并不是因为他们明白作弊可耻，而是害怕受到处罚。
因此，杨老师认为，单靠处罚的办法无法根治作弊，外在的处罚与内在的修正不应该发生偏差。徐教授也表示单靠处罚是无法奏效的，应该用情感教育，启动学生的自我教育系统，让学生明白作弊是自欺欺人，不能那么去做人，作弊对不起老师、对不起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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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认为， 作为教育者，应该很好地对自己的教育、教学内容，考试以及教师的教育观念进行反思。比如，学生的学习目的是什么，学习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一些学生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与热情。能否采取更为灵活的考试方式，比如说写论文、做实验。在高校中，老师们多年来习惯于搞科研、做课题，却不注意研究教学，实际上，大学老师的首要任务还是教学、还是培养人才，但许多教师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因此，有些教师还在用着多少年不变的教案、方法在讲台上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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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说，教育应该体现对学生的终极关怀，培养一个健全的毕业生。比如对作弊的学生，通常学校公布处分之后就不再管了，有些人因此而消沉下去，但实际上，功夫应该放在平时，加强学风的培养和品质的塑才能有效遏制作弊。如果学校、老师对他们多一些关心，引导他们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既可以让他们铭记教训，又能振作精神重新燃起学习的热情，学校的任务是促进人的发展，而不是遏制人的发展。
徐老师认为学生作弊，社会有责任，现行教育体制也有责任。据徐老师介绍，学生作弊的部分病根还是在中小学，有些学生从小学、中学就形成了作弊的习惯，有一个学生就说，作弊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成为准备考试的一部分，就像准备笔和纸那样，兜里揣着心里就有种安慰感。而中小学没有开除、退学这种处罚机制，也没有一定的处罚手段，因此进入大学以后，他们不能很快适应新的处罚制度。
在徐老师看来，作弊本来就是可耻行为，是一个品质问题。但很多学生却不认为可耻，而是一个学习问题，这就是由于多年的教育过于重视分数而忽视品德教育所致，造成了教育和品德的分离，加强诚信教育，加强品德教育势在必行。
■文/实习记者张勇■摄影/崔浩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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