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宗海
唐宗海,字容川,约生于1851年,卒于1908年,四川彭县人。少年时代攻读儒学,通经史,曾为光绪己丑(1889年)科进士。由于少时父亲体弱多病,曾患吐血、下血症,医生疗治无效,他就在攻读儒学的同时攻读医学,取得了颇高的成就。1884年撰成《血证论》,1892年撰成《医经精义》,1893年撰成《本草问答》和《伤寒论浅注补正》,1894年撰成《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此5书汇集在一起,名为《中西汇通医书五种》。
在学术思想方面,其主要表现有:
1、博采众长,中西汇通。在治学上,唐宗海主张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参以己见。这样,才能很好地辨证治疗。他说:“上可损益乎古今,下可参酌于中外,要使善无不备,美无不臻”(《中外医学四种合刻·中西医解自叙》)。他所说的众家,包括古今中外,不受时空的限制,只要是“害者”、“美者”,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因此,他不仅精
研《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而下的历代医经医典,而且对于西方的医学也要研读,并给予较高的评价。他在《中西医解自叙》中说:“同是人也,同是心也,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他认为中西医原理相通,可以互相印证,如说“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荣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内经》名脉,西医名管,其实一也”。另外,他试图以西医理论来解释我国的古典医学,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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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认为西医的解剖生理学与《内经》学说有共通之处,指出:“西医谓心有左右两房,生血由左房出,有运血管由内达外,由外返内,复大于心,由右房入,又由左房出,循环不休。西医此说,即《内经》。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之实迹也,所谓。‘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对于脾,他说:“西医云:傍胃处又有甜肉一条,生出甜汁,从连网入小肠上口,以化胃中之物。中国医书无甜肉之说,然甘味属脾,乃一定之理也。”他又认为,“心在《内经》有管血与卫会于肺中之说,即相傅之官所职司事也。西医云回血返入肺中,吹出血中发气,则紫色退而变为赤血,复入于心,肺是淘汰心血之物,此即《内经》‘肺为相傅’之义”。如此等等,他用西医来印证中医,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的限制,这种简单的印证,颇多穿凿附会之处。
他对于中西医汇通论,总体来说,他认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又有较明显的重中轻西思想。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中医理论优于西医,西医不懂诊法,似精实粗。再如,“西洋天学化学,虽与中国五行之说不同,而又实相通。惟西洋医学则止就人身形质立论,不知人之气化,实与天地同体也”。“西医剖割视验,止知其形,不知真气,以所剖割,只能验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虽然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在当时西医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情况下,是不利于西医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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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证论治,多有创见。唐宗海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有深入的研究,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理论上有很多建树。特别是对血证的论治、研究更为精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祖国医学有一定贡献。
关于血证,他指出:平常人的血液,畅行于脉络,称为循径。若血不循径,溢于血管之外,即为血证。溢于体外者,如吐血、衄血等;内溢积于脏腑、经络、腠理者,如各种瘀血、蓄血等。血证的病因、病机十分复杂,他将其主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为气机阻逆,血随上溢,就会出现吐血、呕血、咳血等证状;二为脾失统摄,血无归附,这就会出现唾血、血崩、下血等;三为火热炽盛,逼血妄行,就会出现鼻衄、目衄、耳衄、齿衄、舌衄等;因为疯血阻络,血行失常,久则会变为骨蒸、干血、痨瘵等。他不仅阐明了“气盛即是火旺”的病机,同时还创论火降而气也随之平顺,这对治疗血证有新的补充。他强调“凡血证,总以去瘀为要”。又提出“既是离经之血,虽清血、鲜血亦是瘀血”的观点,这也是血证研究中的新见。同时,他又善于结合脏腑病机综合分析,认为“脏腑各有主气,各有经脉,各有部分,故其主病亦各有见证之不同。”(《血证论》),如吐血主病在胃,呕血主病在肝,唾血主病在脾,咳血主病在肺等。他又特别指出,各种血证的辨别,必须因人因病而异,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审察,灵活对待,这些思想都是科学的、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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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血证的治疗,他归纳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大法。他之所以将止血列为治疗血证的第一法,是因为“止之使不溢出,则存得一分血,便保一分命。”故而当血溢奔腾,倾吐不止时,“不暇究治,惟以止血为第一要法”。止血的方剂,他特别推崇治疗阳明气逆、气热上溢的泻心汤。对此他有很多发挥,认为吐血往往由实邪引起,邪不去则血不止。并富于创见地指出“血入胃则胃家实,……故必亟夺其实,釜底抽薪,然后能降气止逆”。(《血证诠》)此时不能补心血,也不能补肾水。他主张用张仲景泻心汤治疗,“方名泻心,实则泻胃,胃气下泄,则心火有所消导,而胃中之热气也不上壅,斯气顺而血不逆矣”。此外,关于消瘀、宁血、补血,他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重在详审病证,辨证施治,不能一成不变。
总而言之,他关于血证的论述其所以能取得突出的成就,与他广集博采,不囿于门词句之见有很大关系。他吸收了《内经》以及后世李东垣、朱丹溪、王清任等医学名家学说中的有益部分,又加以发挥和创新,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百拇医药
在学术思想方面,其主要表现有:
1、博采众长,中西汇通。在治学上,唐宗海主张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参以己见。这样,才能很好地辨证治疗。他说:“上可损益乎古今,下可参酌于中外,要使善无不备,美无不臻”(《中外医学四种合刻·中西医解自叙》)。他所说的众家,包括古今中外,不受时空的限制,只要是“害者”、“美者”,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因此,他不仅精
研《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而下的历代医经医典,而且对于西方的医学也要研读,并给予较高的评价。他在《中西医解自叙》中说:“同是人也,同是心也,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他认为中西医原理相通,可以互相印证,如说“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荣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内经》名脉,西医名管,其实一也”。另外,他试图以西医理论来解释我国的古典医学,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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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认为西医的解剖生理学与《内经》学说有共通之处,指出:“西医谓心有左右两房,生血由左房出,有运血管由内达外,由外返内,复大于心,由右房入,又由左房出,循环不休。西医此说,即《内经》。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之实迹也,所谓。‘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对于脾,他说:“西医云:傍胃处又有甜肉一条,生出甜汁,从连网入小肠上口,以化胃中之物。中国医书无甜肉之说,然甘味属脾,乃一定之理也。”他又认为,“心在《内经》有管血与卫会于肺中之说,即相傅之官所职司事也。西医云回血返入肺中,吹出血中发气,则紫色退而变为赤血,复入于心,肺是淘汰心血之物,此即《内经》‘肺为相傅’之义”。如此等等,他用西医来印证中医,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的限制,这种简单的印证,颇多穿凿附会之处。
他对于中西医汇通论,总体来说,他认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又有较明显的重中轻西思想。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中医理论优于西医,西医不懂诊法,似精实粗。再如,“西洋天学化学,虽与中国五行之说不同,而又实相通。惟西洋医学则止就人身形质立论,不知人之气化,实与天地同体也”。“西医剖割视验,止知其形,不知真气,以所剖割,只能验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虽然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在当时西医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情况下,是不利于西医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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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血证,他指出:平常人的血液,畅行于脉络,称为循径。若血不循径,溢于血管之外,即为血证。溢于体外者,如吐血、衄血等;内溢积于脏腑、经络、腠理者,如各种瘀血、蓄血等。血证的病因、病机十分复杂,他将其主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为气机阻逆,血随上溢,就会出现吐血、呕血、咳血等证状;二为脾失统摄,血无归附,这就会出现唾血、血崩、下血等;三为火热炽盛,逼血妄行,就会出现鼻衄、目衄、耳衄、齿衄、舌衄等;因为疯血阻络,血行失常,久则会变为骨蒸、干血、痨瘵等。他不仅阐明了“气盛即是火旺”的病机,同时还创论火降而气也随之平顺,这对治疗血证有新的补充。他强调“凡血证,总以去瘀为要”。又提出“既是离经之血,虽清血、鲜血亦是瘀血”的观点,这也是血证研究中的新见。同时,他又善于结合脏腑病机综合分析,认为“脏腑各有主气,各有经脉,各有部分,故其主病亦各有见证之不同。”(《血证论》),如吐血主病在胃,呕血主病在肝,唾血主病在脾,咳血主病在肺等。他又特别指出,各种血证的辨别,必须因人因病而异,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审察,灵活对待,这些思想都是科学的、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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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他关于血证的论述其所以能取得突出的成就,与他广集博采,不囿于门词句之见有很大关系。他吸收了《内经》以及后世李东垣、朱丹溪、王清任等医学名家学说中的有益部分,又加以发挥和创新,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