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也是一种病
1月21日第20版《除了止痛我还能给弟弟什么》一文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对文中提及的“西郭先生”给予了热情的关注，短时间内，编辑部收到了数十份电子邮件和传真，读者朋友纷纷为李先生提供治疗疼痛的方法和建议，还有读者亲自为李先生到北京的著名医院进行联系，西安杨森公司专门派员与李先生的家属进行联系，准备为李先生提供急需的药物。
而令人感动的是，这篇报道引起了首都医学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著名的肿瘤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教授在自己出国前，专门约见本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关切之情，并对病人的疼痛治疗提出了建议。
院士提出九大误区
孙院士从九个方面指出，目前国内医学界在疼痛治疗方面存在着九大误区。他们往往以为只要有病，肯定会疼，特别是癌症患者疼痛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要求病人忍着。一段时间里，人们把忍看做是一种美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观念要突破，要让病人没有疼痛。而如何判断疼痛也存在着误区。目前，许多医生不相信病人的诉说。他们不是根据病人的自我诉说来决定用药，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孙院士呼吁各方面要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对于李先生的病情，孙院士也提出一些建议，委托本报记者转达病人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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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不限麻药用量
1月26日，在中国医药集团的积极支持下，本报召开了由国内著名的医学专家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七十多岁高龄的蔡志基教授参加座谈。蔡教授长期从事疼痛学研究，曾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疼痛方面的研究和协调工作。他说，疼痛不只是一种症状，它也是一种疾病。蔡教授认为，目前许多医院不敢轻意使用杜冷丁之类的药，是因为害怕病人用药上瘾。其实，从临床实践来判断，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随着病人的不断康复，用药量也会不断地减下来，不必担心上去就下不来。
据悉，目前国家对于癌症患者用治疼药已经没有什么限量，医生不敢开主要是害怕病人家属把这类药物流传到社会上去，引起不良反应。当蔡教授听说李先生因为每天注射杜冷丁，臀部已经变硬的消息后，心中非常难过。他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缓减疼痛，为什么医院只选择了注射的方式呢？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口服和外贴等方式来减轻疼痛。在座的其他医生也向李先生的姐姐提供了可以使用的药物。
, 百拇医药
北京人将尽力帮助李先生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教授刘淑俊看了李先生的报道后，哽咽难语。她首先表示，只要有可能，北京的大医院都将尽力为李先生提供帮助。她认为痛苦正是“我们这些医疗工作者工作不周到的表现，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能使每个医生都能规范化用药。”缓解疼痛是病人的正确的要求，也是病人的基本权利。据了解，目前国际上已经把人均服用麻药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生活质量的一个标准。我们国家在麻药的使用上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总体来看，还处于很低的水平。
无独有偶的是，肿瘤界知名前辈，原抗癌协会主席，现为该协会名誉主席张天泽教授八年前不幸罹患前列腺癌，1999年出现骨转移。今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张教授非常乐观地接受了各种治疗，包括对疼痛的治疗。谢广茹女士目前是天津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作为张天泽教授的学生，现在又是张教授的疼痛主治大夫，围绕肿瘤患者的疼痛张女士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
“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观念的转变!”张女士说，“如今人们对镇痛麻醉药品有着本能的抵触，包括很多肿瘤患者。这其中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比如鸦片战争；也有道德方面的原因，害怕成瘾；还有就是宣传普及方面做得不够。患者总是想把这类药放在最后一块阵地上，作为最后一种抵御病痛的法宝。实在不行了，晚期了，疼得实在忍受不了了再用，这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存质量，同时也影响了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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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女士也谈到了张天泽教授，“张老爷子是我的老师，刚开始他对镇痛药也有一些抵触，后来我们就反复地做他的工作，他接受了我们的方法后感觉效果挺好，现在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并且通过自身的感觉主动地要求对剂量进行调整。作为一个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现在他的内脏很好，进食也很顺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你得了肿瘤，有了疼痛，是可以治疗的，或者说是可以减缓痛苦的，人们有提高自己生存质量的权利。可现实却很不乐观，一些人得了癌症，家属就瞒着不说，用一些其他的病去搪塞患者，直到晚期再到医院来，实际上这个时候患者已经受了很长时间的罪了。还有一些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但他们以为这是绝症，疼是正常的，而且家属也是这种想法，于是就忍着，这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对的。实际上只要把评估疼痛强度工作做好，几乎任何一个患者我们都可以有办法减轻他(她)的痛苦。”
关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谢女士并不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中国那么大的地方，农村人口又很多，让每个人都获得最高质量的治疗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分出档次来，你用不起最好的药，但一般的镇痛药还是很便宜的。”
整个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希望能借此机会，一方面表达自己对李先生的关切之情，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重视疼痛。尤其是春节将至，大家希望患者们能过一个无痛之年。, 百拇医药(陈春彦；崔守信)
而令人感动的是，这篇报道引起了首都医学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著名的肿瘤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教授在自己出国前，专门约见本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关切之情，并对病人的疼痛治疗提出了建议。
院士提出九大误区
孙院士从九个方面指出，目前国内医学界在疼痛治疗方面存在着九大误区。他们往往以为只要有病，肯定会疼，特别是癌症患者疼痛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要求病人忍着。一段时间里，人们把忍看做是一种美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观念要突破，要让病人没有疼痛。而如何判断疼痛也存在着误区。目前，许多医生不相信病人的诉说。他们不是根据病人的自我诉说来决定用药，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孙院士呼吁各方面要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对于李先生的病情，孙院士也提出一些建议，委托本报记者转达病人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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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不限麻药用量
1月26日，在中国医药集团的积极支持下，本报召开了由国内著名的医学专家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七十多岁高龄的蔡志基教授参加座谈。蔡教授长期从事疼痛学研究，曾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疼痛方面的研究和协调工作。他说，疼痛不只是一种症状，它也是一种疾病。蔡教授认为，目前许多医院不敢轻意使用杜冷丁之类的药，是因为害怕病人用药上瘾。其实，从临床实践来判断，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随着病人的不断康复，用药量也会不断地减下来，不必担心上去就下不来。
据悉，目前国家对于癌症患者用治疼药已经没有什么限量，医生不敢开主要是害怕病人家属把这类药物流传到社会上去，引起不良反应。当蔡教授听说李先生因为每天注射杜冷丁，臀部已经变硬的消息后，心中非常难过。他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缓减疼痛，为什么医院只选择了注射的方式呢？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口服和外贴等方式来减轻疼痛。在座的其他医生也向李先生的姐姐提供了可以使用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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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将尽力帮助李先生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教授刘淑俊看了李先生的报道后，哽咽难语。她首先表示，只要有可能，北京的大医院都将尽力为李先生提供帮助。她认为痛苦正是“我们这些医疗工作者工作不周到的表现，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能使每个医生都能规范化用药。”缓解疼痛是病人的正确的要求，也是病人的基本权利。据了解，目前国际上已经把人均服用麻药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生活质量的一个标准。我们国家在麻药的使用上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总体来看，还处于很低的水平。
无独有偶的是，肿瘤界知名前辈，原抗癌协会主席，现为该协会名誉主席张天泽教授八年前不幸罹患前列腺癌，1999年出现骨转移。今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张教授非常乐观地接受了各种治疗，包括对疼痛的治疗。谢广茹女士目前是天津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作为张天泽教授的学生，现在又是张教授的疼痛主治大夫，围绕肿瘤患者的疼痛张女士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
“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观念的转变!”张女士说，“如今人们对镇痛麻醉药品有着本能的抵触，包括很多肿瘤患者。这其中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比如鸦片战争；也有道德方面的原因，害怕成瘾；还有就是宣传普及方面做得不够。患者总是想把这类药放在最后一块阵地上，作为最后一种抵御病痛的法宝。实在不行了，晚期了，疼得实在忍受不了了再用，这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存质量，同时也影响了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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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女士也谈到了张天泽教授，“张老爷子是我的老师，刚开始他对镇痛药也有一些抵触，后来我们就反复地做他的工作，他接受了我们的方法后感觉效果挺好，现在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并且通过自身的感觉主动地要求对剂量进行调整。作为一个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现在他的内脏很好，进食也很顺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你得了肿瘤，有了疼痛，是可以治疗的，或者说是可以减缓痛苦的，人们有提高自己生存质量的权利。可现实却很不乐观，一些人得了癌症，家属就瞒着不说，用一些其他的病去搪塞患者，直到晚期再到医院来，实际上这个时候患者已经受了很长时间的罪了。还有一些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但他们以为这是绝症，疼是正常的，而且家属也是这种想法，于是就忍着，这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对的。实际上只要把评估疼痛强度工作做好，几乎任何一个患者我们都可以有办法减轻他(她)的痛苦。”
关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谢女士并不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中国那么大的地方，农村人口又很多，让每个人都获得最高质量的治疗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分出档次来，你用不起最好的药，但一般的镇痛药还是很便宜的。”
整个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希望能借此机会，一方面表达自己对李先生的关切之情，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重视疼痛。尤其是春节将至，大家希望患者们能过一个无痛之年。, 百拇医药(陈春彦；崔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