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尚先
吴尚先，名樽，宇杖先，又名安业，字师机，别号潜玉居士，约生于1806年，卒于1886年，钱塘(今浙注杭州)人，出生于文学世家，自幼接受家庭教育，通经史文学，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举人。但因身体有病，未能参加京试，便对功名利禄日渐淡薄。后来随父住在扬州，写诗著文，同时攻读医学。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农民运动又烽火四起，社会极不安定。吴尚先为避战乱，和母亲一起迁居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东北乡俞家垛。他亲眼看到当地居民缺医短药的情况，就试着运用简单易行的外治方法，治疗各种疾病，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的外治方法主要是用膏药，不仅治外科，也治内科、小儿科、妇科等各种疾病，方法简便，深受群众欢迎。他自己颇有感受地说:“初亦未敢谓外治必得效。逮亲验万人，始知膏药治病无殊汤药，用之得法，其响立应。”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内病外治经验，著成了《外治医说》，后改名为《理瀹骈文》，对我国的外治法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但因习惯势力的影响，对他这种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医界支持者很少，大多投以冷淡的眼光。然而他却“未肯遂弃”，继续坚持研究和写作，并不断进行医疗实践。他每日应诊，“自辰至戌，来诊者不以时限，随到随诊，人咸乐其便”。“凡远近来者，日或一、二百人，或三、四百人，皆各以时聚”。他为了方便群众和扩大施药范围，还设立“存济药局”，广施于受贫病煎熬的人民群众。他在施药的同时，还传方给群众。他设立的施药局中，施药与传方，二者并行。他著书意也在传方，他说:“合药施送，以救目前穷人之疾苦；刊书传播，令天下皆观览。”吴尚先这种施药治病为贫病者着想和为贫病者服务的精神，在今天仍闪耀着光辉，称古今医家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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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思想方面，吴尚先认为内病外治之法，古已有之。他说，古之医典“经文，内取外取并列，未尝教人专用内治也”。他遍举例证，来阐述此一学术观点。他指出:《内经》用桂心泡酒以熨寒痹，用白酒和桂以涂风中血脉。在张仲景《伤寒论》中，有火熏病人出汗，还有“冷水曝之，赤豆纳鼻，猪肝汁蜜煎导法”，这些都是外治法。其后，治之法日趋增多，治脾胃约有金丝万应膏，治劳损的有五养膏，等等。特别是一些名
医，如叶桂，“用平胃散炒熨治痢，用常山饮炒嗅治疟。变汤剂为外治，实开后人无限法门”。(《外治医说·序》)吴尚先说他的用膏药外治内病，即本于叶桂。他针对当时一些医家轻视外治的倾向，多次论说内病外治的作用和价值，他说“良工亦不废外治”；“外治药中多奇方”；“内外治殊途同归”。
另外，他认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内治，主要通过口服药物，达于脏腑肢体；外治，则主要是通过穴位经络，达于体内。经络与体内各脏腑器官悉皆相通。用吴尚先的话说，就是“皮肤隔而七窍通，不见脏腑，恰直达脏腑”。药“虽从窍入而以气相感”,“虽治在外，无殊治在内也”。脏腑的俞穴，多分布于背部，因此他治脏腑之病，十分重视背部穴道用药。他说:“五脏之系咸在于背，脏腑十二俞皆在背，其穴并可大邪，故脏腑病皆可治背，前与后募俞亦和应，故心腹之病皆可兼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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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治病很重视医理的探讨与研究，他认为“理通则治自通”。医生不明医理，犹如盲人骑瞎马，没有不跌跤的。所谓明医理，就是要“明阴阳，识脏腑”，搞通病因病机，然后才能辩证施治。正是基于这一立足点，吴尚先强调“《灵》、《素》而下，如《伤寒论》、《金匮》以及诸大家所著，不可不读”。他把医学理论的学习，提到重要的位置。
在具体的辩证治疗方面，他以上、中、下三焦分治为基本治则。他将头至胸划为上焦，胸至脐划为中焦，脐以下至足划为下焦。此三者“皆以气为贯。上焦心肺居之；中焦脾胃居之；下焦肝肾、大小肠、膀恍居之”。在明辨三焦所属脏腑部位的前提下，吴尚先提出了具体的三焦分治之法。
上焦之病，吴尚先以为用“药研细末， 鼻取嚏发散为第一捷法”。不光是通关急救用闻药。因为“嚏法泄肺者也，可以散上焦之雾，通天气而开宗气以行呼吸”。他又以膻中、背心为上焦要穴，是“治病握总之处”。太阳穴，也是上焦要穴。其他如涂顶、复额、点眼、塞耳、擦项、擦肩、扎指、握掌、涂臂、敷手腕等，都是外治上焦病的方法，可以对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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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焦之病，他以用“药切粗末，炒香，布包缚脐上，为第一捷法”，而背后脾俞、胃俞，可以配合兼治。
“下焦之病，以药或研或炒，或随证而治，布包坐于身下为第一捷法。”他认为:“下部之病，无不可坐。若内服药不能达到，或恐伤胃气者，或治下无须犯上中者，或上病宜釜底抽薪者，更以坐为优。”
吴尚先外治之法，灵活多变，有专治一脏腑的，也有通治三焦、通治五脏、通治六腑的。有点法、搐法、熏法、爽法、烙法、掺法、敷法等，以膏敷为主，有时也用水洗。他认为:“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对于膏药的作用，他在《外治医说》作了卓有见地的阐述:“膏药功用如何?一是拔，一是截。凡病所结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无深入内陷之患；病所经由之处，截之则邪自断，无妄行传变之虞。”他认为，膏药不
仅能治慢性病，而且也能治某些急性病。他说:“或又谓混疟传变至速，非膏药所及。不知汤丸不能一日数服，而膏与药一日数易，只在用者之心灵手敏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吴尚先强调外治，但却没陷入片面性而以外治来否定内服药。他强调外治，“意在补前贤内治之所不及，非以内治为不然也”。他著《外治医说》，也是“为中材不能内治者传其法，非禁内治之能者也”。
总而言之，他在外科方面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我国外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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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思想方面，吴尚先认为内病外治之法，古已有之。他说，古之医典“经文，内取外取并列，未尝教人专用内治也”。他遍举例证，来阐述此一学术观点。他指出:《内经》用桂心泡酒以熨寒痹，用白酒和桂以涂风中血脉。在张仲景《伤寒论》中，有火熏病人出汗，还有“冷水曝之，赤豆纳鼻，猪肝汁蜜煎导法”，这些都是外治法。其后，治之法日趋增多，治脾胃约有金丝万应膏，治劳损的有五养膏，等等。特别是一些名
医，如叶桂，“用平胃散炒熨治痢，用常山饮炒嗅治疟。变汤剂为外治，实开后人无限法门”。(《外治医说·序》)吴尚先说他的用膏药外治内病，即本于叶桂。他针对当时一些医家轻视外治的倾向，多次论说内病外治的作用和价值，他说“良工亦不废外治”；“外治药中多奇方”；“内外治殊途同归”。
另外，他认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内治，主要通过口服药物，达于脏腑肢体；外治，则主要是通过穴位经络，达于体内。经络与体内各脏腑器官悉皆相通。用吴尚先的话说，就是“皮肤隔而七窍通，不见脏腑，恰直达脏腑”。药“虽从窍入而以气相感”,“虽治在外，无殊治在内也”。脏腑的俞穴，多分布于背部，因此他治脏腑之病，十分重视背部穴道用药。他说:“五脏之系咸在于背，脏腑十二俞皆在背，其穴并可大邪，故脏腑病皆可治背，前与后募俞亦和应，故心腹之病皆可兼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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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治病很重视医理的探讨与研究，他认为“理通则治自通”。医生不明医理，犹如盲人骑瞎马，没有不跌跤的。所谓明医理，就是要“明阴阳，识脏腑”，搞通病因病机，然后才能辩证施治。正是基于这一立足点，吴尚先强调“《灵》、《素》而下，如《伤寒论》、《金匮》以及诸大家所著，不可不读”。他把医学理论的学习，提到重要的位置。
在具体的辩证治疗方面，他以上、中、下三焦分治为基本治则。他将头至胸划为上焦，胸至脐划为中焦，脐以下至足划为下焦。此三者“皆以气为贯。上焦心肺居之；中焦脾胃居之；下焦肝肾、大小肠、膀恍居之”。在明辨三焦所属脏腑部位的前提下，吴尚先提出了具体的三焦分治之法。
上焦之病，吴尚先以为用“药研细末， 鼻取嚏发散为第一捷法”。不光是通关急救用闻药。因为“嚏法泄肺者也，可以散上焦之雾，通天气而开宗气以行呼吸”。他又以膻中、背心为上焦要穴，是“治病握总之处”。太阳穴，也是上焦要穴。其他如涂顶、复额、点眼、塞耳、擦项、擦肩、扎指、握掌、涂臂、敷手腕等，都是外治上焦病的方法，可以对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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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焦之病，他以用“药切粗末，炒香，布包缚脐上，为第一捷法”，而背后脾俞、胃俞，可以配合兼治。
“下焦之病，以药或研或炒，或随证而治，布包坐于身下为第一捷法。”他认为:“下部之病，无不可坐。若内服药不能达到，或恐伤胃气者，或治下无须犯上中者，或上病宜釜底抽薪者，更以坐为优。”
吴尚先外治之法，灵活多变，有专治一脏腑的，也有通治三焦、通治五脏、通治六腑的。有点法、搐法、熏法、爽法、烙法、掺法、敷法等，以膏敷为主，有时也用水洗。他认为:“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对于膏药的作用，他在《外治医说》作了卓有见地的阐述:“膏药功用如何?一是拔，一是截。凡病所结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无深入内陷之患；病所经由之处，截之则邪自断，无妄行传变之虞。”他认为，膏药不
仅能治慢性病，而且也能治某些急性病。他说:“或又谓混疟传变至速，非膏药所及。不知汤丸不能一日数服，而膏与药一日数易，只在用者之心灵手敏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吴尚先强调外治，但却没陷入片面性而以外治来否定内服药。他强调外治，“意在补前贤内治之所不及，非以内治为不然也”。他著《外治医说》，也是“为中材不能内治者传其法，非禁内治之能者也”。
总而言之，他在外科方面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我国外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