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生命力与伟哥的挑战-1
 |
自从美国费策公司生产的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以下仍称阳萎)的特效药昔多芬(Sildenafil Citrate,俗称Viagra,译作“伟哥”)问世，由美国食药委员会批准上市以来，对阳萎的治疗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以理性为理论基础，以迅猛发展的生化高科技为特征的西方医疗领域再次显示出其无所不能的雄伟力量；但另一方面，这个新时代只是更清楚地表明了产生昔多芬的美国的高级资本主义社会内隐含的深刻的矛盾。这些与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直接相关的矛盾包括：一、昔多芬的问世和成功是否表明了美国社会里的突出的医学化趋势(即把与社会和心理有关的疾病完全地视为纯医疗问题，或者把本来并不突出的疾病现象变成一个医疗问题)的深化；二、昔多芬的问世和成功是否表明了把身体看作机器，把阳萎看成机器故障，把治疗阳萎看成修理机器和排除故障这样一种工具性思维的成功；三、昔多芬的问世和成功是否表明了人们对性生活的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满足，是否表明了人们对性的态度更加的开放，是否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对自己的性和身体有了更有效的控制和使用。
, 百拇医药 我称这三方面的关系为矛盾，是因为在这三方面关系之下，昔多芬的成功有着可疑的一面。但是，昔多芬的高疗效(80%治愈率)，在股票市场上的走红(费策公司的股票行情从伟哥问世以来基本上一直看涨)，以及美国媒介对它的渲染，使得对昔多芬的怀疑显得很不合时宜。同时，如果在舆论较为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仍然能够听到对任何问题的不同看法，在许多为现代化话语所笼罩的第三世界国家，伟哥现象的全球化没有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在中国，依我之见，伟哥现象所带来的是一种期待和焦虑。也许，对于许多已经用西方的治疗手段(真空泵、软体移植、自我注射等)的医生，对昔多芬的等待是对医疗奇迹的兴奋的期待；而对许多用中医的手段治阳萎的医生，期待伴随着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是一种职业焦虑，而且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焦虑。但是，我认为这种焦虑是不必要的。我想把伟哥对西方的心理咨询医生带来的冲击与伟哥对中医的冲击作一个比较。
在性功能障碍的治疗领域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对于阳萎的病因有着生理学派和心理学派之争。由于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以及精神病研究发展，心理学派长期占有统治地位。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学者和精神病学家威赫姆·斯特科(Wilhelm Stekel)发表了《阳萎：男性性功能的心理病因》。这一著作积累了大量的斯特科认为导致阳萎的心理病因的案例。他把少年时的性心理伤害、“性变态”，甚至战争等都联系起来分析；同时，他还在很大程度上，用他作心理咨询医生的案例来证实弗洛伊德的关于“文明愈进步，身体愈受压抑”的命题，把这一命题具体地表述为：人类的社会越进步，身体受到的压抑越大，因而越容易阳萎。换句话说，所谓的“原始人”的性欲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限制和现代生活的纷扰，反倒容易充分地释放，不致于导致阳萎 。斯特科的观点夸大了所谓的绝对化的文明的压抑，把阳萎的病因绝对化了。但是，心理学派的强调人们精神因素的影响的观点，如果适当地应用(而不是不适当地把它局限在个人心理机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为一种身体变化的阳萎是如何与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因素相联系的。以后，在40年代的全西报告和60年代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研究，都强调精神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 百拇医药
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心理学派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男性性功能障碍治疗手段的发展，以昔多芬的问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天平完全偏向了生理学派。最典型的表达了以从美国著名的男性科泌尿科专家欧文·戈德斯汀的断言中找到：人的阴茎勃起和插入是靠一个“水利系统”支持的。任何影响水利系统正常运转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纠正。他非常肯定地说：“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恢复所有阳萎病人的原先的自然的勃起机制，但我们几乎可以让所有的阳萎病人重新勃起。”戈德斯汀说这番话时是1990年，那还是“前伟哥时代。”现在，伟哥的出现已经使所有的对于原有的医疗手段的副作用(高失败率、不自然感、疼痛、价格昂贵等)的担忧烟消云散，治疗阳萎的革命性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畅销书《新男性的性》的作者伯尼·热伯格尔德也不无称奇地承认伟哥的功效是不能抵赖的。, http://www.100md.com(张跃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