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接轨论的意义(6)
6 古今接轨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任何一门学科，都随着当时的历史与现实而产生、发展和变化。中医学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产生，造就了中医学天人相应的理论框架，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小的角度讲，医生也应当适应各种民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东汉末年，伤寒流行，死人无数，众医束手，仲景适应历史条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作《伤寒杂病论》。迨至宋末，战争不断，赵宋南渡，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民族斗争的战场，人民处在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热性疾病广泛流行、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痛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刘完素的“火热论”。李东垣晚于刘完素，在他内伤脾胃学说提出的时候，正当元兵大举进犯，中原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精神上的恐惧，无休止的劳役，以及饥饿冻馁等恶劣条件，对于内伤病的形成就显得很突出了，因此造就了“补脾”一派。张从正之时，元兴，国家统一，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从正曾经出任御医，士大夫喜补而厌攻，当时盛行《局方》，用药多辛燥温补，遂以汗、吐、下三法祛除病邪而达“邪去正安”目的，而纠正当时用药之偏，被后人称为“攻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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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家的另一大家朱震亨，虽处在元朝和平年代， 但局势并不稳定，他又生活在南方。南方之人体质脆弱，富人多膏粱之体，酗酒纵欲，精竭火炽，贫者藜藿之供，而愁肠百结，郁火内生，因此朱氏把河间之火热论发展为了内生火热，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明·崇祯辛巳(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疫病流行，诸医用治寒之法疗效不佳， 吴又可推究病情，悟出疫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异气”为患。故作《温疫论》，提出“病气”学说。其后至清代，又有众多医家的努力，特别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四家确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温病学说。明清时代，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对中医的传统理论冲击极大，这时，中医与西医开始沟通，最早接受西说者有汪昂、赵学敏、王清任等，其后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提出了中西医汇通说。民国时期，恽树珏提出改进中医学，但主张以中医学说本身为主体，特别重视对《内经》的研究，尽量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明它。陆彭年则提出了中医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吻合者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
, 百拇医药
解放以后，中西医结合之呼声日高，近年来诸多学科都提出了与国际接轨。在这种形式下，刘渡舟教授提出了“古今接轨论，认为：“中西医能结合，实验室的动物模型也能与人的疾病相结合，为什么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古方与今方而不能接轨呢?”“古今接轨”这一方剂学的伟大创举，必须经医人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地结合，这是中医药学创新的一个举措。“古今接轨”不是标新立异，亦非哗众取宠，而是顺应自然发展的科学构思，须投入大量的人力智力，呕心沥血，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把经方与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地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在现代中医研究以“以西释中，以西证中”为主流的形式下，“古今接轨”的提出，无疑是中医自身发展的一种新尝试，是也非也，有待后贤评说。, 百拇医药(中国中医药网)
任何一门学科，都随着当时的历史与现实而产生、发展和变化。中医学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产生，造就了中医学天人相应的理论框架，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小的角度讲，医生也应当适应各种民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东汉末年，伤寒流行，死人无数，众医束手，仲景适应历史条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作《伤寒杂病论》。迨至宋末，战争不断，赵宋南渡，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民族斗争的战场，人民处在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热性疾病广泛流行、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痛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刘完素的“火热论”。李东垣晚于刘完素，在他内伤脾胃学说提出的时候，正当元兵大举进犯，中原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精神上的恐惧，无休止的劳役，以及饥饿冻馁等恶劣条件，对于内伤病的形成就显得很突出了，因此造就了“补脾”一派。张从正之时，元兴，国家统一，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从正曾经出任御医，士大夫喜补而厌攻，当时盛行《局方》，用药多辛燥温补，遂以汗、吐、下三法祛除病邪而达“邪去正安”目的，而纠正当时用药之偏，被后人称为“攻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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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家的另一大家朱震亨，虽处在元朝和平年代， 但局势并不稳定，他又生活在南方。南方之人体质脆弱，富人多膏粱之体，酗酒纵欲，精竭火炽，贫者藜藿之供，而愁肠百结，郁火内生，因此朱氏把河间之火热论发展为了内生火热，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明·崇祯辛巳(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疫病流行，诸医用治寒之法疗效不佳， 吴又可推究病情，悟出疫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异气”为患。故作《温疫论》，提出“病气”学说。其后至清代，又有众多医家的努力，特别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四家确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温病学说。明清时代，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对中医的传统理论冲击极大，这时，中医与西医开始沟通，最早接受西说者有汪昂、赵学敏、王清任等，其后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提出了中西医汇通说。民国时期，恽树珏提出改进中医学，但主张以中医学说本身为主体，特别重视对《内经》的研究，尽量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明它。陆彭年则提出了中医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吻合者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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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中西医结合之呼声日高，近年来诸多学科都提出了与国际接轨。在这种形式下，刘渡舟教授提出了“古今接轨论，认为：“中西医能结合，实验室的动物模型也能与人的疾病相结合，为什么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古方与今方而不能接轨呢?”“古今接轨”这一方剂学的伟大创举，必须经医人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地结合，这是中医药学创新的一个举措。“古今接轨”不是标新立异，亦非哗众取宠，而是顺应自然发展的科学构思，须投入大量的人力智力，呕心沥血，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把经方与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地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在现代中医研究以“以西释中，以西证中”为主流的形式下，“古今接轨”的提出，无疑是中医自身发展的一种新尝试，是也非也，有待后贤评说。, 百拇医药(中国中医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