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研究进展二
李树沛[1]在研读《伤寒论》的过程中，结合历代伤寒注家的研究,着重谈到了“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便悉具”中“一证”的认识，指出我们在运用小柴胡汤时要注意加主症，求病本；又对“白通汤”提出自己的见解，指出白通汤用葱白之旨应与通脉四逆汤加葱白相区别；对280条“续自便利”进行分析，认为本条不但揭示了脏虚络实的特殊病机，更为重要的是，在辨证思维上揭示了传统的“大实痛”是胃家实，加大黄是通大便的观点是不妥的；对282条“自利而渴”，作者认为肾阳虚衰、气化失司、津不上承的注解，有悖仲景原文之意，有未及太阳、厥阳、少阳的生理病理特征。
刘耀、杨佃金[2]集中研究了宋金元时期《伤寒论》方的发展，指出《伤寒论》方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有二：一是这一时期的医学除按仲景条文、方法使用仲景方外，并对仲景方进行补充与化裁，进一步应用于杂病。补其不足是宋代医学的重要方法与手段，如韩祗和、庞安时、朱肱、钱闻礼、许叔微、郭雍等。金元时期则另解新说，如刘完素主寒凉，即白虎栀子法修饰；张子和主攻下，以理中建中运用；朱丹溪主养阴，即由其复脉、竹叶方剂变通等。
李军艳[3]研究生就《伤寒论》水气的涵义，致病特点，形成与发病、证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认为水气是一个病理概念，具有病理产物和致病因素的双重性，其本质是体内停留之水，其致病过程具有动而不居的特点：痰饮、水肿、湿痹皆为水气之患。水气形成机制是阳虚，阳不制阴，治疗以“温药和之”为常法，振奋阳气以祛除水气；非尽以温药和之为变法，攻遂、清热、滋阴皆在其中。
赵映前、胡爱萍[4]就《伤寒论》探讨了经方的组方特点与思维方法，总结出方小药精，直达病所；药专力效，以求速效；病势缠绵，缓缓攻之；病有兼夹，药多兼用；方随症变的临床组方特点。
滕佳林[5]对《伤寒论》174条“大便硬、小便自利”为何去桂加白术的问题，认为桂枝原为通阳化气利小便而设，既然“小便自利”，故去之；加白术运化脾阳，复其行津之职，则“大便硬”可除。从而否定了去桂枝是为了防止发汗伤津，或只言去桂而不言加术种种避实就虚之解释。
引用文献：
[1]李树沛、姜建国、周爱民， 《伤寒论》几个问题的探讨，《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9(3)，93-94
[2]刘耀、杨佃金， 宋金元时期《伤寒论》方的发展，《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3)，99-100
[3]李军艳 ，《伤寒论》水气证治论析，《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3)，134-136
[4]赵映前、胡爱萍，从《伤寒论》看经方的组方特点与思维方法，《湖南中医药导报》 1999(3)，4-5
[5]滕佳林，《伤寒论》第174条析疑，《国医论坛》 1999(2)，4-5, http://www.100md.com
刘耀、杨佃金[2]集中研究了宋金元时期《伤寒论》方的发展，指出《伤寒论》方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有二：一是这一时期的医学除按仲景条文、方法使用仲景方外，并对仲景方进行补充与化裁，进一步应用于杂病。补其不足是宋代医学的重要方法与手段，如韩祗和、庞安时、朱肱、钱闻礼、许叔微、郭雍等。金元时期则另解新说，如刘完素主寒凉，即白虎栀子法修饰；张子和主攻下，以理中建中运用；朱丹溪主养阴，即由其复脉、竹叶方剂变通等。
李军艳[3]研究生就《伤寒论》水气的涵义，致病特点，形成与发病、证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认为水气是一个病理概念，具有病理产物和致病因素的双重性，其本质是体内停留之水，其致病过程具有动而不居的特点：痰饮、水肿、湿痹皆为水气之患。水气形成机制是阳虚，阳不制阴，治疗以“温药和之”为常法，振奋阳气以祛除水气；非尽以温药和之为变法，攻遂、清热、滋阴皆在其中。
赵映前、胡爱萍[4]就《伤寒论》探讨了经方的组方特点与思维方法，总结出方小药精，直达病所；药专力效，以求速效；病势缠绵，缓缓攻之；病有兼夹，药多兼用；方随症变的临床组方特点。
滕佳林[5]对《伤寒论》174条“大便硬、小便自利”为何去桂加白术的问题，认为桂枝原为通阳化气利小便而设，既然“小便自利”，故去之；加白术运化脾阳，复其行津之职，则“大便硬”可除。从而否定了去桂枝是为了防止发汗伤津，或只言去桂而不言加术种种避实就虚之解释。
引用文献：
[1]李树沛、姜建国、周爱民， 《伤寒论》几个问题的探讨，《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9(3)，93-94
[2]刘耀、杨佃金， 宋金元时期《伤寒论》方的发展，《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3)，99-100
[3]李军艳 ，《伤寒论》水气证治论析，《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3)，134-136
[4]赵映前、胡爱萍，从《伤寒论》看经方的组方特点与思维方法，《湖南中医药导报》 1999(3)，4-5
[5]滕佳林，《伤寒论》第174条析疑，《国医论坛》 1999(2)，4-5,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