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谷孙
他字谷孙，号冠群，约生于1842年，卒于1901年，江苏江阴人，学问渊邃，尤究心歧黄之本，上自《内经》、《难经》、《伤寒》、《金匮》，以迄历代名医著述，靡不熟读精研，以探其奥蕴。光绪丙戌岁(1886年)以优贡试用正红旗官学教习，兼悬壶于京师，士大夫以病求治者，辄着手成春，由是声名籍甚，后返里归隐，著书授徒，门人盈百，名振江浙。手创致和堂药号，与药事人员相互切磋，以增强药物功效。并且，他以善治温热病而闻名于世，毕生致力于伏气发温的研究，有一定成绩。先后著有《温热逢源》3卷、《柳选四家医案》等等。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对温热病学的学术理论作了深入研究，尤其对伏温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诊断及治疗作了系统论述，并有不少独到见解。
1、阐发《内经》蕴义，明伏温之病因病机。关于伏温的邪伏部位，他认为叔和之“寒毒藏于肌肤一语，于理欠圆。冬寒是时令之邪，与疫疠不同，无所谓毒”，况“皮肤有卫气流行之处，岂容外邪久伏”。至于吴又可募原之论，诚属温疫之邪，伏于募原，病原见证，霄壤有别，所谓“温疫之邪，以口鼻吸受，所受者湿秽之邪，藏于募原，则发为寒热痞闷，呕恶等证。伏温之邪，从经络内袭，所袭者风寒之邪，优于少阴，发为寒热，身疼之候”。而“蒋问斋乃谓冬寒优于募原，是将温暑两邪，混为一病”。在力驳他说基础上，他提出“邪气发温之病，惟冬伤于寒故病温，惟冬不藏精故受寒。其之寒，无不伏于少阴”的论点，并认为“是伤寒不必专于冬时，即三时感寒，亦能郁化为温也”，在《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挥。他认为，邪伏少阴，其外发途径多歧，随经可发，初发无定踪，“或乘经气之虚而发，或挟新感之邪气而发”，但常发之地，“或由三阳而出，或由肺胃”，而病重热不外出者，则“内陷于手阴”；肾气虚甚，不能托邪外出者，则燔结于少阴。虽然外发途径不一，但外发方式却不外伏邪自发和新感引发两种，所谓“其发也，有因阳气内动而发者，也有时邪外感引动而发者”。对伏温发病机理作了进一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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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温病伤寒虽异，辨六经方法则一。他认为伤寒与温病在传变途径、初起见证、治疗用药等方面均不相同，“伤寒伤人之阳，温病炼人之阴，而其为正虚邪袭则一也”。但他又认为“伤寒温病，为病不同，而六经见证则同；用药不同，而六经之立法则同”，故主张温病与伤寒均可循六经辨证法。他目睹温病诸家，废伤寒六经辨证不用之现实，颇感痛惜，认为“《素问》热病论，仲景《伤寒论》均以此立法，温病何独不然”，说“六经各有见证”，治病时“见其证，即可知其病之浅深，间其前见何证，今见何证，即可知病之传变”，故临证立法用药“各有界限可凭”。并认为，吴鞠通“专主三焦，废六经而论”，是“不知人身经络，有内外浅深之别，而不欲使上下之截然不通也。……其上焦篇提纲云:凡温病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试观温邪初发者，其果悉见上焦肺经之见证乎?即或见上焦证，其果中下焦能丝毫无病乎”!其评吴有可辨治温病而废除六经，则失之偏激。
3、治疗伏温重养阴，泄热透邪贯始终。他明确指出:“凡病温者，其阴气先虚可知，使或虚而未至于甚，则养阴透邪，治之如法，犹可挽回。”所以然者，其一，邪伏少阴，易于化热，邪热燎原，“最易灼伤阴液，阴液一伤，变证蜂起”，故治疗温病当“步步顾其津液”,“阴足则热自解，养阴即以泄热也”；其二，温病阴伤，皆由伏热所致，源不澄，则流不清，故伏热不透，则阴液难复，所谓“邪退则正自复，去邪所以救阴也”。所以他以养阴和透邪作为治温大法，其施透邪于疾病始终，是他独到之处。如对于伏温初发于少阴证，他认为“用黄芩汤加豆豉、玄参，为至当不易之法。盖黄芩汤为清泄里热的专剂”，加玄参补肾阴，加豆豉为透发少阴伏邪，因“豆豉为黑豆所造，本入肾经，又蒸罨而成，与代邪之郁蒸而发相同；且性味和平，无逼汗耗阴之弊；故豆豉为宣发少阴伏邪的对之药”。他对豆豉一药见解独特，透邪之品尤推崇豆豉一味，且灵活用之于伏温各期，深得后世赞赏。又如对邪陷漱阴证，他认为“凡遇此等重证，第一先为热邪导出路，如在经者，从斑汗解；在腑者，从二便出是也。至照顾正气，转在第二层”。故治疗“于祛邪之中，参以扶正养阴，必使邪退，而正气乃能立脚”。“其或热已窜入厥阴，而邪之藏于少阴者”,“宜于清泄中，仍兼疏托”；“或热已内陷营阴”,“宜于凉营中，再参透表”；“其最重者，邪热内燔，而外面反无热象，甚至肢厥肤冷，脉涩数不畅，必得大剂泄热透邪，乃使热势外扬”。可见他治温注重养阴透邪，而对透邪一法，用之尤活，颇具临床意义。
综上所述，他博览好学，对伏温尤有研究，他对伏温之邪伏部位、外发途径、诊断辨证以及治疗等论述系统全面，其中也乏精辟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百拇医药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对温热病学的学术理论作了深入研究，尤其对伏温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诊断及治疗作了系统论述，并有不少独到见解。
1、阐发《内经》蕴义，明伏温之病因病机。关于伏温的邪伏部位，他认为叔和之“寒毒藏于肌肤一语，于理欠圆。冬寒是时令之邪，与疫疠不同，无所谓毒”，况“皮肤有卫气流行之处，岂容外邪久伏”。至于吴又可募原之论，诚属温疫之邪，伏于募原，病原见证，霄壤有别，所谓“温疫之邪，以口鼻吸受，所受者湿秽之邪，藏于募原，则发为寒热痞闷，呕恶等证。伏温之邪，从经络内袭，所袭者风寒之邪，优于少阴，发为寒热，身疼之候”。而“蒋问斋乃谓冬寒优于募原，是将温暑两邪，混为一病”。在力驳他说基础上，他提出“邪气发温之病，惟冬伤于寒故病温，惟冬不藏精故受寒。其之寒，无不伏于少阴”的论点，并认为“是伤寒不必专于冬时，即三时感寒，亦能郁化为温也”，在《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挥。他认为，邪伏少阴，其外发途径多歧，随经可发，初发无定踪，“或乘经气之虚而发，或挟新感之邪气而发”，但常发之地，“或由三阳而出，或由肺胃”，而病重热不外出者，则“内陷于手阴”；肾气虚甚，不能托邪外出者，则燔结于少阴。虽然外发途径不一，但外发方式却不外伏邪自发和新感引发两种，所谓“其发也，有因阳气内动而发者，也有时邪外感引动而发者”。对伏温发病机理作了进一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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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温病伤寒虽异，辨六经方法则一。他认为伤寒与温病在传变途径、初起见证、治疗用药等方面均不相同，“伤寒伤人之阳，温病炼人之阴，而其为正虚邪袭则一也”。但他又认为“伤寒温病，为病不同，而六经见证则同；用药不同，而六经之立法则同”，故主张温病与伤寒均可循六经辨证法。他目睹温病诸家，废伤寒六经辨证不用之现实，颇感痛惜，认为“《素问》热病论，仲景《伤寒论》均以此立法，温病何独不然”，说“六经各有见证”，治病时“见其证，即可知其病之浅深，间其前见何证，今见何证，即可知病之传变”，故临证立法用药“各有界限可凭”。并认为，吴鞠通“专主三焦，废六经而论”，是“不知人身经络，有内外浅深之别，而不欲使上下之截然不通也。……其上焦篇提纲云:凡温病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试观温邪初发者，其果悉见上焦肺经之见证乎?即或见上焦证，其果中下焦能丝毫无病乎”!其评吴有可辨治温病而废除六经，则失之偏激。
3、治疗伏温重养阴，泄热透邪贯始终。他明确指出:“凡病温者，其阴气先虚可知，使或虚而未至于甚，则养阴透邪，治之如法，犹可挽回。”所以然者，其一，邪伏少阴，易于化热，邪热燎原，“最易灼伤阴液，阴液一伤，变证蜂起”，故治疗温病当“步步顾其津液”,“阴足则热自解，养阴即以泄热也”；其二，温病阴伤，皆由伏热所致，源不澄，则流不清，故伏热不透，则阴液难复，所谓“邪退则正自复，去邪所以救阴也”。所以他以养阴和透邪作为治温大法，其施透邪于疾病始终，是他独到之处。如对于伏温初发于少阴证，他认为“用黄芩汤加豆豉、玄参，为至当不易之法。盖黄芩汤为清泄里热的专剂”，加玄参补肾阴，加豆豉为透发少阴伏邪，因“豆豉为黑豆所造，本入肾经，又蒸罨而成，与代邪之郁蒸而发相同；且性味和平，无逼汗耗阴之弊；故豆豉为宣发少阴伏邪的对之药”。他对豆豉一药见解独特，透邪之品尤推崇豆豉一味，且灵活用之于伏温各期，深得后世赞赏。又如对邪陷漱阴证，他认为“凡遇此等重证，第一先为热邪导出路，如在经者，从斑汗解；在腑者，从二便出是也。至照顾正气，转在第二层”。故治疗“于祛邪之中，参以扶正养阴，必使邪退，而正气乃能立脚”。“其或热已窜入厥阴，而邪之藏于少阴者”,“宜于清泄中，仍兼疏托”；“或热已内陷营阴”,“宜于凉营中，再参透表”；“其最重者，邪热内燔，而外面反无热象，甚至肢厥肤冷，脉涩数不畅，必得大剂泄热透邪，乃使热势外扬”。可见他治温注重养阴透邪，而对透邪一法，用之尤活，颇具临床意义。
综上所述，他博览好学，对伏温尤有研究，他对伏温之邪伏部位、外发途径、诊断辨证以及治疗等论述系统全面，其中也乏精辟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