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属性探视
对于中医学性质的认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至今仍是各有各的看法。一般认为，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个大部类。而中医既与自然哲学沾边，又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难分的渊源关系，可谓集三者于一体，或三者交融的产物。
从自然哲学一头看，中医与古代哲学著作《周易》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由于中医以阴阳五行为主要的说理工具，所以有人认为：“中医学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而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然而，中医又不等同于纯自然哲学，因为它同时毕竟又是一门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自然科学。话虽如此，但这一点也不影响自然哲学在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中医和自然哲学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医在自身的发展中，借助阴阳五行的哲学概念，去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以及将它应用到治疗中去拨乱反正，使归于平。比如说，在病理上， 《内经》有“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的说法。反映到治疗中，就有：“阳病治阴，阴病治阳”；“治热以寒，治寒以热”。另一方面，中医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反过头来丰富和充实了古哲学的内容。如以阴阳为例，祖国医学认为物极必反，所以阴极可以转阳，阳极可以转阴，寒极可以生热，热极可以生寒。同样道理，动极可以生静，静极可以生动。又如解释五行生克乘侮，本为《内经》所提出，并由此而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素问·六微旨大论》提出：“亢则害，承乃制。”是说六气中某一气过盛，而其所承的另一气(这种承制关系，一般遵循着五行相克的规律)不能随之予以制约，则该气必将亢极为害；若所承之气能够予以制约，则自然界中的各种生化活动便能进行下去。后来，明朝医学家张景岳说得更为明确：“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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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自然科学属性来看，中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着眼于人体生老病死的生理过程和病理变化，这和自然科学研究各种物质的运动、变化，以及发展的规律，正好不谋而合。打开中医典籍将不难发现，中医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竟是那么的密切。作为古代自然科学的天文学、地理学、物候学、气象学、生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等，都曾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黄帝内经》认为，自然界的生物，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不同变化，而有生、长、化、收、藏的不同。人与天地相应，为了适应四时气候不同变化而养生防病，有所谓春天养生，夏天养长，秋天养收，冬天养藏，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说法。在自然界，由于各个地区人们生活的环境、方位和气候、水土的不同，影响各地居民的体质，因而在病因、病证治疗等方面，就有或多或少的差别。
《素问·异法方异论》曾对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域的地理环境作了具体的分析，论述了地势、地形、地质、气候、物产等对人体生活习惯和体质的不同影响，从而导致五方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各具特点。中医自然科学的属性，不仅反映在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上，同样也反映在治疗上。《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治病一定得先知道秽气的偏胜，不能攻伐天真的冲和之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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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素问·五常政大论》还进一步指出：“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结合中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原则反映的无非就是中医自然属性的一个侧面。说到中医社会科学属性，自然离不开因人制宜。作为社会的一员，各人所处社会环境不同，体质、性情自然不同，与之相联系的，自然是疾病不同，治法就不同了。
灵枢·根结》曾论述了对社会地位不同而体质有异的人，针刺治疗应当有所区别的道理。 它说，王公大人经常吃荤食，身体柔脆，肌肉软弱，气血的运行疾速滑利；而那些粗茶淡饭的“布衣”形体壮实，血气迟滞。所以，针刺“大人”要用小针轻刺慢刺，针刺“布衣”则需深刺留针。同样，人体形志苦乐有异，发病治疗也各不相同。《素问·血气形志》说：形体并无劳顿而结虑深思的人，病生于脉络不通，治疗时应用灸刺。形体和心志方面都很安逸的人，病生于肌肉壅滞，治疗时应用针石。形体劳顿而心志逸乐的人，病生于筋伤，治疗时应用药熨导引。形体和心志都劳顿不堪的人，病生于困竭，治疗时应用甘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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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志屡受惊恐的人，筋脉不能通畅，病生于麻木不仁，治疗时应用按摩和药酒。所谓形志苦乐问题，从表面看，只论及形体劳逸和神志苦乐两大病因；但从实质看，这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因素，诸如社会制度、职业、工种、生活环境、家庭、 性别、年龄等。中医临证时，常对这些因素加以调查、分析，并作为辨证施治、处方用药的重要依据。
在治疗上，由于中医十分重视精神治疗，所以更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医的社会科学属性。中医认为，人有怒、喜、悲、忧、恐“五志”，或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平时为人处世，凡是五志太过，都可使各志相维系的内脏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出于治疗需要，对于人体情绪偏胜的调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了这样的原则：“怒伤肝，悲胜怒。”怒为肝志属木，悲与忧同系于肺而属金，金能制木。“喜伤心，恐胜喜。”喜为心志属火，恐为肾志属水，水能制火。“思伤脾，怒胜思。”思为脾志属土，怒为肝志属木，木能制土。“忧伤肺，喜胜忧。”忧为肺志属金，喜为心志属火，火能制金。“恐伤肾，思胜恐。”恐为肾志属水，思为脾志属土，土能制水。在这种原则支配下，历代医家由此引申发挥，并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金元名医朱丹溪的经验是，因怒致病，可以用忧制约，用恐消解；因喜致病，可以用恐制约，用怒消解；因忧致病，可以用喜制约，用怒消解；因恐致病，可以用思制约，用忧消解；因惊致病，可以用忧制约，用恐消解。同时认为：“此法惟贤者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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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正也是金元四大名医之一，在心理疗法上，他的体会似乎更为深细一些。《儒门事亲》是他的重要著述，书中记载有一妇人饥不欲食，经常发怒骂人，虽然经过多次治疗，可就是没有效果。后来由张从正医治。张从正想了好久，认为“此难以药治也”，于是请两个女伎打扮得娉娉婷婷，今天唱歌，明天吃酒，妇人看后不觉大乐，也来了胃口，和女伎一起嘻笑进食起来。就这样，几天之后，那妇人的病就消失于无意之中了。除却情志波动与社会环境有关联外，明代李中梓又明确论述了“富贵贫贱治病有别”的问题。《景岳全书》还指出：“阴寒直中之证……惟流离穷困之世多有之，若时当治平，民安饱暖，则直中之病少见。”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些疾病的社会根源。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认为，中医学尽管还有一些其它如技艺 (艺术)方面的某些特征，但就其主要内涵而言，她是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产物。
转摘《中国中医药网》, 百拇医药
从自然哲学一头看，中医与古代哲学著作《周易》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由于中医以阴阳五行为主要的说理工具，所以有人认为：“中医学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而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然而，中医又不等同于纯自然哲学，因为它同时毕竟又是一门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自然科学。话虽如此，但这一点也不影响自然哲学在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中医和自然哲学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医在自身的发展中，借助阴阳五行的哲学概念，去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以及将它应用到治疗中去拨乱反正，使归于平。比如说，在病理上， 《内经》有“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的说法。反映到治疗中，就有：“阳病治阴，阴病治阳”；“治热以寒，治寒以热”。另一方面，中医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反过头来丰富和充实了古哲学的内容。如以阴阳为例，祖国医学认为物极必反，所以阴极可以转阳，阳极可以转阴，寒极可以生热，热极可以生寒。同样道理，动极可以生静，静极可以生动。又如解释五行生克乘侮，本为《内经》所提出，并由此而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素问·六微旨大论》提出：“亢则害，承乃制。”是说六气中某一气过盛，而其所承的另一气(这种承制关系，一般遵循着五行相克的规律)不能随之予以制约，则该气必将亢极为害；若所承之气能够予以制约，则自然界中的各种生化活动便能进行下去。后来，明朝医学家张景岳说得更为明确：“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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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自然科学属性来看，中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着眼于人体生老病死的生理过程和病理变化，这和自然科学研究各种物质的运动、变化，以及发展的规律，正好不谋而合。打开中医典籍将不难发现，中医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竟是那么的密切。作为古代自然科学的天文学、地理学、物候学、气象学、生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等，都曾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黄帝内经》认为，自然界的生物，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不同变化，而有生、长、化、收、藏的不同。人与天地相应，为了适应四时气候不同变化而养生防病，有所谓春天养生，夏天养长，秋天养收，冬天养藏，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说法。在自然界，由于各个地区人们生活的环境、方位和气候、水土的不同，影响各地居民的体质，因而在病因、病证治疗等方面，就有或多或少的差别。
《素问·异法方异论》曾对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域的地理环境作了具体的分析，论述了地势、地形、地质、气候、物产等对人体生活习惯和体质的不同影响，从而导致五方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各具特点。中医自然科学的属性，不仅反映在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上，同样也反映在治疗上。《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治病一定得先知道秽气的偏胜，不能攻伐天真的冲和之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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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素问·五常政大论》还进一步指出：“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结合中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原则反映的无非就是中医自然属性的一个侧面。说到中医社会科学属性，自然离不开因人制宜。作为社会的一员，各人所处社会环境不同，体质、性情自然不同，与之相联系的，自然是疾病不同，治法就不同了。
灵枢·根结》曾论述了对社会地位不同而体质有异的人，针刺治疗应当有所区别的道理。 它说，王公大人经常吃荤食，身体柔脆，肌肉软弱，气血的运行疾速滑利；而那些粗茶淡饭的“布衣”形体壮实，血气迟滞。所以，针刺“大人”要用小针轻刺慢刺，针刺“布衣”则需深刺留针。同样，人体形志苦乐有异，发病治疗也各不相同。《素问·血气形志》说：形体并无劳顿而结虑深思的人，病生于脉络不通，治疗时应用灸刺。形体和心志方面都很安逸的人，病生于肌肉壅滞，治疗时应用针石。形体劳顿而心志逸乐的人，病生于筋伤，治疗时应用药熨导引。形体和心志都劳顿不堪的人，病生于困竭，治疗时应用甘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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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志屡受惊恐的人，筋脉不能通畅，病生于麻木不仁，治疗时应用按摩和药酒。所谓形志苦乐问题，从表面看，只论及形体劳逸和神志苦乐两大病因；但从实质看，这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因素，诸如社会制度、职业、工种、生活环境、家庭、 性别、年龄等。中医临证时，常对这些因素加以调查、分析，并作为辨证施治、处方用药的重要依据。
在治疗上，由于中医十分重视精神治疗，所以更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医的社会科学属性。中医认为，人有怒、喜、悲、忧、恐“五志”，或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平时为人处世，凡是五志太过，都可使各志相维系的内脏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出于治疗需要，对于人体情绪偏胜的调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了这样的原则：“怒伤肝，悲胜怒。”怒为肝志属木，悲与忧同系于肺而属金，金能制木。“喜伤心，恐胜喜。”喜为心志属火，恐为肾志属水，水能制火。“思伤脾，怒胜思。”思为脾志属土，怒为肝志属木，木能制土。“忧伤肺，喜胜忧。”忧为肺志属金，喜为心志属火，火能制金。“恐伤肾，思胜恐。”恐为肾志属水，思为脾志属土，土能制水。在这种原则支配下，历代医家由此引申发挥，并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金元名医朱丹溪的经验是，因怒致病，可以用忧制约，用恐消解；因喜致病，可以用恐制约，用怒消解；因忧致病，可以用喜制约，用怒消解；因恐致病，可以用思制约，用忧消解；因惊致病，可以用忧制约，用恐消解。同时认为：“此法惟贤者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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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摘《中国中医药网》,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