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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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民族自尊心和对我国药学事业的关心,他曾多次撰文呼吁政府当局和全社会重视发展药学事业。他大声疾呼:“要雪此耻,舍药学者谁属?”他强调只有药学教育的独立发展,药学事业的发展才有希望,大学应设药学院和药学研究院。他还认为最高学术机关应特设药学科,为独立的学术院及研究院,主张研究国药代替西药进口。他还主张振兴实业,要在化学上下功夫,鼓励制药,抵制舶来品。“九一八”事变后,他撰文呼吁对中药应“勇取西法,从事整理,以补救非常时期西药之缺乏”。他建议,将中药单方或复方,在药材品种鉴定和药理实验的基础上改进剂型,直接制成各种制剂,可避免化学制法的繁琐,且能保存生药之全成分。他的这一建议,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麻黄过去是我国出口的大宗药材,而麻黄素却又依赖进口,赵燏黄常为此而感叹。国内当时仅在北平和南京先后提制小量麻黄素,1939年后就停止了。北平沦陷后,他受新亚药厂的委托,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朱晟的协助下,在新亚药厂华北分厂用简单的设备创造了石灰法生产麻黄素工艺。1940—1945年共提取300多公斤麻黄素,满足了当时国内的需要,且有部分远销英美,改变了过去麻黄大量出口日本,提取麻黄素后反销我国的历史,为发展我国新的民族制药工业做出了贡献。1950年,大同麻黄素厂恢复生产时,一度曾采用赵燏黄的石灰法简便工艺。此法适于当时生产条件,使停工已5年的废厂只用了少量投资及3个月时间便投入了生产。此后,麻黄素便成为我国大量出口的化学药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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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药学学术的独立,他曾撰写《药学的发展,必须医药分立说》一文,阐述了什么是药学。他认为医与药有连带的关系,然各有目的之所属,药学者既不能从事于医学,医学者也决不能从事药学,不可混而为一,提倡医药分立,并非要造成医药互相仇视的局面,而是为了各自前途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建议卫生部应继续纠正中华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重医轻药的影响。卫生行政领导应当医药并举,如医学院设有药学系,应称“医药学院”,有药物研究部门的医学科学院应称“医药科学院”,这些单位,应由医学家与药学家分别负责,以利医药学共同发展。
终生献身药学教育事业 培育药学人才 早在20年代,赵燏黄就认为我国药学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人才,而人才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上重医轻药造成的。自清末设医学堂以后,只注重医学教育,药学教育都是附设在医学院校内。他当时执教的浙江医药专门学校药科是1913年建立的,除军医学校药科外,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公立医专的药科,曾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药学人才。1916年,教育部举办全国成绩展览会,药科获最优等奖状,颁“缕学宏仁”匾额,1920年,获省教育厅全省成绩展览最优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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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医专药科执教13年,赵燏黄一度曾兼授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卫生化学3门课程。那时这3门课程都没有本国的教材,他每周要授课16小时,课余要收集资料,编写3门课程的教材讲义,经常工作至深夜,假日也无暇出校门一探西湖之胜,为全校师生所称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曾数次脱离教学岗位,然一直关怀教育事业。1929年,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后,在为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写的《说中药》演讲稿中,批评了浙江省教育当局令浙江医专药科停顿近3年,再次要求将药科建为药学院。他到上海后,除兼任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生药学教授之外,还和徐伯鋆教授在《生药学讲义》的基础上编著出版《现代本草生药学》(上册)。该书除引有大量中外文献之外,还吸收了他的生药学研究成果,是我国第一部收载有中药材的生药学教科书,改变了过去生药学只收载外国生药的倾向。蔡元培作序评此书“诚是一新二千年来吾国本草学之壁垒,而其对于医药界之贡献将未可限量。”药学界公认他是我国现代本草学和生药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在北京大学中药研究所工作时,积极参加筹创医学院药学系。他以人力物力支持教学工作,生药学教室所用之参考书、药物标本及显微镜用的染色试剂都是他带去的。经过两年的努力,在北平建立了培养药学人才的基地,为后来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打下基础。在北平陆军医院期间,他除了在北平市立药学讲习所和沈阳医学院药学系兼课之外,还通过药学会提案等方式呼吁政府教育部门,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为基础建立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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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他重返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任教时,已年近古稀。他平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愈加精神焕发,勤奋工作。1950年冬,他因积劳成疾,左眼患青光眼而失明,仍带病坚持工作,为新设置的药学专修科拟订教学大纲,编写《生药学讲义》和《实用生药学》;1953年,为生药学专业讲授《本草学》,他以一生积累的本草学知识,撰著《本草学讲义》,谆谆教诲学生要热爱祖国医药学事业,研究中药,一定要钻研本草古籍。
在教学工作中,他认真备课。《实用生药学》讲授的内容全是常用中药,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每讲一种中药,都要参考许多书籍,证以实物标本、画图等等,为了保证教学效果,他课前一定要把讲义发到学生手里。赵燏黄从事药学教育40余年,桃李遍天下,为我国培养了几代药学人才,有的是我国近代著名药学家,有的是当代我国药学战线上的骨干。, 百拇医药
麻黄过去是我国出口的大宗药材,而麻黄素却又依赖进口,赵燏黄常为此而感叹。国内当时仅在北平和南京先后提制小量麻黄素,1939年后就停止了。北平沦陷后,他受新亚药厂的委托,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朱晟的协助下,在新亚药厂华北分厂用简单的设备创造了石灰法生产麻黄素工艺。1940—1945年共提取300多公斤麻黄素,满足了当时国内的需要,且有部分远销英美,改变了过去麻黄大量出口日本,提取麻黄素后反销我国的历史,为发展我国新的民族制药工业做出了贡献。1950年,大同麻黄素厂恢复生产时,一度曾采用赵燏黄的石灰法简便工艺。此法适于当时生产条件,使停工已5年的废厂只用了少量投资及3个月时间便投入了生产。此后,麻黄素便成为我国大量出口的化学药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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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药学学术的独立,他曾撰写《药学的发展,必须医药分立说》一文,阐述了什么是药学。他认为医与药有连带的关系,然各有目的之所属,药学者既不能从事于医学,医学者也决不能从事药学,不可混而为一,提倡医药分立,并非要造成医药互相仇视的局面,而是为了各自前途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建议卫生部应继续纠正中华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重医轻药的影响。卫生行政领导应当医药并举,如医学院设有药学系,应称“医药学院”,有药物研究部门的医学科学院应称“医药科学院”,这些单位,应由医学家与药学家分别负责,以利医药学共同发展。
终生献身药学教育事业 培育药学人才 早在20年代,赵燏黄就认为我国药学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人才,而人才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上重医轻药造成的。自清末设医学堂以后,只注重医学教育,药学教育都是附设在医学院校内。他当时执教的浙江医药专门学校药科是1913年建立的,除军医学校药科外,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公立医专的药科,曾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药学人才。1916年,教育部举办全国成绩展览会,药科获最优等奖状,颁“缕学宏仁”匾额,1920年,获省教育厅全省成绩展览最优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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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医专药科执教13年,赵燏黄一度曾兼授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卫生化学3门课程。那时这3门课程都没有本国的教材,他每周要授课16小时,课余要收集资料,编写3门课程的教材讲义,经常工作至深夜,假日也无暇出校门一探西湖之胜,为全校师生所称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曾数次脱离教学岗位,然一直关怀教育事业。1929年,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后,在为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写的《说中药》演讲稿中,批评了浙江省教育当局令浙江医专药科停顿近3年,再次要求将药科建为药学院。他到上海后,除兼任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生药学教授之外,还和徐伯鋆教授在《生药学讲义》的基础上编著出版《现代本草生药学》(上册)。该书除引有大量中外文献之外,还吸收了他的生药学研究成果,是我国第一部收载有中药材的生药学教科书,改变了过去生药学只收载外国生药的倾向。蔡元培作序评此书“诚是一新二千年来吾国本草学之壁垒,而其对于医药界之贡献将未可限量。”药学界公认他是我国现代本草学和生药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在北京大学中药研究所工作时,积极参加筹创医学院药学系。他以人力物力支持教学工作,生药学教室所用之参考书、药物标本及显微镜用的染色试剂都是他带去的。经过两年的努力,在北平建立了培养药学人才的基地,为后来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打下基础。在北平陆军医院期间,他除了在北平市立药学讲习所和沈阳医学院药学系兼课之外,还通过药学会提案等方式呼吁政府教育部门,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为基础建立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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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他重返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任教时,已年近古稀。他平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愈加精神焕发,勤奋工作。1950年冬,他因积劳成疾,左眼患青光眼而失明,仍带病坚持工作,为新设置的药学专修科拟订教学大纲,编写《生药学讲义》和《实用生药学》;1953年,为生药学专业讲授《本草学》,他以一生积累的本草学知识,撰著《本草学讲义》,谆谆教诲学生要热爱祖国医药学事业,研究中药,一定要钻研本草古籍。
在教学工作中,他认真备课。《实用生药学》讲授的内容全是常用中药,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每讲一种中药,都要参考许多书籍,证以实物标本、画图等等,为了保证教学效果,他课前一定要把讲义发到学生手里。赵燏黄从事药学教育40余年,桃李遍天下,为我国培养了几代药学人才,有的是我国近代著名药学家,有的是当代我国药学战线上的骨干。,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