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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约，我不能签!”小庆把约推了回去：“一年半完工，根本不可能嘛!单单打地基，就得多少时间？”
“喂!喂!”老李往椅子上一靠、手一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朋友好不容易帮你揽个大买卖，你还……”
“你要是够朋友，就应该把时间定长一点，你明明知道我不可能做得完嘛!”
哈哈哈，老李笑了起来，绕过桌子，坐在桌沿上，指了指约：“要是照你说，定他个两年半，还轮得到你吗？早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抢了。”突然凑到小庆耳边：“告诉你，这叫“立法从严，执法从宽”，你想想!这事由谁管？当然我管，到时候你做不完，我打个报告上去，谁都看得出来，不可能完工，上面还会有异议吗？你呀，放心好了!全包在老同学身上。”
小庆想了想，又抬头瞧瞧老同学，看到一双十分诚恳的目光。深深吸口气，把约拿过来，签了。
签约第二天，小庆的公司就动了起来。虽然有老同学护航，能快还是得快。只是地基才打一桩，就下起倾盆大雨。
今年的梅雨来得特别早，又特别长。连着两个月，没见几天太阳。
这当中，老李也来看过两次，一面跟小庆苦笑，一面点头：“你放心，只要尽力，包在我身上。”
转眼就是一年三个月了，由于日夜赶工，把梅雨延误的进度全赶回来了。
“你真不简单，做得真快。”每次老李来看，都要夸小庆几句：“照这样，可以准时验收了。”
“准时验收？”小庆跳了起来：“不要开玩笑哦!你明明知道不可能嘛!”
“那当然!那当然!多困难，我都会压着。”老李低头踱着步子：“你知道，我已经开始帮你说好话了吗？”
“谢谢!谢谢!”
只是才隔两天，就接到老李公司的电话，问哪一天可以验收。
“这个我已经向李科长报告过了!”小庆婉转地说：“进度都在掌握当中。”
“要我问李科长？”对方不太高兴：“我正在问你，照约，是哪一天完工？”
“这个、这个……”
“不要这个、这个的。现在是讲法的时代，我们什么都照约来，好吧？反正约上也写得清清楚楚，逾期未完工要怎么罚。”
小庆立刻打电话给老李，找不到。晚上又拨去老李家，对面传来一片麻将声。
“你打来，反正!”老李小声说：“长官正在我这儿，你等等，我换个电话，拨给你。”
跟着打过来，还是神秘兮兮地：“我这阵子，正在给你四处打点呢!你要知道，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什么都讲法，不讲情。拿着白纸黑字，非照章办事不可。”
小庆急了：“这怎么办呢？我当初就说嘛!不能签，那约根本不合理，现在如果真照约来，我就完了。”发觉自己语气不对，赶对改个调子：“拜托!拜托!你可别见死不救哇!如果有什么该意思、意思的，你尽管交代……”
从这天开始，小庆白天往工地跑，晚上往老李家跑，中间还得往银行跑。
幸亏老李，真够朋友。据说他为了小庆，上上下下全磕了头。总算拖到完工，一文钱也没罚。
想一想：
跟前面几个故事一样，这也是“抢位子”。由老李建议小庆，先把生意拿下来，约签好之后，再谈别的。好比那修屋顶的大汉，先把瓦拆掉，再说下面木板朽了。
但是，当你细看，就会发现，小庆抢的位子，是大不同的。前面许多故事的承包商，是抢下位子，吃定别人；小庆则是因为抢下位子，而被对方吃定。
想想!
小庆真没被罚吗？
只怕还是被罚了吧!没明着罚，也暗着罚。
这中间的关键是什么？
是“情与法”!
情与法的关系非常微妙。法看来是硬的，情看来是软的。但法是人定的，也由人去执行。执行的人有情，这法就有了弹性。
更进一步说，当法愈严苛，愈不合理人情的时候，那执行的人，就可能变得愈重要。
古时候，堂上老爷说：
“给我打!一百大板!”
话固然从老爷嘴里说出来，这处罚也很可能根据了“法”，但那“打的人”，毕竟不是老爷。
于是，一百大板可以“打死”，也可以“打活”。
据说那高明的衙役，能高高举起、快快落下，却只打得表皮受伤，完全不伤内脏。
当然，他也能看来一样打，不用五十大板，就叫人见阎王。
这衙役的权力有多大啊!你能得罪他吗？
不知你有没有听说，日据时代，抓到惯窃，是会剁手的。
但也正因为这过重的处罚，有些人明明被偷，又知道是谁偷的，却不去告发。因为他一念之仁，不愿见‘那人’一辈子残废。
当然，遭窃的家人，也可能私下解决——用钱买下一只手。
老李到后来，能呼风唤雨的道理不也一样吗？
法，一定要合理，不合理的法要修，而不能用、“人情的执法从宽”补偿。
因为在这执法从宽中，不但不能真正地“执法”，而且造成许多弊端。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发现别人要你签不合理，或你办不到的约，你必须知道，从签约的那一刻，除非你够大、够硬，否则每一个搅局的小鬼，都可能修理你。
情与法的不够分明，是我们社会的通病。
许多人在这当中得了好处，许多人被这样吃死。
记住!
你可以要求修法，不可以故意违法。只有当“法”能公正、合理的时候，执法才可能严明、弊端才可能减少。
(摘自《纵与横》)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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