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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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系统研究中药 20年代，我国曾有一股主张“全盘西化”、否定中医中药的暗流。赵燏黄挺身而起，指出神农氏所传的《本草经》，是我国后世药典的起源，也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嚆矢。他批评那些否定中医中药的“开明之士，往往数典忘祖，知有西医，不复知有中药，知有西药，不复明乎中医”。并且预言他日功效卓著直接收其功能者为生药学、为医学，间接受其利者为化学、为生物化学、植物学、农艺化学、应用化学等等。因此，他认为中药研究是药学之无限希望。
他曾比喻中药就像我国未开采的矿藏，应当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发掘提高。1927年，他为药报社写的《〈药学专刊>发刊词》中为建议大力开展中药研究鸣锣开道，提出：“地方应当设道地药材研究所，中央应设中药研究院、中药试验场、中外药用植物园。”他曾高瞻远瞩地预言：“一部《本草纲目》中所载之药物，不知含有几许未发现之化学成分在其中，学术之进步，可冀其一一出现于世界药学者之实验场，其前途正未可限量也。”今天，世界各国对中药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成就，证实了他的预见。
, 百拇医药
1928年，他为中央研究院而作的“拟设中药研究所计划书”，阐明中药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经济价值，以及当时国外研究中药的状况，首次提出了系统研究中药的构思：中药研究所应设：(1)考订部；(2)调查部；(3)栽培部；(4)鉴定部；(5)检明部；(6)试验部。
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之后，又拟定了一个以10年为期的《研究国产药材计划方针》，根据研究院当时的具体情况，建议设立理学部、化学部和药理部执行上述研究任务，规定各部近期实施之范围。同时，提出在生药学、化学、药理学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实验新本草》；主张荟萃学者，分工合作，系统研究中药，并拟订采集调查药用植物及药材办法和《实验新本草》第一集名单草案，征求国内外植物学家、本草学家意见。原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本草纲目》中山草类100种药材的整理研究。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当时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主要是中药科学研究尚未形成队伍，客观条件也有许多困难。但他知难而上，在中央研究院工作5年间，完成了两集《实验新本草》的研究与编写工作，正式发表时改名为《中国新本草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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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北平研究院工作期间，得到生理学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有关专家的协作，在华北地区对药市及药肆经营的药材进行实地调查考察。《祁州药志》第一集和两集《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的撰著，在本草药品名实考证方面积累了更多的资料。他总结近30年整理本草研究中药的经验，更深刻地认识到“药材的科学研究，鉴定为至难的第一个问题，只有药材的基本建立，进而进行化学及药理学的研究，则错误自少”。他还深感当时国内没有中药研究机构，孤军作战，苦无切磋之同志，获分工合作之效能。虽可借鉴日本研究和汉药的结果，但日本人研究的药物为日本的产品，或用日本产品充中药，其研究结果不符合中国实际。因此他得出结论：“研究国产生药，非国人莫属。”
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向全国学术机关征集学术研究问题的3年计划时，赵燏黄为北平研究院写了《研究本草与国药之方案及其实例》，方案之第一部分为“解决国药之生药学的基本问题及编纂中药典之预备方案”，内容包括鉴定生药之原植物，现行药材与本草药品之互相证明，3年内继续完成《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之撰著；征求中医习用之国药，实地试验，决择良否，预备编纂中药典；研究地道药材与植物地理之关系。第二部分为“国药之生药学的标准鉴定及中药典之标准试验”，内容包括药材之外形、性状和内部构造的鉴定；粉末生药和灰像生药及偏光显微组织化学的研究；草、根、木、皮等生药学的系统检索法；中药典的标准试验项目等等。其中生药学之研究以《祁州药志》第一集菊科与川续断科之生药研究为实例，按恩格勒分类系统，继续完成19集(3年内完成1、2集)。此方案提出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历尽坎坷，屡经挫折，但其整理本草、研究中药的决心，始终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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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药研究事业受到国家的重视，他发表《国产生药学的研究与历代本草沿革关系》等专论，就中药研究任务、设立中药研究机构、设立中药调查委员会、编纂中药典、整理丸散膏丹、研究制法、改良剂型以及本草古籍的影印出版等提过许多宝贵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1952年后改称中国医药研究所)聘请他为顾问。在他的指导下，筹建了中药研究室、单秘验方研究室、中药化学分析研究室等机构，对全国常用中药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一些研究资料和中药标本，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支新生的研究队伍，为中医研究院筹建中药研究所奠定了基础。
他回顾过去40年走过的道路，认为应当根据中药特点研究中药，不但要研究中药的纯成分，而且要研究中药的全成分和它们的药理作用。他反复说明中药含有复杂的有效成分，一味中药就是一个复方，含有君、臣、佐、使各种成分，互相协同，在人体上起合奏作用；中药的复方是聚合许多君、臣、佐、使，起大合奏的作用，犹如集中西乐器于一堂演奏，悦耳动听。所以应用中药或复方治病，往往有不可预料的治疗效果。, 百拇医药
他曾比喻中药就像我国未开采的矿藏，应当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发掘提高。1927年，他为药报社写的《〈药学专刊>发刊词》中为建议大力开展中药研究鸣锣开道，提出：“地方应当设道地药材研究所，中央应设中药研究院、中药试验场、中外药用植物园。”他曾高瞻远瞩地预言：“一部《本草纲目》中所载之药物，不知含有几许未发现之化学成分在其中，学术之进步，可冀其一一出现于世界药学者之实验场，其前途正未可限量也。”今天，世界各国对中药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成就，证实了他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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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他为中央研究院而作的“拟设中药研究所计划书”，阐明中药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经济价值，以及当时国外研究中药的状况，首次提出了系统研究中药的构思：中药研究所应设：(1)考订部；(2)调查部；(3)栽培部；(4)鉴定部；(5)检明部；(6)试验部。
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之后，又拟定了一个以10年为期的《研究国产药材计划方针》，根据研究院当时的具体情况，建议设立理学部、化学部和药理部执行上述研究任务，规定各部近期实施之范围。同时，提出在生药学、化学、药理学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实验新本草》；主张荟萃学者，分工合作，系统研究中药，并拟订采集调查药用植物及药材办法和《实验新本草》第一集名单草案，征求国内外植物学家、本草学家意见。原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本草纲目》中山草类100种药材的整理研究。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当时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主要是中药科学研究尚未形成队伍，客观条件也有许多困难。但他知难而上，在中央研究院工作5年间，完成了两集《实验新本草》的研究与编写工作，正式发表时改名为《中国新本草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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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北平研究院工作期间，得到生理学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有关专家的协作，在华北地区对药市及药肆经营的药材进行实地调查考察。《祁州药志》第一集和两集《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的撰著，在本草药品名实考证方面积累了更多的资料。他总结近30年整理本草研究中药的经验，更深刻地认识到“药材的科学研究，鉴定为至难的第一个问题，只有药材的基本建立，进而进行化学及药理学的研究，则错误自少”。他还深感当时国内没有中药研究机构，孤军作战，苦无切磋之同志，获分工合作之效能。虽可借鉴日本研究和汉药的结果，但日本人研究的药物为日本的产品，或用日本产品充中药，其研究结果不符合中国实际。因此他得出结论：“研究国产生药，非国人莫属。”
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向全国学术机关征集学术研究问题的3年计划时，赵燏黄为北平研究院写了《研究本草与国药之方案及其实例》，方案之第一部分为“解决国药之生药学的基本问题及编纂中药典之预备方案”，内容包括鉴定生药之原植物，现行药材与本草药品之互相证明，3年内继续完成《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之撰著；征求中医习用之国药，实地试验，决择良否，预备编纂中药典；研究地道药材与植物地理之关系。第二部分为“国药之生药学的标准鉴定及中药典之标准试验”，内容包括药材之外形、性状和内部构造的鉴定；粉末生药和灰像生药及偏光显微组织化学的研究；草、根、木、皮等生药学的系统检索法；中药典的标准试验项目等等。其中生药学之研究以《祁州药志》第一集菊科与川续断科之生药研究为实例，按恩格勒分类系统，继续完成19集(3年内完成1、2集)。此方案提出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历尽坎坷，屡经挫折，但其整理本草、研究中药的决心，始终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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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药研究事业受到国家的重视，他发表《国产生药学的研究与历代本草沿革关系》等专论，就中药研究任务、设立中药研究机构、设立中药调查委员会、编纂中药典、整理丸散膏丹、研究制法、改良剂型以及本草古籍的影印出版等提过许多宝贵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1952年后改称中国医药研究所)聘请他为顾问。在他的指导下，筹建了中药研究室、单秘验方研究室、中药化学分析研究室等机构，对全国常用中药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一些研究资料和中药标本，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支新生的研究队伍，为中医研究院筹建中药研究所奠定了基础。
他回顾过去40年走过的道路，认为应当根据中药特点研究中药，不但要研究中药的纯成分，而且要研究中药的全成分和它们的药理作用。他反复说明中药含有复杂的有效成分，一味中药就是一个复方，含有君、臣、佐、使各种成分，互相协同，在人体上起合奏作用；中药的复方是聚合许多君、臣、佐、使，起大合奏的作用，犹如集中西乐器于一堂演奏，悦耳动听。所以应用中药或复方治病，往往有不可预料的治疗效果。,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