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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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勃朗克热诚欢迎刘绍光重返柏林大学，并为他在各方面提供方便。通过他的介绍，刘绍光认识了不少科学家。刘绍光分别同胶体化学研究所所长福罗立希(Freundkich)、《胶体化学》杂志总主笔讨论了化学反应和当伦渗透定律的修正问题，还与数学研究所所长讨论了曲元几何的形成等问题。他的独特见解得到这些学者的赞赏和支持。
1930年，民主革命家邓演达在柏林找到刘绍光，俩人相见恨晚，推心置腹地畅谈了革命理想，同时还讨论了筹建农工民主党的问题。邓演达劝他先别急于回国，而应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约定今后要各尽所长，以身报国，造福民众。邓演达归国后不久，组建了农工民主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但不幸于翌年被捕，惨遭秘密杀害。噩耗传到德国，刘绍光极为震惊，悲愤难忍。于是，他决定立即结束国外的科研工作，设法尽快回国。
1931年，刘绍光完成了《准量化力学》(化学计量动力学)的长篇科研论文，《胶体化学》杂志总主笔看过之后，欣然应允分三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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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32年，刘绍光分别在德国《生物化学》、《实验医学》、《胶体化学》和美国《生物化学》等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20多篇。当他在科学的殿堂崭露头角以后，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纷纷发来聘书，争相邀请他去从事科学研究。然而，刘绍光以身报国的决心已定，他一一谢绝各国的高薪聘请，毅然投奔自己祖国的怀抱。
以身报国研究中药 1932年春，刘绍光夫妇冲破重重阻碍，绕道印度回国。他在《过印度洋》诗中吟道：“怒发长驱印度洋，鲛人乱耀美人狂。针风扑扑挥魂扇，斗焰摇摇落魄光”、“徘徊斗室望京华，愤激心中涌战花”。
回国后，在刘瑞恒(当时是南京政府卫生署署长)的支持下，刘绍光在中央卫生检验处的化学药物系中创办了中央药物研究室，并任室主任。主要研究人员有张发初(协和医学院毕业)、张耀德(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还有马杰、罗振福、李士毅3名大学毕业生，加上总务、技工全室不足10人。由于经费困难，仪器设备不全，刘绍光便将自己所有的医药学书籍和从国外购置的精密仪器，全部搬来公用。他和大家一道，含辛茹苦，日夜奋战，终于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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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确定的研究任务主要是常用的中草药、中成药及少量的西药。他们制定了研究常用中药的四条原则：(1)疗效高；(2)毒性低；(3)产量、用量多；(4)价格低。根据这些原则，他们首先对常用中药当归、防己、黄芩、红花、贝母、益母草、远志、香附子、牛膝、海藻、金鸡纳等进行药理和药化方面的实验研究，成果发表在1933年创办的《药理研究报告》专刊和《药物化学报告》专刊上。在1933年出版的四期专刊中，共发表以刘绍光为首的科研论文72篇。1934年，刘绍光参加远东热带病医学会议，在会议《特刊》上用英文发表了科研论文9篇。后又参加了中国生理学会，在《中国生理杂志》上用英文发表论文8篇。1935年，刘绍光在中国《化学》杂志和《药理研究报告》专刊上，分别发表了他的长篇研究论文《准量化力学(化学计量动力学)之初步报告》和《化学反应动力学之新进展及其结论》，前者还由英文版《译丛》摘译刊登。短短几年能取得如此丰硕的科研成果，这在科学界是不多见的。
药物研究室的工作，对于发展我国的中医药事业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和生产厂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主动与研究室联系，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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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药物研究室的影响不断扩大，科研任务不断增多，1936年，卫生署下令将它改为中央药物研究所，刘绍光任所长。但因办所经费短缺，无法添置仪器设备，更不能招聘研究人员和技工，故工作难以开展。在这山穷水?奈D阎剩?幸得好友、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支持，政府才答应每月拨款3千元。数额虽微薄，但药物研究所总算得以维持下去，实验工作也勉强可以进行，只是全所人员生活更加清苦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在一次空袭中，药物研究所的实验室全部被炸毁，刘绍光仅从废墟之中抢救出部分书籍药品和残破的仪器。“芦沟炮发夕阳斜，南国痛哭失京华”、“四路枪声破晓至”、“痛恨江山又付人”。他当时悲愤的心情足可以从这些诗句中反映出来。
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刘绍光怀着以身报国、坚守科研阵地的满腔热忱，决心带领大家重建药物研究所。
在逆境中坚持研究工作 1938年，刘绍光与另外5名科研人员辗转跋涉转移到云南昆明。与此同时，他托红十字会运往昆明的部分书籍、药品、仪器等也相继运到。但是，他们一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更无钱购置房产和应用物资。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云南日用药品化学公司，与对方合作研究、生产广为社会所需要的云南白药、保险子和抗疟药品。日用药品化学公司因合作而盈利，刘绍光领导的药物研究所也因此获得了生机。
云南知名人士黄衡秋对研究所的重建，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他在自己住所附近的小沽浪村(在昆明西郊)给他们找到一座古庙。于是，刘绍光以这座古庙为基地，重整旗鼓，组成一支短小精悍的科研队伍，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百拇医药
1930年，民主革命家邓演达在柏林找到刘绍光，俩人相见恨晚，推心置腹地畅谈了革命理想，同时还讨论了筹建农工民主党的问题。邓演达劝他先别急于回国，而应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约定今后要各尽所长，以身报国，造福民众。邓演达归国后不久，组建了农工民主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但不幸于翌年被捕，惨遭秘密杀害。噩耗传到德国，刘绍光极为震惊，悲愤难忍。于是，他决定立即结束国外的科研工作，设法尽快回国。
1931年，刘绍光完成了《准量化力学》(化学计量动力学)的长篇科研论文，《胶体化学》杂志总主笔看过之后，欣然应允分三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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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32年，刘绍光分别在德国《生物化学》、《实验医学》、《胶体化学》和美国《生物化学》等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20多篇。当他在科学的殿堂崭露头角以后，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纷纷发来聘书，争相邀请他去从事科学研究。然而，刘绍光以身报国的决心已定，他一一谢绝各国的高薪聘请，毅然投奔自己祖国的怀抱。
以身报国研究中药 1932年春，刘绍光夫妇冲破重重阻碍，绕道印度回国。他在《过印度洋》诗中吟道：“怒发长驱印度洋，鲛人乱耀美人狂。针风扑扑挥魂扇，斗焰摇摇落魄光”、“徘徊斗室望京华，愤激心中涌战花”。
回国后，在刘瑞恒(当时是南京政府卫生署署长)的支持下，刘绍光在中央卫生检验处的化学药物系中创办了中央药物研究室，并任室主任。主要研究人员有张发初(协和医学院毕业)、张耀德(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还有马杰、罗振福、李士毅3名大学毕业生，加上总务、技工全室不足10人。由于经费困难，仪器设备不全，刘绍光便将自己所有的医药学书籍和从国外购置的精密仪器，全部搬来公用。他和大家一道，含辛茹苦，日夜奋战，终于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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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确定的研究任务主要是常用的中草药、中成药及少量的西药。他们制定了研究常用中药的四条原则：(1)疗效高；(2)毒性低；(3)产量、用量多；(4)价格低。根据这些原则，他们首先对常用中药当归、防己、黄芩、红花、贝母、益母草、远志、香附子、牛膝、海藻、金鸡纳等进行药理和药化方面的实验研究，成果发表在1933年创办的《药理研究报告》专刊和《药物化学报告》专刊上。在1933年出版的四期专刊中，共发表以刘绍光为首的科研论文72篇。1934年，刘绍光参加远东热带病医学会议，在会议《特刊》上用英文发表了科研论文9篇。后又参加了中国生理学会，在《中国生理杂志》上用英文发表论文8篇。1935年，刘绍光在中国《化学》杂志和《药理研究报告》专刊上，分别发表了他的长篇研究论文《准量化力学(化学计量动力学)之初步报告》和《化学反应动力学之新进展及其结论》，前者还由英文版《译丛》摘译刊登。短短几年能取得如此丰硕的科研成果，这在科学界是不多见的。
药物研究室的工作，对于发展我国的中医药事业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和生产厂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主动与研究室联系，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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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药物研究室的影响不断扩大，科研任务不断增多，1936年，卫生署下令将它改为中央药物研究所，刘绍光任所长。但因办所经费短缺，无法添置仪器设备，更不能招聘研究人员和技工，故工作难以开展。在这山穷水?奈D阎剩?幸得好友、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支持，政府才答应每月拨款3千元。数额虽微薄，但药物研究所总算得以维持下去，实验工作也勉强可以进行，只是全所人员生活更加清苦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在一次空袭中，药物研究所的实验室全部被炸毁，刘绍光仅从废墟之中抢救出部分书籍药品和残破的仪器。“芦沟炮发夕阳斜，南国痛哭失京华”、“四路枪声破晓至”、“痛恨江山又付人”。他当时悲愤的心情足可以从这些诗句中反映出来。
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刘绍光怀着以身报国、坚守科研阵地的满腔热忱，决心带领大家重建药物研究所。
在逆境中坚持研究工作 1938年，刘绍光与另外5名科研人员辗转跋涉转移到云南昆明。与此同时，他托红十字会运往昆明的部分书籍、药品、仪器等也相继运到。但是，他们一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更无钱购置房产和应用物资。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云南日用药品化学公司，与对方合作研究、生产广为社会所需要的云南白药、保险子和抗疟药品。日用药品化学公司因合作而盈利，刘绍光领导的药物研究所也因此获得了生机。
云南知名人士黄衡秋对研究所的重建，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他在自己住所附近的小沽浪村(在昆明西郊)给他们找到一座古庙。于是，刘绍光以这座古庙为基地，重整旗鼓，组成一支短小精悍的科研队伍，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