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脑主神明”论是中医发展的突破点
中医学把《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宣明五气》“心藏神”、《素问·六节藏象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灵枢·邪客》“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灵枢·大惑》“心者，神之舍也”,《素问·举痛》“思则心有所存”、《灵枢·本神》“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灵枢·五色》“积神于心，以知古今”，《灵枢·本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等论述，概括为“心主神明”。说明《黄帝内经》的理论认为心脏是产生精神、意识、思维、语言、行为、认知、情感、心理等活动的器官。
中医“心主神明”说，主要受到先秦思想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形成。如《论语·阳货》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荀子·解蔽》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等。《黄帝内经》将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心”的概念，移植引申到中医学理论，与中医学五脏中的心脏和合而形成了心主神明说；另一方面，更受到五行学说之局限，当古代哲学之五行学说成为中医脏腑及藏象学说系统结构的构架后，心、肝、脾、肺、肾五脏各居其位，便把已认识到的脑置于五脏之外，被列为“奇恒之府”，没有把脑看成是人身的一个重要器官，而把主管神明者错位嫁接到“君主之官”心脏，从而形成了错误的“心主神明”说。其实中医学“心主神明”学说的实质是“脑主神明”，《黄帝内经》及后世历代医家对“脑主神明”均有所论述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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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脑主神明”论，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命题
《黄帝内经》虽然以“心主神明”立说，但同时也有许多关于脑的认识和论述。如《灵枢·海论》曰“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明确认识到脑位于头颅中；关于脑的生成发育，《灵枢·经脉》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论述；关于脑的功能，《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说明头脑是精神之处所；《灵枢·海论》“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而鸣，胫盩眩冒，目无所视，懈怠安卧”，说明《黄帝内经》已认识到脑与感觉、知觉乃至生命健康密切相关。《黄帝内经》虽正确地认识到脑与精神、感觉、知觉等的关系，但从总体来讲，未能把脑作为人体一个重要器官看待，从而贻误了对脑髓的深入研究。
后世医家对脑这一客观存在，并非熟视无睹，如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灸例》明确地讲：“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气口精明，三百六十五络，皆上归于头”；宋朝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头痛证治》云：“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辛荑条》中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金正希《尚志堂文集·见闻录》载“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是一形，必有一形留于脑中。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三》谓“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等，认识到脑主记忆、思维，人的智力与脑有关，脑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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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明代医家李木延《医学入门·脏腑》所论“心者，一身之主，君主之官。有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生之本也。万物由之盛长，不著色象，谓有何有?谓无复存，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昧者是也”。按其描述之“血肉之心”即指人体之心脏，而“神明之心”是他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人身之神明者的推测，他推测和命名的“神明之心”实际应该是脑，可是，由于他深受《黄帝内经》“心主神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又缺乏对脑的认识；加之中国传统的直接外推和演绎思维方法，终于没有跳出“心主神明”框框，而推演出另一个主神明的“神明之心”。但是，李木延提出“神明之心”，寓含着对传统“心主神明”的否定，也蕴含着李木延实际上已“发现”了“脑主神明”，却未能明确提出。所以，李木延提出有“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的不同，体现了对传统中医学“一心二主”或“一脏二用”即心脏既主血脉又主神明理论的突破和认识上的进步。李时珍则不同，他经过理论思维，明确的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真正认为“脑主神明”的医家。从李木延的“神明之心”到李时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它使我们看到在科学研究中，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理论思维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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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在继承前人有关脑的认识基础上，以解剖观察和临床实践为依据，明确提出“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并设《脑髓说》论述视、听、嗅觉以及语言、记忆、思维与脑髓的关系等，明确否定了“心主神明”说。
以上说明自《黄帝内经》以降，历代医家对“脑主神明”不仅均有论述和见解，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脑的认识逐步深化。继承发扬“脑主神明”论，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二、确立“脑主神明”论，是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现代化发展的突破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医脑病学、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专著陆续出现，较系统整理研究了中医学关于脑的理论及脑病的辨证论治等，中医脑病学及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已成为新兴临床学科。特别是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7年3月4日发布、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明确列出脑系病类34种，成为继承发扬中医“脑主神明”论、突破“心主神明”说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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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脑主神明”论，对中医药学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研究和发展，无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突破点或切入点。由此，摒弃错误的“心主神明”论，并以此为突破点、开展脑的中医学系统研究，从而迈出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现代化发展的一步。否则，对于“脑主神明”这一中医学原本正确的理论不去继承发扬是很不正常的；如果认为确立“脑主神明”论会抹杀中医学理论特色，或认为这是把“中医西化”，甚至宁可不要科学也要保持特色等，那就更不正常了。
21世纪，人类对脑的研究进入了“认识脑，保护脑，开发脑”的关键时期，它涉及对人脑的观念的根本性变化。中医药学也应实现从“心主神明”到“脑主神明”的理论变革，把脑及“脑主神明”论，列为人体最重要、最复杂的核心问题去研究，把建立“脑主神明”论做为一项系统工程去创建，从而推动中医“脑主神明”的现代化研究与发展，并以此为突破点，引导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现代化发展。, 百拇医药(陈士奎)
中医“心主神明”说，主要受到先秦思想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形成。如《论语·阳货》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荀子·解蔽》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等。《黄帝内经》将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心”的概念，移植引申到中医学理论，与中医学五脏中的心脏和合而形成了心主神明说；另一方面，更受到五行学说之局限，当古代哲学之五行学说成为中医脏腑及藏象学说系统结构的构架后，心、肝、脾、肺、肾五脏各居其位，便把已认识到的脑置于五脏之外，被列为“奇恒之府”，没有把脑看成是人身的一个重要器官，而把主管神明者错位嫁接到“君主之官”心脏，从而形成了错误的“心主神明”说。其实中医学“心主神明”学说的实质是“脑主神明”，《黄帝内经》及后世历代医家对“脑主神明”均有所论述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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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脑主神明”论，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命题
《黄帝内经》虽然以“心主神明”立说，但同时也有许多关于脑的认识和论述。如《灵枢·海论》曰“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明确认识到脑位于头颅中；关于脑的生成发育，《灵枢·经脉》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论述；关于脑的功能，《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说明头脑是精神之处所；《灵枢·海论》“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而鸣，胫盩眩冒，目无所视，懈怠安卧”，说明《黄帝内经》已认识到脑与感觉、知觉乃至生命健康密切相关。《黄帝内经》虽正确地认识到脑与精神、感觉、知觉等的关系，但从总体来讲，未能把脑作为人体一个重要器官看待，从而贻误了对脑髓的深入研究。
后世医家对脑这一客观存在，并非熟视无睹，如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灸例》明确地讲：“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气口精明，三百六十五络，皆上归于头”；宋朝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头痛证治》云：“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辛荑条》中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金正希《尚志堂文集·见闻录》载“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是一形，必有一形留于脑中。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三》谓“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等，认识到脑主记忆、思维，人的智力与脑有关，脑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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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明代医家李木延《医学入门·脏腑》所论“心者，一身之主，君主之官。有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生之本也。万物由之盛长，不著色象，谓有何有?谓无复存，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昧者是也”。按其描述之“血肉之心”即指人体之心脏，而“神明之心”是他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人身之神明者的推测，他推测和命名的“神明之心”实际应该是脑，可是，由于他深受《黄帝内经》“心主神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又缺乏对脑的认识；加之中国传统的直接外推和演绎思维方法，终于没有跳出“心主神明”框框，而推演出另一个主神明的“神明之心”。但是，李木延提出“神明之心”，寓含着对传统“心主神明”的否定，也蕴含着李木延实际上已“发现”了“脑主神明”，却未能明确提出。所以，李木延提出有“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的不同，体现了对传统中医学“一心二主”或“一脏二用”即心脏既主血脉又主神明理论的突破和认识上的进步。李时珍则不同，他经过理论思维，明确的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真正认为“脑主神明”的医家。从李木延的“神明之心”到李时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它使我们看到在科学研究中，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理论思维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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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在继承前人有关脑的认识基础上，以解剖观察和临床实践为依据，明确提出“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并设《脑髓说》论述视、听、嗅觉以及语言、记忆、思维与脑髓的关系等，明确否定了“心主神明”说。
以上说明自《黄帝内经》以降，历代医家对“脑主神明”不仅均有论述和见解，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脑的认识逐步深化。继承发扬“脑主神明”论，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二、确立“脑主神明”论，是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现代化发展的突破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医脑病学、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专著陆续出现，较系统整理研究了中医学关于脑的理论及脑病的辨证论治等，中医脑病学及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已成为新兴临床学科。特别是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7年3月4日发布、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明确列出脑系病类34种，成为继承发扬中医“脑主神明”论、突破“心主神明”说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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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脑主神明”论，对中医药学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研究和发展，无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突破点或切入点。由此，摒弃错误的“心主神明”论，并以此为突破点、开展脑的中医学系统研究，从而迈出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现代化发展的一步。否则，对于“脑主神明”这一中医学原本正确的理论不去继承发扬是很不正常的；如果认为确立“脑主神明”论会抹杀中医学理论特色，或认为这是把“中医西化”，甚至宁可不要科学也要保持特色等，那就更不正常了。
21世纪，人类对脑的研究进入了“认识脑，保护脑，开发脑”的关键时期，它涉及对人脑的观念的根本性变化。中医药学也应实现从“心主神明”到“脑主神明”的理论变革，把脑及“脑主神明”论，列为人体最重要、最复杂的核心问题去研究，把建立“脑主神明”论做为一项系统工程去创建，从而推动中医“脑主神明”的现代化研究与发展，并以此为突破点，引导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现代化发展。, 百拇医药(陈士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