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调查：医院患的是国企病
一个迫不得已的机会，记者陪着家人“有幸”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从而对医疗服务有了一次切身感受。
作为一个跑医疗卫生“口”的记者，本来不想看到一些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在“顺理成章”甚至“合情合理”地发生着。
可以说，从1997年开始，我国便拉开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幕，整整五年过去了，进展如何？记者的直觉是：国企所犯的毛病，医院无一例外的都有，国企没有的毛病，医院也有!惟一与国企不同的是，医院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崇高的旗号成了医院甚至整个医疗机构的“遮羞布”。
医院：门“好进”脸“难看”
在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经过门诊检查，医生开出了住院通知单，记者随着病人住进了妇产科病房，当然，那一刻，记者是一位普通的陪护。
, http://www.100md.com
护士来给病人输液，我望着输液袋子，问护士，这输的是什么液体呀？护士似乎很生气，阴沉着脸问：“你问这个干什么？”也许这是医院的规矩，医生给病人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别人是不能问的，但我不明白，难道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真的就不能问一问吗？
我尝试着与办公室的一些医生或护士聊一聊病人的情况，但同样是穿着白大褂的“某个人”会告诉你，“病人很严重，等着治疗就行了，别的别多问”，每个人似乎都是这样的说法。
我不敢问了!我也不知道那时候的心境到底是什么样的，总之很复杂，我不敢得罪他们，生怕因为我的“不礼貌”给他们带来不愉快，我的病人可是在他们手上啊。从你决定住进来的那一刻起，你就把病人或者是你的希望完完全全地交给了人家。
后来，跟医院的另一位医生聊天，说起服务，那位医生笑了：“我们医院妇产科不是医院的重点科室，所以服务嘛……”我说：“服务就是不好，是吗？”那位医生还是笑呵呵的：“我可没这么说。”
, 百拇医药
后来我带着病人到北京某中心医院作常规性检查，又感受到了另一种“煎熬”。
病人去验尿，检验室空无一人，隔着窗子是验血室，里面有三个人，二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三个人都穿着白大褂。我问验尿的医生在哪里，没人回答，因为此时那个男医生和一位女医生正在打电话，看来是正聊在兴头上，他们笑着、聊着，另外一位女医生似乎是在旁边看热闹。
这时走廊里已经聚集了一些要化验的人，男医生打完电话，我问了一句，验尿的医生在哪儿？男医生不耐烦地说了一句“等着吧”，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旁边那位看热闹的女医生走了过来，原来她就是验尿的医生。
在该医院妇产科，我的病人到门诊去做检查，医生先询问了一下，然后告诉病人，把裤子脱了，然后这位医生开始给另外一位医生打电话，大约是问那个医生这个病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聊了半天放下了电话，拿着仪器检查了一下，“没什么问题，穿上裤子吧”。我的病人走出来，哭着告诉我，医生拿着仪器狠命地折腾，原来肚子不痛，现在肚子痛得不得了。
, 百拇医药
行了，我不想再多举例子了。
后来也是第一家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现在大多数科室的病床都空着，为了创收，医生会极力推荐病人住院，所以住院是“很容易的事情”。
给医院体制“把脉”
众所周知，医院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地方，但是多少年来，医院是“国家的”，是事业单位。老百姓本来就对任何“国家的单位”都充满着无比的信任。医生呢？当然也乐于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人”或者说是“事业单位的人”，计划经济时的国营企业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地位，而一旦头上罩上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光环，医院又比国营企业具有了更加特殊的价值，因此，当国企改革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医院却因为其特殊的“人道主义”地位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正是因为医院拥有这样的“背景”，同时也就成了医务工作者赖以生存的保险缸，医生们即使是削尖了脑袋也愿意往大医院里钻，能够钻得进去也就保险了，体制上的弊端造成了只有进入没有退出的机制，不能退出就意味着“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国营企业所犯的毛病一样不少地充斥在医院里。
, 百拇医药
尽管医院里也到处张贴着“医院自律”或者“医生守则”等字样的东西，但那是给别人看的，医生照样趾高气扬。有一位医生态度蛮横，记者曾经问她：“你的态度能不能好一点？”这位医生双手叉着腰说：“怎么啦？有本事你去告呀!”但是，有哪一个人会去告呢？别忘了，病人此时正躺在病床上，惟一企盼的是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医院与国营企业有共同之处，即医院是政府开办的，也即“政事合一”，但同时却是院长负责制，院长当然由政府来任命，有些地方医院或者有些医院的某个科室又是承包制，政策思路也许是好的，但企图以表面上的改革来唤起医院的“企业精神”，这么多年在国营企业里行不通的做法，拿到医院来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有人感叹，医院的企业精神没呼唤出来，却又丧失了医院本来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功能。
比如在年初召开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各地积极推进医疗机构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按需设岗、按岗择人、双向选择、竞争上岗的人事管理机制和绩效优先、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分配机制逐步在医疗机构推广。”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国企改革中早就让人耳熟能详的词句，十多年后在医院里仍算是比较时髦的。
恐怕到现在为止，也没人能够说得清楚，医院到底是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说它是事业单位吧，财政又没有足够的投入让医院正常运转，医院只能靠药品收入和有限的医疗服务费用赖以生存；说它是企业单位吧，医院又确确实实在承担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这一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职能，医院改革的步履维艰也正在于此。
在旧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下，医院是既得利益最大的一个利益集团，它依靠行政性垄断地位和“以药养医”机制，表面上看是从药品生产销售企业和广大患者身上轻易获得了足以使其平稳生存的转移财富，其实是让国家背上了沉重不堪的包袱，所以当国营企业的改革切断了医院这一财富来源的时候，医院也只好不得不进行“痛苦的革命”。, 百拇医药(刘树铎)
作为一个跑医疗卫生“口”的记者，本来不想看到一些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在“顺理成章”甚至“合情合理”地发生着。
可以说，从1997年开始，我国便拉开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幕，整整五年过去了，进展如何？记者的直觉是：国企所犯的毛病，医院无一例外的都有，国企没有的毛病，医院也有!惟一与国企不同的是，医院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崇高的旗号成了医院甚至整个医疗机构的“遮羞布”。
医院：门“好进”脸“难看”
在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经过门诊检查，医生开出了住院通知单，记者随着病人住进了妇产科病房，当然，那一刻，记者是一位普通的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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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来给病人输液，我望着输液袋子，问护士，这输的是什么液体呀？护士似乎很生气，阴沉着脸问：“你问这个干什么？”也许这是医院的规矩，医生给病人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别人是不能问的，但我不明白，难道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真的就不能问一问吗？
我尝试着与办公室的一些医生或护士聊一聊病人的情况，但同样是穿着白大褂的“某个人”会告诉你，“病人很严重，等着治疗就行了，别的别多问”，每个人似乎都是这样的说法。
我不敢问了!我也不知道那时候的心境到底是什么样的，总之很复杂，我不敢得罪他们，生怕因为我的“不礼貌”给他们带来不愉快，我的病人可是在他们手上啊。从你决定住进来的那一刻起，你就把病人或者是你的希望完完全全地交给了人家。
后来，跟医院的另一位医生聊天，说起服务，那位医生笑了：“我们医院妇产科不是医院的重点科室，所以服务嘛……”我说：“服务就是不好，是吗？”那位医生还是笑呵呵的：“我可没这么说。”
, 百拇医药
后来我带着病人到北京某中心医院作常规性检查，又感受到了另一种“煎熬”。
病人去验尿，检验室空无一人，隔着窗子是验血室，里面有三个人，二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三个人都穿着白大褂。我问验尿的医生在哪里，没人回答，因为此时那个男医生和一位女医生正在打电话，看来是正聊在兴头上，他们笑着、聊着，另外一位女医生似乎是在旁边看热闹。
这时走廊里已经聚集了一些要化验的人，男医生打完电话，我问了一句，验尿的医生在哪儿？男医生不耐烦地说了一句“等着吧”，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旁边那位看热闹的女医生走了过来，原来她就是验尿的医生。
在该医院妇产科，我的病人到门诊去做检查，医生先询问了一下，然后告诉病人，把裤子脱了，然后这位医生开始给另外一位医生打电话，大约是问那个医生这个病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聊了半天放下了电话，拿着仪器检查了一下，“没什么问题，穿上裤子吧”。我的病人走出来，哭着告诉我，医生拿着仪器狠命地折腾，原来肚子不痛，现在肚子痛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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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我不想再多举例子了。
后来也是第一家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现在大多数科室的病床都空着，为了创收，医生会极力推荐病人住院，所以住院是“很容易的事情”。
给医院体制“把脉”
众所周知，医院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地方，但是多少年来，医院是“国家的”，是事业单位。老百姓本来就对任何“国家的单位”都充满着无比的信任。医生呢？当然也乐于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人”或者说是“事业单位的人”，计划经济时的国营企业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地位，而一旦头上罩上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光环，医院又比国营企业具有了更加特殊的价值，因此，当国企改革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医院却因为其特殊的“人道主义”地位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正是因为医院拥有这样的“背景”，同时也就成了医务工作者赖以生存的保险缸，医生们即使是削尖了脑袋也愿意往大医院里钻，能够钻得进去也就保险了，体制上的弊端造成了只有进入没有退出的机制，不能退出就意味着“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国营企业所犯的毛病一样不少地充斥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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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医院里也到处张贴着“医院自律”或者“医生守则”等字样的东西，但那是给别人看的，医生照样趾高气扬。有一位医生态度蛮横，记者曾经问她：“你的态度能不能好一点？”这位医生双手叉着腰说：“怎么啦？有本事你去告呀!”但是，有哪一个人会去告呢？别忘了，病人此时正躺在病床上，惟一企盼的是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医院与国营企业有共同之处，即医院是政府开办的，也即“政事合一”，但同时却是院长负责制，院长当然由政府来任命，有些地方医院或者有些医院的某个科室又是承包制，政策思路也许是好的，但企图以表面上的改革来唤起医院的“企业精神”，这么多年在国营企业里行不通的做法，拿到医院来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有人感叹，医院的企业精神没呼唤出来，却又丧失了医院本来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功能。
比如在年初召开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各地积极推进医疗机构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按需设岗、按岗择人、双向选择、竞争上岗的人事管理机制和绩效优先、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分配机制逐步在医疗机构推广。”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国企改革中早就让人耳熟能详的词句，十多年后在医院里仍算是比较时髦的。
恐怕到现在为止，也没人能够说得清楚，医院到底是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说它是事业单位吧，财政又没有足够的投入让医院正常运转，医院只能靠药品收入和有限的医疗服务费用赖以生存；说它是企业单位吧，医院又确确实实在承担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这一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职能，医院改革的步履维艰也正在于此。
在旧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下，医院是既得利益最大的一个利益集团，它依靠行政性垄断地位和“以药养医”机制，表面上看是从药品生产销售企业和广大患者身上轻易获得了足以使其平稳生存的转移财富，其实是让国家背上了沉重不堪的包袱，所以当国营企业的改革切断了医院这一财富来源的时候，医院也只好不得不进行“痛苦的革命”。, 百拇医药(刘树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