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四大名医的学术思想
北京四大名医肖龙友、施今墨、孔伯华及汪逢春是民国至建国初期著名的中医学家。我们对建国以来反映北京四大名医学术思想的期刊文献作了初步考察，并对四位中医前辈的学术思想做了初步的探讨。所有文献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检索获得。其中内容以阐述名医学术思想、学习名医临床经验以及名医医案文章占绝大多数。
施今墨先生对《内经》、《难经》及《本草》均有深刻的钻研，尤其擅用《伤寒》、《金匮》诸方，并十分推崇孙一奎的《赤水玄珠》和张石顽的《张氏医通》。
施今墨先生认为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因而强调气血辨证，提出阴阳应为辨证的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治诸病亦重视调理气血。提倡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病分证，循病求方，病证结合。重视后天之本，擅长调理脾胃，归纳有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十法。治疗外感疾病注意清、解比例，提出表证不可只知发汗，切记注意清里，创立七清三解法、五清五解法、三清七解法等，并根据古人方义制定清解药对。对慢性虚损疾病强调补益先天、后天之本。临证擅治内科、妇科疾病，尤其擅治呼吸病、脾胃病、心神疾病、消渴病、痹证。施今墨先生处方常根据辨证将多个方义按君臣佐使组合为一个方剂。用药时善于两药合用，取意阴阳、气血、脏腑、寒热、升降的协调，意在协同以增加功效，制约以防止偏胜，世称“施氏药对”，常用者约有300余组，是施今墨先生临床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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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今墨先生一生诊务繁忙，无暇著述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其婿祝谌予曾编辑出版《施今墨医案》，尚有后人及学生编著《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刊行于世。
肖龙友先生临证重视中医诊法，主张四诊合参，强调：“中医诊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查病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即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四诊当中尤其重视问诊，认为“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寻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同时认为脉诊是诊断方法之一，不能舍其他方法而不顾，更不能以切脉故弄玄虚。肖先生内、妇、儿科均擅长，尤其擅治老年慢性疾病。在调理虚证方面有独到见解，一是善用育阴培本之法，并强调务须“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否则“若投药失宜，治之失所，以致滋腻，又能得到相反之效果”。在育阴之中，酌加芳香运化之品，如每用熟地，多拌砂仁，其阴中有阳，静中有动，泥而不着，行而不滞。二是重视疏理气机，调理患者的七情五志，补虚之剂方中加用合欢花、橘络等，以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再是立法因人而异，强调不同年龄、不同的证候特征，治法应有不同。指出“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肖龙友先生临证处方用药精益求精，认为“医药不能相分，只有医药并重，知医明药，才为良医”。强调中药炮制对药性、归经及临床应用的影响。方中常常见到酒炒元胡索、盐炒元参心、泔浸于潜术等。肖龙友先生还擅长应用鲜中药，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及不同证候选用。
, 百拇医药
肖龙友先生生前著有《现代医案选》及《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息园医隐记》、《天病论》等文，但未能将其临证经验、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其子女、学生曾有回忆文章及医案整理，发表于各种医学期刊。
孔伯华先生治学主张“熟悟经旨，不泥于古，重视变异，辨证论治”。赞赏徐大椿的《病同人异论》，提倡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临床注重辨证，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者如同启锁，一推即开”。孔先生临证重视正邪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内经》“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理论提出：“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亦可以扶正，是互为因果关系。”
孔先生对《内经》病机十九条关于火与热的论述有独特的发挥，他推崇金代刘河间“寒能胜热、辛凉解表”及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思想。重视脾胃的功能，认为“脾象土而主肉，藏意而恶湿，寄在中央，养于四旁”，是“万病丛生之源”，而“胃气乃人生之根本”。强调重视肝脾关系，认为脾湿与肝热是湿热病的主要病理基础，在认识上形成了“湿热彰盛”的湿热病学说。临证擅治外感温热时病，认为“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之于天地疠气淫邪而成”。提出了“郁热伏气轻”、“郁热伏气盛”、“邪为湿固”三类证治方法。长于使用鲜药，取其轻清效捷，湿热为病时用之，热病津亏时用之，杂病痰浊时亦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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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临证尤擅长使用石膏，指出“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表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认为“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因而有“石膏孔”之美誉。
孔伯华先生早年著有《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晚年有《时斋医话》、《脏腑发挥》、《诊断经验》、《中风说》、《疾疾说》等，生前均未能付梓，由后人整理为《孔伯华医集》出版。
汪逢春先生“诊疾论病循规前哲，应乎气候方土体质”，擅治时令病、胃肠病及妇科病。治疗湿温，在化湿清热的同时，结合宣透、疏郁、淡渗、缓泻等方法分解病势，尤擅以辛香宣透、芳香清解之法取效。临证强调脉舌色症互参，依据脉、舌、色、症辨识湿、热之邪的轻重和所在部位，长于三焦辨证并指导临床用药。著名温病学家赵绍琴教授曾师从汪逢春先生，将先生治疗湿温的经验总结为芳香宣化、芳香疏解、芳香化浊、轻扬宣解、宣肃疏化、轻宣清化、辛开苦降、宣化通腑、轻通胃肠泄化余邪、甘润和中泄化余邪十法，分上中下三焦证治。汪逢春先生用药讲究炮制方法，常带学生去西鹤年堂等药店看标本、学制作，处方常以药物的相须、相使、相杀、相畏等关系，成对配伍使用。临证善用曲类药物，以振奋胃气、增加食欲、生化气血；善用鲜药，取其清轻疏解、芳香宣透、育阴生津之效；善用粉剂，意在增加药效、减少浪费、体恤患者。
先生生前有《中医病理学》、《今冬风温之我见》、《猩红热与痧疹之分辨》、《为本市小儿专家谨陈刍言》等文章，收载于其弟子谢子衡等手辑《泊庐医案》，可以反映汪逢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
分析文献中关于四大名医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四位中医前辈不但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均具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基础。他们尚古而不泥古，尊古而有创新，正确地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无愧于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他们的学术思想，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医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不断地总结四大名医的学术特点，弘扬四大名医的学术思想，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与特色，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摆在当代中医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百拇医药(佘靖 刘红旭)
施今墨先生对《内经》、《难经》及《本草》均有深刻的钻研，尤其擅用《伤寒》、《金匮》诸方，并十分推崇孙一奎的《赤水玄珠》和张石顽的《张氏医通》。
施今墨先生认为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因而强调气血辨证，提出阴阳应为辨证的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治诸病亦重视调理气血。提倡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病分证，循病求方，病证结合。重视后天之本，擅长调理脾胃，归纳有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十法。治疗外感疾病注意清、解比例，提出表证不可只知发汗，切记注意清里，创立七清三解法、五清五解法、三清七解法等，并根据古人方义制定清解药对。对慢性虚损疾病强调补益先天、后天之本。临证擅治内科、妇科疾病，尤其擅治呼吸病、脾胃病、心神疾病、消渴病、痹证。施今墨先生处方常根据辨证将多个方义按君臣佐使组合为一个方剂。用药时善于两药合用，取意阴阳、气血、脏腑、寒热、升降的协调，意在协同以增加功效，制约以防止偏胜，世称“施氏药对”，常用者约有300余组，是施今墨先生临床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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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今墨先生一生诊务繁忙，无暇著述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其婿祝谌予曾编辑出版《施今墨医案》，尚有后人及学生编著《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刊行于世。
肖龙友先生临证重视中医诊法，主张四诊合参，强调：“中医诊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查病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即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四诊当中尤其重视问诊，认为“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寻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同时认为脉诊是诊断方法之一，不能舍其他方法而不顾，更不能以切脉故弄玄虚。肖先生内、妇、儿科均擅长，尤其擅治老年慢性疾病。在调理虚证方面有独到见解，一是善用育阴培本之法，并强调务须“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否则“若投药失宜，治之失所，以致滋腻，又能得到相反之效果”。在育阴之中，酌加芳香运化之品，如每用熟地，多拌砂仁，其阴中有阳，静中有动，泥而不着，行而不滞。二是重视疏理气机，调理患者的七情五志，补虚之剂方中加用合欢花、橘络等，以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再是立法因人而异，强调不同年龄、不同的证候特征，治法应有不同。指出“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肖龙友先生临证处方用药精益求精，认为“医药不能相分，只有医药并重，知医明药，才为良医”。强调中药炮制对药性、归经及临床应用的影响。方中常常见到酒炒元胡索、盐炒元参心、泔浸于潜术等。肖龙友先生还擅长应用鲜中药，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及不同证候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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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龙友先生生前著有《现代医案选》及《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息园医隐记》、《天病论》等文，但未能将其临证经验、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其子女、学生曾有回忆文章及医案整理，发表于各种医学期刊。
孔伯华先生治学主张“熟悟经旨，不泥于古，重视变异，辨证论治”。赞赏徐大椿的《病同人异论》，提倡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临床注重辨证，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者如同启锁，一推即开”。孔先生临证重视正邪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内经》“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理论提出：“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亦可以扶正，是互为因果关系。”
孔先生对《内经》病机十九条关于火与热的论述有独特的发挥，他推崇金代刘河间“寒能胜热、辛凉解表”及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思想。重视脾胃的功能，认为“脾象土而主肉，藏意而恶湿，寄在中央，养于四旁”，是“万病丛生之源”，而“胃气乃人生之根本”。强调重视肝脾关系，认为脾湿与肝热是湿热病的主要病理基础，在认识上形成了“湿热彰盛”的湿热病学说。临证擅治外感温热时病，认为“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之于天地疠气淫邪而成”。提出了“郁热伏气轻”、“郁热伏气盛”、“邪为湿固”三类证治方法。长于使用鲜药，取其轻清效捷，湿热为病时用之，热病津亏时用之，杂病痰浊时亦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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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临证尤擅长使用石膏，指出“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表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认为“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因而有“石膏孔”之美誉。
孔伯华先生早年著有《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晚年有《时斋医话》、《脏腑发挥》、《诊断经验》、《中风说》、《疾疾说》等，生前均未能付梓，由后人整理为《孔伯华医集》出版。
汪逢春先生“诊疾论病循规前哲，应乎气候方土体质”，擅治时令病、胃肠病及妇科病。治疗湿温，在化湿清热的同时，结合宣透、疏郁、淡渗、缓泻等方法分解病势，尤擅以辛香宣透、芳香清解之法取效。临证强调脉舌色症互参，依据脉、舌、色、症辨识湿、热之邪的轻重和所在部位，长于三焦辨证并指导临床用药。著名温病学家赵绍琴教授曾师从汪逢春先生，将先生治疗湿温的经验总结为芳香宣化、芳香疏解、芳香化浊、轻扬宣解、宣肃疏化、轻宣清化、辛开苦降、宣化通腑、轻通胃肠泄化余邪、甘润和中泄化余邪十法，分上中下三焦证治。汪逢春先生用药讲究炮制方法，常带学生去西鹤年堂等药店看标本、学制作，处方常以药物的相须、相使、相杀、相畏等关系，成对配伍使用。临证善用曲类药物，以振奋胃气、增加食欲、生化气血；善用鲜药，取其清轻疏解、芳香宣透、育阴生津之效；善用粉剂，意在增加药效、减少浪费、体恤患者。
先生生前有《中医病理学》、《今冬风温之我见》、《猩红热与痧疹之分辨》、《为本市小儿专家谨陈刍言》等文章，收载于其弟子谢子衡等手辑《泊庐医案》，可以反映汪逢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
分析文献中关于四大名医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四位中医前辈不但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均具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基础。他们尚古而不泥古，尊古而有创新，正确地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无愧于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他们的学术思想，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医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不断地总结四大名医的学术特点，弘扬四大名医的学术思想，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与特色，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摆在当代中医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百拇医药(佘靖 刘红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