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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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进一步研究，他发现肝癌发病率与人们的饮水中有机氯农药的含量平行。即肝癌高发区人群所饮的沟水中，含有机氯农药量大；而肝癌低发区人群饮的井水、深井水所含的有机氯农药少。这项研究尚未完成，下一步是用对肝癌敏感的动物进行有机氯农药促癌试验，据苏德隆估计，全部试验需4—5年时间。正在这位8旬老人雄心勃勃争取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项工作时，1985年4月3日下午2时，苏德隆竟因车祸而离开了他未完成的事业。
倡导采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现场和实验研究以解决流行病学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一些研究人员在流行病学学术观点上，受苏联的影响很大，把流行病学的全部内容归结为“三环节”、“两因素”，这样一来就束缚了流行病学的发展。1963年，苏德隆主编《流行病学》全国教材，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流行病学学术观点。此后，在流行病学领域中，他一直倡导采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现场和实验研究以解决流行病学问题的观点。
苏德隆长期从事防疫工作，他曾在美国学习了流行病学理论，又在英国学习了实验医学和统计学。这些理论、经验汇集在一起，使他有可能采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现场和实验室研究，以解决流行病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流行病学研究疾病的分布、生态学与防治对策，流行病学研究从传染病发展到各种疾病，从定性的研究发展到定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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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隆流行病学观的第一个特点是，继承了K.F.马克西(K.F.Maxcy)提出的流行病学研究疾病频率与分布的定义，又进一步提出用生态学的研究来解释疾病的频率与分布。他认为：疾病的生态学，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如何受到周围因素的影响。
流行病学并非研究自然界在其进化过程中的某一特定分枝，而是研究病原、人群、环境等几个方面的相互作用。苏德隆根据生态学的观点，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对流行过程各环节进行综合研究。他在血吸虫病、肝癌、副霍乱等研究中都是这么做的，这是研究得以成功的关键。
苏德隆流行病学观的第二个特点是，高度重视数学与统计学方法。他认为：流行病学与统计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统计学是研究流行病学最重要的工具之一。1950年，他本人就修正了里德·弗罗斯特(Reed-Frost)数学模型，认为应将易感人数减去免疫人数再乘以有效传播率。他提出钉螺的分布服从负二项分布，表明钉螺分布有聚集性。他又证明钩虫病未治愈率按指数曲线下降，趋向于零而难以达到零。如果将其推广到除害灭病方面，则是一切病害均难彻底根除，因此对待病害必须坚持“反复斗争”，否则会“死灰复燃，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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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隆流行病学观的第三个特点是，严密的逻辑推理。流行病学主要采用观测法，并将有关病因、人群、环境等多方面观测结果贯串起来，进行分析判断。因此，逻辑推理就很重要。他曾将流行病学称为“医学逻辑学”，并常用侦破一个案件来形容查清一次流行病爆发。侦察需要根据作案现场来判断时间、地点、人物、动机，以便获得有关案犯的线索，并进一步进行追查。流行病学方法则是根据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提出有关假设，并通过进一步的现场调查和实验研究加以证实。
1972年初夏，上海地区皮炎爆发，数十万人发病，不知其致病之因。苏德隆率众调查，发现工作服覆盖全身的电焊工患病率显著低于其他工种，估计病原可能由空气传播，并发现桑毛虫数量于当年突然迅猛增加。苏德隆等将桑毛虫毒毛放在自己身上实验，结果奇痒难忍。以后，他又查明：疫点周围树上有桑毛虫寄生，而非疫点没有或很少有桑毛虫寄生；皮炎病例增多的时间同桑毛虫大量出现的时间相一致；在皮炎患者的皮疹上找到桑毛虫毒毛。至此，苏德隆仅花了半个月时间就证明了桑毛虫身上的毒毛是这次流行性皮炎的病因。1980年，苏德隆在英国剑桥大学临床流行病学讲习班上宣读了有关上海爆发皮炎病的论文，受到来自世界各国学者的称赞，并在英国《流行病学社会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该论文。他还把这份精辟的调查分析资料编成为流行病学方法的教材。学生们学习后都感到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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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隆流行病学观的第四个特点是，深入现场，结合实际，开展科学研究。他一向认为，流行病学学科的核心，是在现场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苏德隆从事预防医学50年，他的研究课题大多来自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需要，并大多在现场进行，为防治疾病服务。
坚持科学原则 从不违心逢迎 苏德隆在学术上一贯坚持真理，从不违心逢迎。1957年初夏，他向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诚挚谏言，提出《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12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是难以实现的，并根据他的研究生已从黄浦江水中分离到伤寒菌的情况，劝毛主席不要在黄浦江游泳。在1958年“拔(资产阶级)白旗运动”中，他受到了批判，其罪状是他在一份中央血防委员会文件中有关灭螺一段落的旁边，用铅笔批注了“夸大狂”三个字。1961年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来到上海，查看了有关他的材料，认为此人耿直，应予甄别。中共上海医学院委员会当众向他道歉。
苏德隆一生培养了2000多名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他的培养原则是：“下水游泳”，在导师指导下，自己游过去。他要求青年人要创新，而不满足于“填补空白”。, 百拇医药
倡导采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现场和实验研究以解决流行病学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一些研究人员在流行病学学术观点上，受苏联的影响很大，把流行病学的全部内容归结为“三环节”、“两因素”，这样一来就束缚了流行病学的发展。1963年，苏德隆主编《流行病学》全国教材，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流行病学学术观点。此后，在流行病学领域中，他一直倡导采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现场和实验研究以解决流行病学问题的观点。
苏德隆长期从事防疫工作，他曾在美国学习了流行病学理论，又在英国学习了实验医学和统计学。这些理论、经验汇集在一起，使他有可能采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现场和实验室研究，以解决流行病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流行病学研究疾病的分布、生态学与防治对策，流行病学研究从传染病发展到各种疾病，从定性的研究发展到定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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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隆流行病学观的第一个特点是，继承了K.F.马克西(K.F.Maxcy)提出的流行病学研究疾病频率与分布的定义，又进一步提出用生态学的研究来解释疾病的频率与分布。他认为：疾病的生态学，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如何受到周围因素的影响。
流行病学并非研究自然界在其进化过程中的某一特定分枝，而是研究病原、人群、环境等几个方面的相互作用。苏德隆根据生态学的观点，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对流行过程各环节进行综合研究。他在血吸虫病、肝癌、副霍乱等研究中都是这么做的，这是研究得以成功的关键。
苏德隆流行病学观的第二个特点是，高度重视数学与统计学方法。他认为：流行病学与统计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统计学是研究流行病学最重要的工具之一。1950年，他本人就修正了里德·弗罗斯特(Reed-Frost)数学模型，认为应将易感人数减去免疫人数再乘以有效传播率。他提出钉螺的分布服从负二项分布，表明钉螺分布有聚集性。他又证明钩虫病未治愈率按指数曲线下降，趋向于零而难以达到零。如果将其推广到除害灭病方面，则是一切病害均难彻底根除，因此对待病害必须坚持“反复斗争”，否则会“死灰复燃，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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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隆流行病学观的第三个特点是，严密的逻辑推理。流行病学主要采用观测法，并将有关病因、人群、环境等多方面观测结果贯串起来，进行分析判断。因此，逻辑推理就很重要。他曾将流行病学称为“医学逻辑学”，并常用侦破一个案件来形容查清一次流行病爆发。侦察需要根据作案现场来判断时间、地点、人物、动机，以便获得有关案犯的线索，并进一步进行追查。流行病学方法则是根据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提出有关假设，并通过进一步的现场调查和实验研究加以证实。
1972年初夏，上海地区皮炎爆发，数十万人发病，不知其致病之因。苏德隆率众调查，发现工作服覆盖全身的电焊工患病率显著低于其他工种，估计病原可能由空气传播，并发现桑毛虫数量于当年突然迅猛增加。苏德隆等将桑毛虫毒毛放在自己身上实验，结果奇痒难忍。以后，他又查明：疫点周围树上有桑毛虫寄生，而非疫点没有或很少有桑毛虫寄生；皮炎病例增多的时间同桑毛虫大量出现的时间相一致；在皮炎患者的皮疹上找到桑毛虫毒毛。至此，苏德隆仅花了半个月时间就证明了桑毛虫身上的毒毛是这次流行性皮炎的病因。1980年，苏德隆在英国剑桥大学临床流行病学讲习班上宣读了有关上海爆发皮炎病的论文，受到来自世界各国学者的称赞，并在英国《流行病学社会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该论文。他还把这份精辟的调查分析资料编成为流行病学方法的教材。学生们学习后都感到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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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隆流行病学观的第四个特点是，深入现场，结合实际，开展科学研究。他一向认为，流行病学学科的核心，是在现场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苏德隆从事预防医学50年，他的研究课题大多来自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需要，并大多在现场进行，为防治疾病服务。
坚持科学原则 从不违心逢迎 苏德隆在学术上一贯坚持真理，从不违心逢迎。1957年初夏，他向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诚挚谏言，提出《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12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是难以实现的，并根据他的研究生已从黄浦江水中分离到伤寒菌的情况，劝毛主席不要在黄浦江游泳。在1958年“拔(资产阶级)白旗运动”中，他受到了批判，其罪状是他在一份中央血防委员会文件中有关灭螺一段落的旁边，用铅笔批注了“夸大狂”三个字。1961年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来到上海，查看了有关他的材料，认为此人耿直，应予甄别。中共上海医学院委员会当众向他道歉。
苏德隆一生培养了2000多名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他的培养原则是：“下水游泳”，在导师指导下，自己游过去。他要求青年人要创新，而不满足于“填补空白”。,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