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同性恋
中国大陆同性恋状况究竟如何？社会宽容吗？
从1997年夏季开始，青岛医学院的特殊性问题研究专家张北川及其工作组，对全国30个省的男性同性爱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400多份。经张北川先生的同意，现引用公布其中的一些内容。以下是对其中部分问卷(其中的230份)进行统计处理后的结果。
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是31·3岁，有大学以上学历的高达62·1%。在他们当中，认为同性恋和双性恋都是正常现象的人占到了78·9%，89%的人很希望和一个互有感情的同性建立固定的同性伴侣家庭，但65·6%的人希望通过和女性的性关系获得子女。值得注意的是比例为75·3%的人认为同性爱者之间难以建立良好的固定联系主要是由大众社会的歧视造成的，一共有97·8%的人认为大众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的理解和接纳态度有助于同性恋者更好地生活和工作，94%的人认为采取对自己、家庭、社会都负责任的生活态度是合理的。
调查数据明显地说明了调查对象所面临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他们当中有66·4%的未婚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社会要求自己结婚的压力。而在那些已婚者中共有52·9%的人与配偶处于实际类似分居的关系中。已婚者中有57·6%是因为迫于亲人和社会压力而结婚，30·1%的人曾因大众对同性恋的认识而产生过自杀念头，共有9·1%的人有过自杀行为。调查对象中共有10·7%的人采用给对方钱物的办法达到性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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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1、同性相爱产生性行为或建立伴侣式的性爱关系在当代中国并非罕见，此次调查是采用滚雪球的方法进行的，即把近1000份问卷分别寄给那些已经和研究人员建立了通信联系的同性恋朋友以及那些朋友的朋友们。从问卷的回收情况可以看出，在大陆各地已经存在着一个相互联系的同性恋亚文化圈。2、以“男权”和“生殖”为中心的性文化价值观念普遍存在。同性恋对其造成冲击，但在尚未建立以“人本主义”为理念的性道德价值观念的国度，同性恋显然面临压力。3、尽管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以“适于自己和他人，不对他人利益构成损害”的原则进行自觉的性爱实践，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宽容、理解、没有性取向歧视的社会环境，这使得同性恋者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处在矛盾中，其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如此也必将通过家庭、社会交往等这样一些人际网络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健康和稳定。
著名性学家金赛说过，“任何在生物学上可能的事物其本身并不是内在有害的。”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同性恋几乎存在于所有时代，所有社会，所有文化中。依清代纪晓岚引《杂说》称“娈童始于黄帝”。在今天，问题的关键是社会能否给同性恋宽容的态度，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清楚生命的本质、拓展生命的空间、提高生命的质量、丰富生命的内涵才有助于全社会建立起和谐美好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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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的法律
1998年2月，“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在香港召开，约有200名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主题为“同心合一”的交流。大陆方面也有一些代表和专家、作家出席。会后，香港地区的个别媒介分别以《内地同志最惨情》、《内地同志控诉遭歧视殴奸》等为题作了片面报道。这实际上是不了解大陆情况的一种带有明显偏见的“文化歧视”。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对同性恋的认识在中国和在西方走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文化中同性恋从来没有被列入“淫乱”，从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到风流倜傥的才子，从财主商人到市民村夫，其同性之性之爱的记录遍及 四处，举不胜举。唯一可以看到的对同性性行为进行制约的法律条文只见于1784年的满清律法，但这一条文从没有稍稍认真地被执行过。把同性恋视为“不正常”是从“五四”开始的，是从信奉基督教的白人文化中“借鉴”过来 的。在香港“非刑事化”之前，同性恋者面临的是终身监禁的刑罚，而其“平等机会条例法案”自1993年被提出至今仍是被一再地否决。直到今日，能够从法律和现实两方面完全保证不同性取向的人可以有相同的婚姻、生活和工作权利的国度有几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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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1990年，福建省一对男同性恋者申请结婚，经报上级部门获准。1991年安徽无为县一对女同性恋者潘玉珍和林永霞因恋爱被林父告到公安机关要求处理，经上报到公安部，最后批复为：“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处理，也不宜以流氓罪给予治安处罚。”近几年来，上海等地又先后有对利用同性恋行为进行敲诈等犯罪者作出严厉法律制裁的报道出现于报刊中。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由于对同性恋缺乏认识或在执法过程中滥用权力，在不同地区先后有同性恋者受到错误的拘留、罚款、行政处理，甚至是身体及精神迫害的情况，但这是执法差错的问题，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就法律本身而言，我国对于同性恋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加以禁止，发生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只要不涉及未成年人，很少会导致法律制裁。
所以中国同性恋者面对的，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不是严酷的迫害和极端的仇视，而主要是主流社会的忽视。”
, 百拇医药 但社会毕竟在发展和进步。最能说明情况的是同性恋者对自身的认定。今年春天，张北川先生到广州时与同性恋朋友们座谈，与两年前大为不同的是，他每天都有见不完的同性恋朋友。他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发表个人的意见。而两年前只有我和他两人坐在江边讨论问题。对我个人来讲，以前找我的同性恋者大多是想诉诉心中的苦恼，而现在见面却说，希望能帮他们介绍个合适朋友，或者帮忙找个女同性恋者组织一个形式家庭好向单位要房子。从某种角度而言，这就是一种进步。
近年同性恋研究出版大事(中国大陆)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
1990年顾学琪在上海对111男女同性恋者进行调查，并在次年发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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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李银河、王小波等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国内和香港发表了《他们的世界》，其后，经过数年研究，李银河不断增加个案积累，于1998年1月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其中有关同性恋性价值观的介绍极有影响，它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虐恋亚文化》一道称为“性社会学系列”共同出版发行，是近年来中国性学界难得的有学术分量和生活参考的大作。
1991年起万延海等开始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教育研究。
1992年起多个报刊电台进行了有关同性恋的报道和讨论。
1992年潘绥铭对北京等4城市同性恋者性行为进行取样调查，该项目是国家艾滋病委员会的研究项目。
1994年张北川所著50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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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由邱仁宗主持在北京召开。
1995年《人之初》杂志发表《渴望幸福的爱》(被认为是大陆第一个同性恋者自述)。
1996年6月起在香港先后出版了大陆同性恋者自述、短篇小说集、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活着》、《他他她她的故事》、《好男罗格》、《桃色嘴唇》、《三角城的童话》等。
1997年张北川工作组开展同性恋调查，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健康教育项目实施。
1997年王小波创作的国内第一个同性恋题材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被收入他的作品集面世。
他们的话
于今年1月面世的《同性恋亚文化》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同性恋亚文化的社会学专著《他们的世界》的增补本。作者极为难得地对120个同性恋样本进 行调查和分析，并涉及了他们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现将部分同性恋者的话摘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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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标准
在体征方面，绝大多数男同性恋喜欢“宽肩窄臀”。其次是“身材高大”。也有不少人喜欢“肤色白净”，喜欢“文静漂亮”的人多于喜欢“粗犷剽悍”。
“我喜欢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文静腼腆的，另一种是风流潇洒的。”
“我喜欢对方清秀斯文，又是真正的男孩子。把自己打扮得妖里妖气像女孩子的，谁也不喜欢。”
“我喜欢强壮的，男子气重的，不喜欢冷艳的那种。”
感情世界
虽然具有感情色彩的关系在男同性恋的全部关系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在那些真正发生了感情的同性关系中，同性恋的感情生活与异性恋相比，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热烈、真挚程度上看，都十分相像。同性恋者叙述自己恋爱时经历所使用的词汇与异性恋也完全一样，如“爱上”、“占有”、“海誓山盟”、“感情破裂”等等。他们也有“单恋”、“失恋”、“追和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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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惜他，爱他，想给他留下十全十美的印象，每次都给他带来快感……他决定上外地谋生，我送他走时心神恍惚，差点让车撞了，有生死一线隔的感觉。”
“除了彼此的感觉之外，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交流更让这两颗心紧紧地贴在一起。这种感情是复杂的，真正的爱却是崇高的。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对还是错。”
“我这一生唯一的一次恋爱发生在高中，我一天看不到他就会想，当时觉得为他做什么都可以。……但他不是同性恋，他交女朋友，但他对我还是那么好。我觉得他交女朋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觉得对我有点不公平。”
交往方式
中国目前没有公开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一些酒吧和歌舞厅有同性恋者的非定期聚会。大多数同性恋的社会交往活动还只能在公共场所如街头、公厕、公园、街心花园、街头广告宣传橱窗及公共浴池等场所。他们能轻易辨认同类。一部分人进入高档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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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之间不用讲话，眼睛会说话。双方眼光一碰就像触电一样，能意识到。”
“熟人不容易看出来，生人容易看出来。从初次见面时的眼光就能认出来。他对我多看两眼就知道他是否喜欢我了。”
价值观念
同性恋者当中不少人有犯罪感，或道德上的负疚感。也有人认为自己有病。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但他们感到的压力来自社会、他人以及不能表现真我的不适感。
“我觉得刚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后想自杀的不在少数，因为感觉周围没有这样的人，是一种很孤独的感觉。”
“我觉得摊上这个事真倒霉，想自我克制也克制不了。但我没找过大夫，觉得行为疗法很可笑。大夫不是这种人，所以理解不了这种事。”
“我毫不认为我的倾向有任何不正当的地方。我坚信这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我从未想到过要纠正我的这一倾向。其次，我不快乐，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感到了别人强加给我的羞耻感。我为此曾感到了精神崩溃般的感觉。”
银瓶梅, http://www.100md.com
从1997年夏季开始，青岛医学院的特殊性问题研究专家张北川及其工作组，对全国30个省的男性同性爱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400多份。经张北川先生的同意，现引用公布其中的一些内容。以下是对其中部分问卷(其中的230份)进行统计处理后的结果。
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是31·3岁，有大学以上学历的高达62·1%。在他们当中，认为同性恋和双性恋都是正常现象的人占到了78·9%，89%的人很希望和一个互有感情的同性建立固定的同性伴侣家庭，但65·6%的人希望通过和女性的性关系获得子女。值得注意的是比例为75·3%的人认为同性爱者之间难以建立良好的固定联系主要是由大众社会的歧视造成的，一共有97·8%的人认为大众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的理解和接纳态度有助于同性恋者更好地生活和工作，94%的人认为采取对自己、家庭、社会都负责任的生活态度是合理的。
调查数据明显地说明了调查对象所面临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他们当中有66·4%的未婚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社会要求自己结婚的压力。而在那些已婚者中共有52·9%的人与配偶处于实际类似分居的关系中。已婚者中有57·6%是因为迫于亲人和社会压力而结婚，30·1%的人曾因大众对同性恋的认识而产生过自杀念头，共有9·1%的人有过自杀行为。调查对象中共有10·7%的人采用给对方钱物的办法达到性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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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1、同性相爱产生性行为或建立伴侣式的性爱关系在当代中国并非罕见，此次调查是采用滚雪球的方法进行的，即把近1000份问卷分别寄给那些已经和研究人员建立了通信联系的同性恋朋友以及那些朋友的朋友们。从问卷的回收情况可以看出，在大陆各地已经存在着一个相互联系的同性恋亚文化圈。2、以“男权”和“生殖”为中心的性文化价值观念普遍存在。同性恋对其造成冲击，但在尚未建立以“人本主义”为理念的性道德价值观念的国度，同性恋显然面临压力。3、尽管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以“适于自己和他人，不对他人利益构成损害”的原则进行自觉的性爱实践，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宽容、理解、没有性取向歧视的社会环境，这使得同性恋者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处在矛盾中，其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如此也必将通过家庭、社会交往等这样一些人际网络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健康和稳定。
著名性学家金赛说过，“任何在生物学上可能的事物其本身并不是内在有害的。”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同性恋几乎存在于所有时代，所有社会，所有文化中。依清代纪晓岚引《杂说》称“娈童始于黄帝”。在今天，问题的关键是社会能否给同性恋宽容的态度，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清楚生命的本质、拓展生命的空间、提高生命的质量、丰富生命的内涵才有助于全社会建立起和谐美好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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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的法律
1998年2月，“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在香港召开，约有200名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主题为“同心合一”的交流。大陆方面也有一些代表和专家、作家出席。会后，香港地区的个别媒介分别以《内地同志最惨情》、《内地同志控诉遭歧视殴奸》等为题作了片面报道。这实际上是不了解大陆情况的一种带有明显偏见的“文化歧视”。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对同性恋的认识在中国和在西方走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文化中同性恋从来没有被列入“淫乱”，从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到风流倜傥的才子，从财主商人到市民村夫，其同性之性之爱的记录遍及 四处，举不胜举。唯一可以看到的对同性性行为进行制约的法律条文只见于1784年的满清律法，但这一条文从没有稍稍认真地被执行过。把同性恋视为“不正常”是从“五四”开始的，是从信奉基督教的白人文化中“借鉴”过来 的。在香港“非刑事化”之前，同性恋者面临的是终身监禁的刑罚，而其“平等机会条例法案”自1993年被提出至今仍是被一再地否决。直到今日，能够从法律和现实两方面完全保证不同性取向的人可以有相同的婚姻、生活和工作权利的国度有几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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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1990年，福建省一对男同性恋者申请结婚，经报上级部门获准。1991年安徽无为县一对女同性恋者潘玉珍和林永霞因恋爱被林父告到公安机关要求处理，经上报到公安部，最后批复为：“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处理，也不宜以流氓罪给予治安处罚。”近几年来，上海等地又先后有对利用同性恋行为进行敲诈等犯罪者作出严厉法律制裁的报道出现于报刊中。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由于对同性恋缺乏认识或在执法过程中滥用权力，在不同地区先后有同性恋者受到错误的拘留、罚款、行政处理，甚至是身体及精神迫害的情况，但这是执法差错的问题，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就法律本身而言，我国对于同性恋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加以禁止，发生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只要不涉及未成年人，很少会导致法律制裁。
所以中国同性恋者面对的，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不是严酷的迫害和极端的仇视，而主要是主流社会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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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同性恋研究出版大事(中国大陆)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
1990年顾学琪在上海对111男女同性恋者进行调查，并在次年发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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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李银河、王小波等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国内和香港发表了《他们的世界》，其后，经过数年研究，李银河不断增加个案积累，于1998年1月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其中有关同性恋性价值观的介绍极有影响，它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虐恋亚文化》一道称为“性社会学系列”共同出版发行，是近年来中国性学界难得的有学术分量和生活参考的大作。
1991年起万延海等开始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教育研究。
1992年起多个报刊电台进行了有关同性恋的报道和讨论。
1992年潘绥铭对北京等4城市同性恋者性行为进行取样调查，该项目是国家艾滋病委员会的研究项目。
1994年张北川所著50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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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由邱仁宗主持在北京召开。
1995年《人之初》杂志发表《渴望幸福的爱》(被认为是大陆第一个同性恋者自述)。
1996年6月起在香港先后出版了大陆同性恋者自述、短篇小说集、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活着》、《他他她她的故事》、《好男罗格》、《桃色嘴唇》、《三角城的童话》等。
1997年张北川工作组开展同性恋调查，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健康教育项目实施。
1997年王小波创作的国内第一个同性恋题材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被收入他的作品集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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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年1月面世的《同性恋亚文化》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同性恋亚文化的社会学专著《他们的世界》的增补本。作者极为难得地对120个同性恋样本进 行调查和分析，并涉及了他们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现将部分同性恋者的话摘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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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征方面，绝大多数男同性恋喜欢“宽肩窄臀”。其次是“身材高大”。也有不少人喜欢“肤色白净”，喜欢“文静漂亮”的人多于喜欢“粗犷剽悍”。
“我喜欢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文静腼腆的，另一种是风流潇洒的。”
“我喜欢对方清秀斯文，又是真正的男孩子。把自己打扮得妖里妖气像女孩子的，谁也不喜欢。”
“我喜欢强壮的，男子气重的，不喜欢冷艳的那种。”
感情世界
虽然具有感情色彩的关系在男同性恋的全部关系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在那些真正发生了感情的同性关系中，同性恋的感情生活与异性恋相比，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热烈、真挚程度上看，都十分相像。同性恋者叙述自己恋爱时经历所使用的词汇与异性恋也完全一样，如“爱上”、“占有”、“海誓山盟”、“感情破裂”等等。他们也有“单恋”、“失恋”、“追和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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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惜他，爱他，想给他留下十全十美的印象，每次都给他带来快感……他决定上外地谋生，我送他走时心神恍惚，差点让车撞了，有生死一线隔的感觉。”
“除了彼此的感觉之外，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交流更让这两颗心紧紧地贴在一起。这种感情是复杂的，真正的爱却是崇高的。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对还是错。”
“我这一生唯一的一次恋爱发生在高中，我一天看不到他就会想，当时觉得为他做什么都可以。……但他不是同性恋，他交女朋友，但他对我还是那么好。我觉得他交女朋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觉得对我有点不公平。”
交往方式
中国目前没有公开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一些酒吧和歌舞厅有同性恋者的非定期聚会。大多数同性恋的社会交往活动还只能在公共场所如街头、公厕、公园、街心花园、街头广告宣传橱窗及公共浴池等场所。他们能轻易辨认同类。一部分人进入高档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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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之间不用讲话，眼睛会说话。双方眼光一碰就像触电一样，能意识到。”
“熟人不容易看出来，生人容易看出来。从初次见面时的眼光就能认出来。他对我多看两眼就知道他是否喜欢我了。”
价值观念
同性恋者当中不少人有犯罪感，或道德上的负疚感。也有人认为自己有病。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但他们感到的压力来自社会、他人以及不能表现真我的不适感。
“我觉得刚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后想自杀的不在少数，因为感觉周围没有这样的人，是一种很孤独的感觉。”
“我觉得摊上这个事真倒霉，想自我克制也克制不了。但我没找过大夫，觉得行为疗法很可笑。大夫不是这种人，所以理解不了这种事。”
“我毫不认为我的倾向有任何不正当的地方。我坚信这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我从未想到过要纠正我的这一倾向。其次，我不快乐，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感到了别人强加给我的羞耻感。我为此曾感到了精神崩溃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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