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为根本-立法组方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体系的核心，是中医方法论的精髓、支柱。它包含从收集病情资料，到辨识疾病本质，确定治疗法则，组织配伍方剂这样一个全过程，而方剂正是这个核心内容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证之临床实践也总是先进行辨证、立法，然后才据法遣药组方。所谓“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法选方，据方议药”；“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正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例如治疗一个大便燥结不通，脘腹痞满拒按，舌苔焦黄起刺，脉象沉实有力的病证，总是先通过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确定其病因、病机为阳明腑实重证(实热积滞内结肠胃)，治当峻下热结，然后才以寒下药为主，组成寒下峻剂的大承气汤。然而任何准确的辨证，恰当的治方，都依赖方剂去进行实践和检验。
一般来说，疗效高，说明辨证准确，立法恰当，方剂配伍得宜；反之，则说明辨证有误，立法不当，或方剂配伍欠佳。这是由辨证论治对方剂的特殊依赖关系所决定的。这种特殊的依赖关系，突出了方剂在辨证论治中的作用和地位，说明任何精确的辨证，恰当的治法，最后都要落实到方剂，但无论何方，不管配伍如何，又都依赖于辨证与治方的指导，没有精确的辨证与治法，也就不可能组出良方。由此可见，辨证立法是选药组方的指南，是制方的理论；方剂是辨证论治成败的关键之一，是治法的具体体现，前者是解决疾病矛盾的“根据”，后者是解决疾病矛盾的“工具”，二者之间相互依赖，相辅相成，而不能彼此分离。若有方无法，方剂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有法无方，则无从付诸实践，辨证论治也就成了空洞的理论，无从验证其是否正确。进而言之，只有在治法的指导下去选药组方，才能组成配伍严谨、疗效确切的良方。否则，若未立法，先拟方，任凭主观想象堆积一些药物，必然是有药无方，疗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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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最早的时候，人们治疗疾病，仅知用简单的方药，而且多半是盲目的，最多是对症的，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谈不上辨证论治，没有理法的指导，故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的说法。及至秦汉以降，由于医药文化发达，方剂数量增多，对疾病的证治机理有了一定认识，医者为了能执简驭繁，有条有理的组织方剂，运用方剂，将众多的成方和医疗经验加以归纳整理，找出规律，上升成为理论，才出现了理法，即辨证论治法则。《内经·素问》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伤寒论》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等论述，即其佐证。但当理法出现以后又反转过来指导处方用药，成为处方用药的绳墨，使处方用药更加向前推进一步。这说明从有方无法到有方有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实现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故辨证立法又受方剂的检验，倘若没有方剂充当医疗工具，检验治法是否正确，任何精当的辨证与治法，便无从得到证实。这又从实践的角度说明方剂与辨证论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为用，密不可分的。再者，方剂学的性质，既属基础课范畴，又起着沟通基础课与临床课的桥梁作用。它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组织、运用方剂的方法，活的方剂，尚涉及证候和治法。因此，要想处好方，用好药，不仅要掌握方剂学本身的知识，而且要学好各种基础课与临床课；不仅要掌握组织方剂与运用方剂的方法，而且要学好辨证论治法则，明确方剂与辨证论治的关系，方能达到升堂入室，驾驭方证的境地。, 百拇医药(千龙新闻网)
证之临床实践也总是先进行辨证、立法，然后才据法遣药组方。所谓“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法选方，据方议药”；“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正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例如治疗一个大便燥结不通，脘腹痞满拒按，舌苔焦黄起刺，脉象沉实有力的病证，总是先通过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确定其病因、病机为阳明腑实重证(实热积滞内结肠胃)，治当峻下热结，然后才以寒下药为主，组成寒下峻剂的大承气汤。然而任何准确的辨证，恰当的治方，都依赖方剂去进行实践和检验。
一般来说，疗效高，说明辨证准确，立法恰当，方剂配伍得宜；反之，则说明辨证有误，立法不当，或方剂配伍欠佳。这是由辨证论治对方剂的特殊依赖关系所决定的。这种特殊的依赖关系，突出了方剂在辨证论治中的作用和地位，说明任何精确的辨证，恰当的治法，最后都要落实到方剂，但无论何方，不管配伍如何，又都依赖于辨证与治方的指导，没有精确的辨证与治法，也就不可能组出良方。由此可见，辨证立法是选药组方的指南，是制方的理论；方剂是辨证论治成败的关键之一，是治法的具体体现，前者是解决疾病矛盾的“根据”，后者是解决疾病矛盾的“工具”，二者之间相互依赖，相辅相成，而不能彼此分离。若有方无法，方剂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有法无方，则无从付诸实践，辨证论治也就成了空洞的理论，无从验证其是否正确。进而言之，只有在治法的指导下去选药组方，才能组成配伍严谨、疗效确切的良方。否则，若未立法，先拟方，任凭主观想象堆积一些药物，必然是有药无方，疗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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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最早的时候，人们治疗疾病，仅知用简单的方药，而且多半是盲目的，最多是对症的，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谈不上辨证论治，没有理法的指导，故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的说法。及至秦汉以降，由于医药文化发达，方剂数量增多，对疾病的证治机理有了一定认识，医者为了能执简驭繁，有条有理的组织方剂，运用方剂，将众多的成方和医疗经验加以归纳整理，找出规律，上升成为理论，才出现了理法，即辨证论治法则。《内经·素问》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伤寒论》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等论述，即其佐证。但当理法出现以后又反转过来指导处方用药，成为处方用药的绳墨，使处方用药更加向前推进一步。这说明从有方无法到有方有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实现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故辨证立法又受方剂的检验，倘若没有方剂充当医疗工具，检验治法是否正确，任何精当的辨证与治法，便无从得到证实。这又从实践的角度说明方剂与辨证论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为用，密不可分的。再者，方剂学的性质，既属基础课范畴，又起着沟通基础课与临床课的桥梁作用。它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组织、运用方剂的方法，活的方剂，尚涉及证候和治法。因此，要想处好方，用好药，不仅要掌握方剂学本身的知识，而且要学好各种基础课与临床课；不仅要掌握组织方剂与运用方剂的方法，而且要学好辨证论治法则，明确方剂与辨证论治的关系，方能达到升堂入室，驾驭方证的境地。, 百拇医药(千龙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