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患绝症还继续举债治疗吗?
这是我思考很久的一个问题。起因是我在今年6月14日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采访了一位从外省来的陪儿子治疗恶性肿瘤的父亲。他儿子患的是外周性神经母细胞瘤，是发生于脑、脊髓和交感神经以外的神经上皮瘤。这是一种罕见的具有高侵袭性肿瘤，常迅速转移引起死亡，估计孩子存活期只有两个月左右。他为孩子治疗已经花费17万元，其中借债11万元，而且卖掉自家的房子……是继续借债给孩子进行难以预测结果的治疗？还是停止给孩子治疗？回家里养护？
我与一位有33年医学临床经验的从国外归来的医学博士十分熟悉，他曾多次对我说：“像恶性肿瘤患者，绝大多数是无法治愈，住院治疗是没有用。医生就应该劝告患者或他的家人，不要再为患者治疗了，在家里护养就很好，只要能抑制患者的疼痛就可以了。患者主要是疼痛，在疼痛时给他做些疼痛治疗就可以了。”
西方的医学理念显得如此理性和冷峻。这让中国人感情无法接受。它涉及到国人传统的伦理亲情关系，以及国人传统的就医观念问题。这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是旧传统与新观念的矛盾。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们敏感而沉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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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十分委婉地对这位不幸的父亲说：“我的一个朋友，他父亲患的肝癌，有个医生朋友，劝他接父亲出院回家养护，没有必要在医院继续花费那么多的钱治疗。他说‘如果我给老爷子接回家，不在医院治疗，甭说我的亲戚，就是连街坊都得说闲话：怕花钱!’从父子的关系上我也不能不给老爷子花钱治，咱总得把这份孝心尽了吧!’最后他父亲去世了，给他留下8万块钱的债。俗话常说人财两空，您以后难免也会落得这样……怎么办？”
这位父亲听罢，用悲壮的几乎催人泪下的口吻说：“我目前还没有偿还能力，不管孩子还有没有，如果孩子没了，我们两口子也没有什么负担，还可以还债。这样讲吧：我上辈子为孩子治病，下辈子为孩子还债。”
我也是为人之父，爱子之心极切，深能体会这位父亲那颗泣血的心。一位同行曾问我：“这要是你的孩子，你难道就真的不给孩子治疗了吗？”
我听罢无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想一想那位外国医学博士的话，我们如果能够非常理性的面对这一绝望而残酷的现实，我们是否应该鼓励这位父亲不要再给孩子进行无谓的治疗，最后落得人财两空？
, 百拇医药
再者，从更深层的人道意义上思考，这种治疗对这孩子是否更具人道意义上的价值？
一位女记者曾问这患病的孩子：“化疗痛不痛？”他说：“怎么不疼？天天晚上都被疼醒。前两天都快把我疼死了。”实际上每延续孩子生命一天，都在延长他的痛苦。
我也曾问为孩子治疗的主治医生：“假如孩子基本上没有治愈的希望，每延续一天他的生命，他就得承受病痛的折磨。这样的治疗，您认为还有积极的意义吗？”
这位医生说：“这个孩子希望自己能活下去，他说‘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受多大的罪我都能忍受。’谁都希望活着。他很坚强，我们问他疼吗？他从来不说疼。他做化疗时侯，没有钱买营养品，吃饭就恶心，但是他拼命地一点一点地往下咽，非常痛苦。连护士看着都哭了。”
谁都不想死，但是这个孩子因疾病恐怕活不了多久。为他治疗就是为了使他摆脱病痛的折磨，但是如果治疗只是或只能延续他的痛苦，而最终无法把他从痛苦中拯救，那么这种治疗行为是否还含有人道意义上的价值？(本报记者 胡迎新)
《健康时报》 (2002年07月11日第二十四版), http://www.100md.com
我与一位有33年医学临床经验的从国外归来的医学博士十分熟悉，他曾多次对我说：“像恶性肿瘤患者，绝大多数是无法治愈，住院治疗是没有用。医生就应该劝告患者或他的家人，不要再为患者治疗了，在家里护养就很好，只要能抑制患者的疼痛就可以了。患者主要是疼痛，在疼痛时给他做些疼痛治疗就可以了。”
西方的医学理念显得如此理性和冷峻。这让中国人感情无法接受。它涉及到国人传统的伦理亲情关系，以及国人传统的就医观念问题。这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是旧传统与新观念的矛盾。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们敏感而沉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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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十分委婉地对这位不幸的父亲说：“我的一个朋友，他父亲患的肝癌，有个医生朋友，劝他接父亲出院回家养护，没有必要在医院继续花费那么多的钱治疗。他说‘如果我给老爷子接回家，不在医院治疗，甭说我的亲戚，就是连街坊都得说闲话：怕花钱!’从父子的关系上我也不能不给老爷子花钱治，咱总得把这份孝心尽了吧!’最后他父亲去世了，给他留下8万块钱的债。俗话常说人财两空，您以后难免也会落得这样……怎么办？”
这位父亲听罢，用悲壮的几乎催人泪下的口吻说：“我目前还没有偿还能力，不管孩子还有没有，如果孩子没了，我们两口子也没有什么负担，还可以还债。这样讲吧：我上辈子为孩子治病，下辈子为孩子还债。”
我也是为人之父，爱子之心极切，深能体会这位父亲那颗泣血的心。一位同行曾问我：“这要是你的孩子，你难道就真的不给孩子治疗了吗？”
我听罢无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想一想那位外国医学博士的话，我们如果能够非常理性的面对这一绝望而残酷的现实，我们是否应该鼓励这位父亲不要再给孩子进行无谓的治疗，最后落得人财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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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更深层的人道意义上思考，这种治疗对这孩子是否更具人道意义上的价值？
一位女记者曾问这患病的孩子：“化疗痛不痛？”他说：“怎么不疼？天天晚上都被疼醒。前两天都快把我疼死了。”实际上每延续孩子生命一天，都在延长他的痛苦。
我也曾问为孩子治疗的主治医生：“假如孩子基本上没有治愈的希望，每延续一天他的生命，他就得承受病痛的折磨。这样的治疗，您认为还有积极的意义吗？”
这位医生说：“这个孩子希望自己能活下去，他说‘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受多大的罪我都能忍受。’谁都希望活着。他很坚强，我们问他疼吗？他从来不说疼。他做化疗时侯，没有钱买营养品，吃饭就恶心，但是他拼命地一点一点地往下咽，非常痛苦。连护士看着都哭了。”
谁都不想死，但是这个孩子因疾病恐怕活不了多久。为他治疗就是为了使他摆脱病痛的折磨，但是如果治疗只是或只能延续他的痛苦，而最终无法把他从痛苦中拯救，那么这种治疗行为是否还含有人道意义上的价值？(本报记者 胡迎新)
《健康时报》 (2002年07月11日第二十四版),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