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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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璧 (1890—1987)
朱恒璧，医学教育家和药理学家。他把一生献给了我国的医药学事业。他编著了我国第一本药理学教科书，率先倡导数学药理研究，对我国药理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
朱恒璧，1890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一个小商人家庭。从小养成喜爱学习、刻苦钻研的习惯。16岁远离家乡，从私塾转向洋学堂，先后到镇江、上海求学。1910年，毕业于上海青年会中学。次年，他抱着“不为良相，亦为良医”的心愿，考取大清红十字会医学校(后改名为中国哈佛医学校，受美国哈佛大学管辖)。1916年毕业后，进入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现华山医院)任内科住院医生。
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每当遇到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病情，他感到自己的医学知识不够，尤其是病理学知识不足，常常难以作出准确的诊断。在强烈的职业责任感驱使下，经过2年的临床实践之后，1918年，终于有机会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病理学。1919年回国后，经协和医院院长格林(Green)介绍，到长沙湘雅医学院(现湖南医科大学)，一边当教师，一边当医生。由于他工作努力，深受湘雅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的赏识，被提拔为教务主任。1923年，朱恒壁获准到美国西余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进修药理学。在药理学权威苏尔曼(Sokkman)教授的亲自指导下，他对这门学科作了系统的钻研，并按导师拟定的计划，废寝忘食地研究离子对心脏的影响。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他从早到晚做甲鱼心脏实验，连续2天2夜在实验室里观察、记录甲鱼心脏的搏动，直至把实验做完为止。苏尔曼教授深为感动，赞扬他：“Indefatigabke!(不知疲倦的人)”。1925年学成回国后，朱恒璧返回湘雅医学院任药理学副教授，成为我国高等医学院校中最早的中国籍药理学教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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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湘雅医学院停办，朱恒璧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第一年为客座讲师，第二年为药理学副教授兼药理科代理主任。1928年，他随颜福庆一起到上海主持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名上海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工作，颜福庆任院长，朱恒璧任教务主任兼药理科主任、教授。在20年代后半叶，朱恒壁在心脏生理方面做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影响颇大。1929、1930年被推选为中国生理学会会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医学院院址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在这民族危难时刻，朱恒璧受命任代理院长。他不畏艰苦，带领该院师生先后迁往昆明、重庆，坚持办学。为了筹集办学经费，他四处求援，终于在重庆歌乐山修建了校舍，同时通过各种渠道聘请国内外医学专家担任教授和内、外、妇、儿各科主任，把中央医院和中央护士学校作为临床学习和培养护理人员的基地，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香港，香港大学医学院有30余名学生流落到重庆，他们无依无靠，浪迹街头。朱恒璧获悉后，深沉地说：“骨肉同胞受难，我们应当尽力解救。”当即决定把这批学生收进学校免费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让他们返回香港。此事使香港同胞深受感动，英国驻华大使为此特意登门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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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1951年，朱恒璧任上海医学院院长，对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对培养我国高等医药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1953年，被调到浙江省卫生厅任技正兼任浙江医学院(现浙江医科大学)生物检定学教授。两年后转任浙江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后又兼药理学教研室主任、药学系主任，浙江省卫生实验院药物研究所所长。此后，他发奋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探讨现代科技，尤其是高等数学在医学上的应用。1959年，他在《浙医学报》上发表题为《高等数学在医学上应用的我见》的长篇连载论文，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数学方法在现代医学中已有广泛应用，对我国医药学界很有启发，影响甚深。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曾两次派人来访，要他把论文整理补充成书，供医学工作者学习。不幸的是，这部书稿行将付印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终未问世。
粉碎“四人帮”后，朱恒璧精神焕发，老当益壮，查阅大量有关现代生物学与医药学的最新文献，提出了分子生物学对现代医药学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他常对登门求教的中青年科技人员说：“现代科学的基础，不光是数理化，还要加上生物学，应该说是：生、数、理、化!”1980年，他已90岁高龄，但仍然亲自参加浙江省药学会年会，并在会上宣读亲笔所写的《怎样向现代药理学进军》的论文。文章列举了现代药理学研究的最新成就之后，他明确指出：“向现代药理学进军，就是向量子药理学和分子药理学进军。”他号召中青年药理学工作者努力掌握核磁共振、x线衍射、圆二色性研究等新技术。为了帮助大家尽快地掌握这些新技术，他夜以继日地以颤抖着的手，一字一句地写了《核磁共振简介》、《X线衍射》、《圆二色》等几万字的讲义。字字句句浸透着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片深情，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热切希望!
多年来，朱恒璧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29—1930年，任中国生理学会会长、《中国生理学》杂志编委；1931年，任国立编译馆药科名词委员会复审委员；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特约委员、中华医学会总干事；1935—1937年，任中华医学会会长；1937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理事、卫生署成药审核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卫生署顾问、医学教育委员会药学教育专门委员；1941年，任卫生署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1945年，任上海卫生局顾问；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典》编委；1977年，任中国生理学会浙江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药学会浙江分会名誉理事长、浙江省科技局顾问。,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