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快中西医结合步伐的思考与实践
毛泽东主席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报告”的批示，已发表40年了。回顾40年来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经历和取得的成绩，深感这个批示的无比正确，是一盏指引中西医结合不断前进的明灯。
1959年初，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通过系统学习，才真正认识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欣赏她富有哲理的理论框架，多彩纷呈的各家学说；我珍惜她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内容丰富的治疗方法，尤其是数以千计的中药及数以万计的方剂；我看到她有巨大的潜力，尚待后人的不断挖掘与整理提高。1961年学习结束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腹部外科疾病为重点，进行了漫长的实践与探索。60年代，偏重于肯定疗效，扩大非手术疗法的范围，降低手术率；70年代，着力于总结规律，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中西医结合的不断深入，研究的重点转向危重急腹症的治疗及理论上的探索，因此提出了“在高层次上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学术发展战略和具体目标。经过近10年的实践，我们积累了一些新经验，也采用了某些新的运行机制，从而推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以较快的步伐向前进展。简单地概述一下就是：实现三个转变，注意同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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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转变是从以单病种为主的临床结合，转向重大疾病的攻关与有关理论的研究。在对大多数急腹症单病种已取得疗效的基础上，在“七·五”和“八·五”期间，我们逐步将中西医结合研究重点转向急性重症胆管炎、重型急性胰腺炎等重大疾病的治疗上。在“七·五”期间，急性重症胆管炎的治疗取得重大进展，病死率从20%左右下降到5%，治疗机理的研究也取得了初步进展。对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疗，在“七·五”期间进展不大，尚未形成较系统的经验，病死率的降低亦不明显。在“八·五”期间，急性重症胆管炎的疗效进一步提高，机理研究亦进一步地深入。重型胰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对该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取得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中药的应用比较规范，疗效不断提高，病死率下降到20%以下。围绕着这两个重大疾病的治疗，我们加强了对中医通里攻下及清热解毒药物作用机理的研究。“八·五”期间又深入地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防治MODS机理的研究，从中药对肠屏障保护，抑制细胞因子的分泌，抑制肠道细菌移位及对内脏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新认识。这些实验研究结果又为改进治疗方法及提高疗效提供了科学依据。上述情况说明，如果不在重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上下功夫，中西医结合就很难取得进展；而在这些危重疾病的治疗中，没有实验研究的依据，不在理论认识上有所提高，大幅度提高临床疗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攻难关和探讨相关理论是两个重要环节，抓住这两个环节就能加快进展，否则就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
, 百拇医药
第二个转变是从封闭式的独家研究转向开放式的联合研究，协作攻关。在“七·五”和“八·五”期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天津市科委的领导与支持下，我们组织了两次范围较大的“一所三校”的合作研究。以急腹症研究所为主阵地，联合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大学及南开大学部分基础学科，围绕着几个主题分工合作，使应用基础性研究取得了较快的进展。“七·五”期间的七个分题，“八·五”期间的十一个分题，均取得了水平较高的成果，使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理论水平明显提高。“九·五”期间，我们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大承气汤新型制剂和中西医结合防治MODS的研究上，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会有所提高，前景令人鼓舞。今年二月，在天津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按照新的运行机制组建了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研究院。该院的建立将给天津市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开放将不断扩大，联合会更为有力。
第三个转变是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作用。在研究实践中培养研究生，又使研究生成为完成课题的依靠力量。仅以“八·五”期间的重点课题为例，就有20余名硕士生及8名博士生参加，他们对课题的完成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近年来，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不断深人与国际往来的增加，我们也注意到同国际接轨的问题。对此，我们进行了一些思考与尝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注意可比性，如在病例选择、诊断标准、观察指标与疗效判定标准等尽可能与国际同类研究相同或近似，以便能与其他研究结果相比；二是强调互补性，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相加，应当体现出两种方法之间的互补，相得益彰；三是显示优越性，着重体现出中医药的优势或中西两法相加后的优势，不但要从治疗结果加以体现，而且能说明机理。同国际接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不断提高中逐步实现。
以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为起点，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已进入不惑之年，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相信我们的中青年医务工作者一定能继往开来，在下一个世纪作出更加光辉的成就。, 百拇医药(吴咸中)
1959年初，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通过系统学习，才真正认识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欣赏她富有哲理的理论框架，多彩纷呈的各家学说；我珍惜她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内容丰富的治疗方法，尤其是数以千计的中药及数以万计的方剂；我看到她有巨大的潜力，尚待后人的不断挖掘与整理提高。1961年学习结束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腹部外科疾病为重点，进行了漫长的实践与探索。60年代，偏重于肯定疗效，扩大非手术疗法的范围，降低手术率；70年代，着力于总结规律，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中西医结合的不断深入，研究的重点转向危重急腹症的治疗及理论上的探索，因此提出了“在高层次上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学术发展战略和具体目标。经过近10年的实践，我们积累了一些新经验，也采用了某些新的运行机制，从而推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以较快的步伐向前进展。简单地概述一下就是：实现三个转变，注意同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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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转变是从以单病种为主的临床结合，转向重大疾病的攻关与有关理论的研究。在对大多数急腹症单病种已取得疗效的基础上，在“七·五”和“八·五”期间，我们逐步将中西医结合研究重点转向急性重症胆管炎、重型急性胰腺炎等重大疾病的治疗上。在“七·五”期间，急性重症胆管炎的治疗取得重大进展，病死率从20%左右下降到5%，治疗机理的研究也取得了初步进展。对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疗，在“七·五”期间进展不大，尚未形成较系统的经验，病死率的降低亦不明显。在“八·五”期间，急性重症胆管炎的疗效进一步提高，机理研究亦进一步地深入。重型胰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对该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取得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中药的应用比较规范，疗效不断提高，病死率下降到20%以下。围绕着这两个重大疾病的治疗，我们加强了对中医通里攻下及清热解毒药物作用机理的研究。“八·五”期间又深入地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防治MODS机理的研究，从中药对肠屏障保护，抑制细胞因子的分泌，抑制肠道细菌移位及对内脏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新认识。这些实验研究结果又为改进治疗方法及提高疗效提供了科学依据。上述情况说明，如果不在重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上下功夫，中西医结合就很难取得进展；而在这些危重疾病的治疗中，没有实验研究的依据，不在理论认识上有所提高，大幅度提高临床疗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攻难关和探讨相关理论是两个重要环节，抓住这两个环节就能加快进展，否则就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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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转变是从封闭式的独家研究转向开放式的联合研究，协作攻关。在“七·五”和“八·五”期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天津市科委的领导与支持下，我们组织了两次范围较大的“一所三校”的合作研究。以急腹症研究所为主阵地，联合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大学及南开大学部分基础学科，围绕着几个主题分工合作，使应用基础性研究取得了较快的进展。“七·五”期间的七个分题，“八·五”期间的十一个分题，均取得了水平较高的成果，使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理论水平明显提高。“九·五”期间，我们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大承气汤新型制剂和中西医结合防治MODS的研究上，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会有所提高，前景令人鼓舞。今年二月，在天津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按照新的运行机制组建了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研究院。该院的建立将给天津市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开放将不断扩大，联合会更为有力。
第三个转变是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作用。在研究实践中培养研究生，又使研究生成为完成课题的依靠力量。仅以“八·五”期间的重点课题为例，就有20余名硕士生及8名博士生参加，他们对课题的完成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近年来，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不断深人与国际往来的增加，我们也注意到同国际接轨的问题。对此，我们进行了一些思考与尝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注意可比性，如在病例选择、诊断标准、观察指标与疗效判定标准等尽可能与国际同类研究相同或近似，以便能与其他研究结果相比；二是强调互补性，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相加，应当体现出两种方法之间的互补，相得益彰；三是显示优越性，着重体现出中医药的优势或中西两法相加后的优势，不但要从治疗结果加以体现，而且能说明机理。同国际接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不断提高中逐步实现。
以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为起点，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已进入不惑之年，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相信我们的中青年医务工作者一定能继往开来，在下一个世纪作出更加光辉的成就。, 百拇医药(吴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