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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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 (1902—1980)
张毅，药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参加创建大连医学院，培养了几代医药科技人才。他还长期从事药理学研究工作，并著书立说，在药理学教材建设及推动我国药理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毅，又名光梗，号雄飞，字子敏。1902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中医的家庭。1913—1916年就读于湖南省宁乡县立云山第二高小时，接受了革命前辈何叔衡、谢觉哉等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进步思想熏陶。1921年，毕业于长沙私立岳云中学。1921—1926年在湖南湘雅医学院学习。1925年，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由于在学校积极参与反军阀统治、反对列强侵略的学生运动，张毅被学校当局认为是过激分子，于1926年被开除了学籍，转入武汉医学专科学校继续学习。他仍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不久参加了叶挺将军率领的部队，在北阀军中担任上尉军医，经常出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为抢救英勇的北阀军战士而忘我工作。后随叶挺部队到了南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旋即南下，转战会昌、瑞金、长沙、上杭、潮州、潮阳等地。最后，在海陆丰一战，部队被打散，他藏身禾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后被一位农民发现并给以帮助，逃出虎口。于1928年初，辗转回到宁乡，在县立林山高小和湘乡春原中学教书年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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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初，张毅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进入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前身)继续学习。他虽身居闹市，但从不上街游逛，连公园也不去，3年学习期间只看过一次电影，他说：“我的兴趣就是学习科学。努力，持之以恒，就是我的经验。”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32年，被留校任药理科助教、讲师。1935年，张毅考取了庚子赔款留英，先后在伦敦大学生理系和爱丁堡大学药理系攻读研究生。留英3年，他只参加过一次中国留学生组织的郊游，连世界闻名的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塔等名胜古迹也顾不上参观。他每天除吃饭睡觉外，全部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终于在哺乳动物心脏的新陈代谢、心脏能量来源以及药物或缺氧时对心肌代谢的影响等研究方面取得优异成果，在英国《实验生理学》(季刊)上发表了《关于哺乳动物心脏新陈代谢的研究》等5篇论文，获医学和哲学博士双学位。他发现的不同种属动物心脏对药物反应的差异及其与心脏糖代谢的关系，在当时是有开拓性的。这些研究成果曾被英国著名生理学家伊文思主编的《生理科学进展》及美国药理学家索尔门主编的《药理学指南》所引用，推动了心脏生理学、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理论的发展。他的导师克拉克(A.J.Ckark)在祝贺他取得成就时称赞道：“你的论文是我多年所未见到的。”并一再挽留他继续留在英国共同搞科学研究。但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能贪恋异国的物质生活和科研条件，应该把力量献给自己的祖国，因而在学成后毅然携眷离开伦敦，回到烽火连天、灾难深重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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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张毅回到了母校上海医学院，先后任药理科讲师、副教授、教授兼药科主任和上海天丰药厂厂长。除教学外，他克服了当时实验条件差的困难，因陋就简地继续从事有关心肌代谢的实验研究，并对局部麻醉药的药理作用进行了探讨，发表论文10余篇。
1949年2月，张毅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离开上海，绕道香港，来到大连，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他找到了理想的归宿，并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
到大连后，他积极参加了大连医学院的创建，先后任药理组主任、教务长、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并于1961年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又随学院南迁遵义，任遵义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主任、副院长。他不仅负责药理教研室日常教学、科研及师资培养，还担负繁重的全院教学科研领导工作，事无巨细，他都一一过问，亲自处理。
1958年后，他先后任旅大市副市长，第三、第四届民盟中央委员，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贵州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兼贵州省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兼贵州省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学会名誉主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全国性学术刊物《生理科学进展》顾问、《中国药理学报》编委。他十分重视专业学会组织在传播科学知识和交流学术经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参加学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79年9月，当时他已重病在身，还不辞辛劳，亲自出席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药理学会成立大会和12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药学会第四届年会，分别作了《我国药理学的回顾与展望》和《中国药学会第四届年会总结》发言，为学会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1980年9月当《中国药理学报》问世时，张毅已卧病在床，他翻阅着自己写的创刊词，微笑地说：“祝中国药理学报越办越好。”
毕生致力于医学教育 参加创建大连医学院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张毅就参加了大连医学院的创建工作。他曾任大连医学院和遵义医学院的副院长，主管全院教学科研工作。他根据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需要，在继承老解放区办学的优良传统基础上，适当吸收国外医学教育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反复为学校制订和修改教学计划。1958年以后，有的院校教学计划年年修订，政治运动冲击教学，随便破课程体系或立课程体系，搞大合大改，但他始终把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实现培养目标放在首位，不受大合大改的影响。为了保证各个时期教学计划的实施，他认真细致、积极稳妥地组织全院各科室进行落实。1963年，卫生部肯定了大连医学院在贯彻《高教六十条》中提高教学质量所取得的成绩。,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