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躬耕三十载 丹心一片在中华——访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
钱超尘简历
钱超尘，生于1936年，河北省玉田县渠河头半壁街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被推荐为该校中文系古代汉语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古汉语专家陆宗达教授，学习以《说文解字》为核心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而成为乾嘉学派正统传人。从1972年底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讲授《医古文》至今。他在传道授业之余，潜心于中医训诂学、中医文献整理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尤其是他以上古音韵学为手段，参照《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改正现行本《素问》、《灵枢》讹衍倒夺60余处，体现了他在中医音韵训诂方面颇深的造诣。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巴黎国立第十三大学波比尼医学院名誉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分会、李时珍研究分会、王清任研究会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研究分会常务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献研究分会副主任，中国训诂学会理事等职。
钱教授淡薄名利、专心学问，不仅以文字学(尤其是俗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考据学作为研究中医古籍的手段，在中医文献研究及中医经典著作的语言研究方面开拓出许多的新领域，他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古籍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的普及作了大量工作，使这些高深莫测的学问从学者的书斋中解放出来，成为广大中医院院校师生手中阅读中医古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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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尘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医古文专家、中医训诂专家和中医文献专家，在中医古籍语言研究和文献研究方面很有造诣。几经周折，记者终于在一个雨后的秋日，约到了百忙之中的钱教授。精神矍铄、今年已届66岁的钱教授，在他充满书香气息的客厅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钱教授，今年是您从事中医古籍研究30周年，在这30年的研究生涯中，您为中医古籍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是否与您的家庭教育和师承有关？
钱超尘：有关。我的父亲是一名教师，长于书法，能诗善画，而且藏书颇丰。从父亲那里，我自幼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61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推荐为古汉语研究生，向我国著名的训诂学家陆宗达教授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陆宗达教授是我国音韵、训诂大师黄侃的弟子，黄侃师从我国近代经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又受业于清末经学家及训诂学家俞樾先生……这种师承授受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清初朴学(后人也称乾嘉学派)的奠基人顾炎武。陆宗达教授不仅治学非常严谨，对学生的督导也很严格，从读书、做作业，到写论文等都有严格具体的要求。他不论去哪儿参加会议或是教学，都把学生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我在跟随陆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充实了经学、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从陆老师身上学习到了研究学问的方法和治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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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可以说您的本行是古汉语研究，那么您是如何从古汉语研究转入到中医训诂学和文献研究的？
钱超尘：我从事中医训诂学、中医文献研究是一个历史的机遇。1964年我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函授学院，讲古代汉语。1972年我调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当时为北京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讲授医古文课，从此进入了中医训诂学、中医文献学研究的领域。1982年，国家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卫生部决定对《素问》、《灵枢》、《伤寒论》等11部中医经典著作进行校注和语译。在我国历史上，由政府出面组织整理医籍主要有两次：一次在西汉，一次在北宋，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发挥自己的专长，利用所掌握的“训诂”、“音韵”、“考据”、“俗文字”和“目录学”知识，走上了系统研究考证中医古典巨著的道路。
记者：您的许多研究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填补了一项又一项学术空白，一部著作的完成，不仅耗时，而且耗力。听说有一段时间，您的右眼因为劳损过度，几近全盲。您在体力和精神上的支出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这样忘我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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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尘：我很珍惜现在国泰民安的研究环境。“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光阴。现在国家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充分发挥才智的舞台。如果没有现在的大好形势，也就没有我现在的成就。目前，在我国受过完整系统的古汉语教育而又有相当知识储备的人好像已经为数不多了，尤其是具有文字、音韵、训诂、目录、考据知识而又进入中医文献研究领域的人，可以说更少。所以，我时刻能感受到肩上承担着的历史重任——对中医古典巨著进行系统研究考证，探讨其传承历史，改正其文字讹误，还古籍之原貌，揭示其真实语意，从而使后人能更容易地汲取中医古籍的营养。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我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勉励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腹……”我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我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
记者：看过您的书和论文的人，在为您的才学所折服的同时，都会被您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对所从事事业的热爱和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记得您有一部名为《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书出版后引起了国际上尤其是日本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本书达到了《太素》研究的高峰。听说您写这本书还有一段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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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尘：我是从1978年开始从事《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1994年，日本大阪一出版社社长到北京请我去日本就《黄帝内经太素》的研究作一个报告，我一天的报告和半天回答日本专家的提问引起了二百余位与会专家的重视，报告内容在日本《东洋医学杂志》连续两期刊载。事后一位日本专家找到我说：“很佩服你所作的研究，但是，《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高峰还在我们日本。”他的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回国后，我立即开始整理长期积累的大量文献资料，全身心投入了《黄帝内经太素》的研究工作，决心要与日本一争高低。1996年1月8日，学校派我到韩国釜山市中国语言学院讲学，我利用课后、晚上的时间开始了《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写作。当时我每周要上18节课，课后别的老师去参观放松，我则躲在公寓里埋头写作。那段时间我晚上1点钟以前没睡过觉，人整个瘦了一圈。半年后，讲学任务结束了，40余万字的《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写作亦告收尾。6月下旬，釜山市中国语言学院院长亲自找到我说：“钱先生，听说您的著作已经写完了，我希望这部著作首先在韩国出版，我现在就陪同您到韩国有关出版部门签定出版合同。您的著作在韩国出版后，不影响在中国继续出版，而且稿酬要比中国丰厚得多。”我回答他说：“谢谢院长先生在中韩文化交流上的热情与美意，这部书是我积近20年心血的学习心得，它虽然在韩国釜山写成，但是它的文献资料却是在中国积累的。这部书首先应该在我的祖国出版。如果韩国学者喜爱这部著作，可以向中国有关出版社购买书籍。”7月3日，怀揣着厚厚的一叠书稿，我回到北京，将书稿交给了人民卫生出版社。8月初，人民卫生出版社通知我说，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已经决定报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1996年底，经过国务院古籍专家委员会三轮无记名投票，这本书被收入了国务院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学术委员会主持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三辑，这是中医界收入该丛书的第一部著作，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98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不久，日本传来消息说，《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出版引起了日本业内人士的高度重视，认为达到了《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高峰，我终于为祖国文化事业争得了一些荣誉。1999年，这部著作被北京中医药大学评为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年被北京市评为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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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听说您曾有好几次机会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某些部门的行政领导，也有很多机会外出讲课赚钱，而您却把这些机会都放弃了，您是怎么想的？
钱超尘：人贵有自知之明，具有领导才能的学者去做领导当然是好事，但是不具有领导才能的学者去做领导则是一种人才浪费；而放下学术研究外出讲课赚钱，从个人眼前利益看，是得，而从历史、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看，是失。百年苦短，人寿几何。每当想到我肩上所承担的历史重任，我就有一种冲动--必须把苦学来的知识用在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上，我要趁我体力、智力还旺盛的时期，集中精力，为后人多写几部有价值的著作。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轻文史研究的风气，以至于现在进行中医文献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您对这一现象是怎么看的？
钱超尘：一个国家的文明与否，很大程度体现在她的文化上。我相信现在社会上这种轻文史研究的状况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一个改观。我执教已30余年，通过为大量本科生讲课，以及培养10名硕士、4名博士，他们之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中医文献研究，说明中医古籍训诂研究和文献整理研究还是后继有人的。在此，我希望更多有志于为中医训诂学、文献学作贡献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一事业中来，也希望上级有关领导部门对这一事业给予更多的支持。需知，在中医文献研究领域，我们面临着与日本学者的尖锐竞争。培养后继人才，从中产生一批高水平的优秀人才，是一项关系到学术大局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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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问今后您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什么打算？
钱超尘：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把科研选题放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较大的文化史的研究，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竭尽我的绵薄之力。
采访结束了，钱教授从书架上取出一叠厚厚的书稿，是以日本仁和寺发现的《黄帝内经太素》影印本为底本而作的《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底稿，此书已经与出版社签定了出版合同，将于近期出版。据钱教授讲，这部书的写作以超越1924年萧延平《黄帝内经太素》整理本为目标，因为钱教授掌握了当时萧延平所无法看到的材料。这是钱教授的又一部力作。正要起身告别，在钱教授的书架上，记者发现了一本书页已发黄的《黄帝内经太素》，翻开书页，上面用铅笔、圆珠笔、钢笔密密麻麻批满了字，一看就知道这本书已被主人不知研读过多少遍。书的扉页上是钱教授的笔迹：“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深。”这不正是钱教授珍惜时光，专心著述的真实写照吗？, 百拇医药(白晓芸 刘书亮)
钱超尘，生于1936年，河北省玉田县渠河头半壁街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被推荐为该校中文系古代汉语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古汉语专家陆宗达教授，学习以《说文解字》为核心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而成为乾嘉学派正统传人。从1972年底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讲授《医古文》至今。他在传道授业之余，潜心于中医训诂学、中医文献整理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尤其是他以上古音韵学为手段，参照《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改正现行本《素问》、《灵枢》讹衍倒夺60余处，体现了他在中医音韵训诂方面颇深的造诣。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巴黎国立第十三大学波比尼医学院名誉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分会、李时珍研究分会、王清任研究会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研究分会常务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献研究分会副主任，中国训诂学会理事等职。
钱教授淡薄名利、专心学问，不仅以文字学(尤其是俗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考据学作为研究中医古籍的手段，在中医文献研究及中医经典著作的语言研究方面开拓出许多的新领域，他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古籍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的普及作了大量工作，使这些高深莫测的学问从学者的书斋中解放出来，成为广大中医院院校师生手中阅读中医古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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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尘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医古文专家、中医训诂专家和中医文献专家，在中医古籍语言研究和文献研究方面很有造诣。几经周折，记者终于在一个雨后的秋日，约到了百忙之中的钱教授。精神矍铄、今年已届66岁的钱教授，在他充满书香气息的客厅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钱教授，今年是您从事中医古籍研究30周年，在这30年的研究生涯中，您为中医古籍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是否与您的家庭教育和师承有关？
钱超尘：有关。我的父亲是一名教师，长于书法，能诗善画，而且藏书颇丰。从父亲那里，我自幼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61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推荐为古汉语研究生，向我国著名的训诂学家陆宗达教授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陆宗达教授是我国音韵、训诂大师黄侃的弟子，黄侃师从我国近代经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又受业于清末经学家及训诂学家俞樾先生……这种师承授受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清初朴学(后人也称乾嘉学派)的奠基人顾炎武。陆宗达教授不仅治学非常严谨，对学生的督导也很严格，从读书、做作业，到写论文等都有严格具体的要求。他不论去哪儿参加会议或是教学，都把学生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我在跟随陆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充实了经学、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从陆老师身上学习到了研究学问的方法和治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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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可以说您的本行是古汉语研究，那么您是如何从古汉语研究转入到中医训诂学和文献研究的？
钱超尘：我从事中医训诂学、中医文献研究是一个历史的机遇。1964年我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函授学院，讲古代汉语。1972年我调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当时为北京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讲授医古文课，从此进入了中医训诂学、中医文献学研究的领域。1982年，国家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卫生部决定对《素问》、《灵枢》、《伤寒论》等11部中医经典著作进行校注和语译。在我国历史上，由政府出面组织整理医籍主要有两次：一次在西汉，一次在北宋，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发挥自己的专长，利用所掌握的“训诂”、“音韵”、“考据”、“俗文字”和“目录学”知识，走上了系统研究考证中医古典巨著的道路。
记者：您的许多研究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填补了一项又一项学术空白，一部著作的完成，不仅耗时，而且耗力。听说有一段时间，您的右眼因为劳损过度，几近全盲。您在体力和精神上的支出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这样忘我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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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尘：我很珍惜现在国泰民安的研究环境。“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光阴。现在国家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充分发挥才智的舞台。如果没有现在的大好形势，也就没有我现在的成就。目前，在我国受过完整系统的古汉语教育而又有相当知识储备的人好像已经为数不多了，尤其是具有文字、音韵、训诂、目录、考据知识而又进入中医文献研究领域的人，可以说更少。所以，我时刻能感受到肩上承担着的历史重任——对中医古典巨著进行系统研究考证，探讨其传承历史，改正其文字讹误，还古籍之原貌，揭示其真实语意，从而使后人能更容易地汲取中医古籍的营养。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我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勉励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腹……”我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我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
记者：看过您的书和论文的人，在为您的才学所折服的同时，都会被您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对所从事事业的热爱和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记得您有一部名为《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书出版后引起了国际上尤其是日本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本书达到了《太素》研究的高峰。听说您写这本书还有一段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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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尘：我是从1978年开始从事《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1994年，日本大阪一出版社社长到北京请我去日本就《黄帝内经太素》的研究作一个报告，我一天的报告和半天回答日本专家的提问引起了二百余位与会专家的重视，报告内容在日本《东洋医学杂志》连续两期刊载。事后一位日本专家找到我说：“很佩服你所作的研究，但是，《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高峰还在我们日本。”他的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回国后，我立即开始整理长期积累的大量文献资料，全身心投入了《黄帝内经太素》的研究工作，决心要与日本一争高低。1996年1月8日，学校派我到韩国釜山市中国语言学院讲学，我利用课后、晚上的时间开始了《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写作。当时我每周要上18节课，课后别的老师去参观放松，我则躲在公寓里埋头写作。那段时间我晚上1点钟以前没睡过觉，人整个瘦了一圈。半年后，讲学任务结束了，40余万字的《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写作亦告收尾。6月下旬，釜山市中国语言学院院长亲自找到我说：“钱先生，听说您的著作已经写完了，我希望这部著作首先在韩国出版，我现在就陪同您到韩国有关出版部门签定出版合同。您的著作在韩国出版后，不影响在中国继续出版，而且稿酬要比中国丰厚得多。”我回答他说：“谢谢院长先生在中韩文化交流上的热情与美意，这部书是我积近20年心血的学习心得，它虽然在韩国釜山写成，但是它的文献资料却是在中国积累的。这部书首先应该在我的祖国出版。如果韩国学者喜爱这部著作，可以向中国有关出版社购买书籍。”7月3日，怀揣着厚厚的一叠书稿，我回到北京，将书稿交给了人民卫生出版社。8月初，人民卫生出版社通知我说，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已经决定报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1996年底，经过国务院古籍专家委员会三轮无记名投票，这本书被收入了国务院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学术委员会主持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三辑，这是中医界收入该丛书的第一部著作，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98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不久，日本传来消息说，《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出版引起了日本业内人士的高度重视，认为达到了《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的高峰，我终于为祖国文化事业争得了一些荣誉。1999年，这部著作被北京中医药大学评为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年被北京市评为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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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尘：人贵有自知之明，具有领导才能的学者去做领导当然是好事，但是不具有领导才能的学者去做领导则是一种人才浪费；而放下学术研究外出讲课赚钱，从个人眼前利益看，是得，而从历史、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看，是失。百年苦短，人寿几何。每当想到我肩上所承担的历史重任，我就有一种冲动--必须把苦学来的知识用在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上，我要趁我体力、智力还旺盛的时期，集中精力，为后人多写几部有价值的著作。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轻文史研究的风气，以至于现在进行中医文献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您对这一现象是怎么看的？
钱超尘：一个国家的文明与否，很大程度体现在她的文化上。我相信现在社会上这种轻文史研究的状况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一个改观。我执教已30余年，通过为大量本科生讲课，以及培养10名硕士、4名博士，他们之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中医文献研究，说明中医古籍训诂研究和文献整理研究还是后继有人的。在此，我希望更多有志于为中医训诂学、文献学作贡献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一事业中来，也希望上级有关领导部门对这一事业给予更多的支持。需知，在中医文献研究领域，我们面临着与日本学者的尖锐竞争。培养后继人才，从中产生一批高水平的优秀人才，是一项关系到学术大局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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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问今后您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什么打算？
钱超尘：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把科研选题放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较大的文化史的研究，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竭尽我的绵薄之力。
采访结束了，钱教授从书架上取出一叠厚厚的书稿，是以日本仁和寺发现的《黄帝内经太素》影印本为底本而作的《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底稿，此书已经与出版社签定了出版合同，将于近期出版。据钱教授讲，这部书的写作以超越1924年萧延平《黄帝内经太素》整理本为目标，因为钱教授掌握了当时萧延平所无法看到的材料。这是钱教授的又一部力作。正要起身告别，在钱教授的书架上，记者发现了一本书页已发黄的《黄帝内经太素》，翻开书页，上面用铅笔、圆珠笔、钢笔密密麻麻批满了字，一看就知道这本书已被主人不知研读过多少遍。书的扉页上是钱教授的笔迹：“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深。”这不正是钱教授珍惜时光，专心著述的真实写照吗？, 百拇医药(白晓芸 刘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