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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13789
朱恒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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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恒壁生于清朝末期,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中华民国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走过的道路崎岖不平,但他始终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祖国的医药事业上,在大学毕业至逝世的71个春秋中对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那崇高的爱国心、民族感,他那纯真的职业道德,他那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的精神,他那高瞻远瞩、勇于进取的学术风貌,将永远为人们所称颂。

    献身于医药教育事业,为我国培育了几代医药人才 朱恒璧曾先后在湘雅医学院、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浙江医学院任教。但他主要的业绩是为把上海医学院办成全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苦心经营了20多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批出色的医药学家。

    朱恒璧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办学经验主要有3条:

    第一,聘请国内外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授课。他坚信“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的道理,认为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的质量,首先要看这个学校教师的质量。他主持上海医学院工作时,很重视充实先进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但尤为关心罗致人才。上海医学院在重庆时,他获悉著名的生理学家冯德培全家流落到重庆,便立即聘请冯为生理学教授,并特地找了一幢房子供其一家居住。当时,上海医学院不缺眼科、X光科教师,但朱恒璧仍然非常欢迎从德国留学回国的眼科专家郭秉宽、协和医院X光科医生荣独山等人来上海医学院任教。有些教师认为这样做会“反客为主”,他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门户之见。第二,切实加强基础课的教学。他说:“根深则叶茂,源远则流长。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比世界上任何机器都要高级、复杂。因此,从事医学事业的人才非有扎实的数理化基础及医学基础不可。”在上海医学院,高等数学一直列为必修课。他经常找数学、物理教师了解情况,督促他们给学生打好数理基础。即使学校迁到重庆,在办学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他仍特意批准买了一套物理实验仪器,聘请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教授周同庆来上课。同时,为了把基础课教活,他要求前期教师有一半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学术水平。第三,从院长到教师都要以身作则。学院设有教务委员会,各学科主任都参加,讨论、决定学生的录取、升留级、退学以及课程安排等有关教学大事,任何人不得徇私情。有一年,他的小儿子报考上海医学院,成绩不合格,他就让儿子到燕京大学补习一年,第二年才考进上海医学院读书。为了保证教师能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和科研,他严格禁止上海医学院的教师私自挂牌行医。有几个教授就是因为开设私人诊所而被解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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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力推进两个医学会的统一促成我国医学界的团结和协作 20年代末,我国有两个医学会,一个是“博医会”(ChinaMissionaryMedicakAssociation),由英国人操纵,总部设在济南,另一个是“中华医学会”(NationakMedicakAssociationofChina),是中国人自己组织起来的,总部设在上海。博医会中的外国人看不起中华医学会,盛气凌人,多方排挤。朱恒璧对此极为反感,他想:“这是在中国,不是在英国,你们神气什么呢?!”他与上海骨科医院院长牛惠生商量,要设法取消博医会。有一次,他用探询的口气对博医会负责人麦克斯威尔(Maxwekk)说:“中国同时存在两个医学会,这不大好,我们两家合作吧!”麦克斯威尔一听便心中有数,讥讽地说:“你要吞掉博医会是不容易的,即使吞下去也消化不了!”朱恒璧听后义愤填膺,自此他东奔西走,努力说服博医会中的中国会员采取“三不”态度:不参加博医会的活动,不向博医会办的刊物投稿,不交纳会费。如此抵制了3年,博医会被迫让步,表示愿意谈判合作。1931年,朱恒璧与牛惠生一起到济南与麦克斯威尔谈判,他们提出:两会合并,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医学会”(ChineseMedicakAssociation),外国人也可以参加,但不能担任会长、总干事和会计的职务。麦克斯威尔只得签字同意。这样,一个统一的由中国医学界人士自己掌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便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来自海内外约400名医学工作者参加了成立大会,大家扬眉吐气,精神振奋。朱恒壁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号召中国所有的医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积极参加、爱护和支持中国人自己的中华医学会。大会推选牛惠生为中华医学会会长,朱恒璧为总干事。此后,他更积极组织并参加医学会的活动,历任总干事、总秘书、书记、会长、董事长、董事会主席等职,主持编辑《医学指南》(第三版),介绍现代医药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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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于中药药理研究率先倡导数学药理学研究 朱恒璧是我国最早的药理学家之一,早年在药理学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晚年率先倡导数学药理研究。早在1925年、朱恒璧就在湘雅医学院讲授药理学,任药理学副教授。而后,相继在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以及浙江医学院从事药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协和医学院任职期间,陈克恢发掘麻黄素的研究工作对他启迪很大,使他认识到研究中药大有可为。于是,早在30年代初就与他人合作,致力于中药药理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乌头(草乌头)之药理作用》、《闹羊花毒呕吐作用之地位》、《蚯蚓中之扩展支气管成分》、《麻黄素降压作用之反转机构》等论文。1939年,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编著并出版了《药理学》教科书,其中专门写了《几种国药的研究》一章,介绍了延胡索、麻黄、当归、闹羊花、丹参、人参、洋金花等近20种中药的研究成果。这是由我国药理学家编著的第一本药理学教科书。,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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