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今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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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今墨认为，疗效是检验医生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学习、继承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际相结合，要敢于突破，推陈出新。对于外感热性病，历来医家都强调其病因是外邪所致。施今墨说：“余意不论其为外感风寒或温热，不论其为传染性或非传染性，必须外因内因结合起来看。六淫，疫病之邪皆为外因，若单纯外因亦不均能致病，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其传染性颇高，传播最为广泛，然而流行区域亦非百分之百均染是病。又如夏日酷暑，温热蕴郁，但中暑者究竟不是多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外因通过内因始生作用，确为至理名言”；又说：“外感热性病，多属内有蓄热，外感风邪，治疗时应既解表寒又清里热，用药时表里比重必须恰当”。于是施今墨创出“按比例清解表里之说”，寓西医之定量、定性，又寓张锡钝之清热、解表于其中，谓之“七清三解(清里药味与解表药味的比例为七比三，余此类推)，六清四解、五清五解、三清七解诸法”。在临床中示明表里关系，非常实用。运用他的这个理论遣方用方，感冒发热，往往只两三剂药，应手而愈。施今墨所创制的“感冒丹”，因作用在于调摄阴阳，增强人体抵御疾病能力，疗效显著，所以行销东南亚乃至西欧，为广大华侨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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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是中医特长。施今墨在实践中感到：“八纲辨证并不完善，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应该补充到八纲之中”。因此，提出十纲辨证，即“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施今墨讲过这样一个医案：“曾于天津治一妇人血崩，血出不止，在医院里止血药、止血针无济于事，将其倒悬、堵塞，血亦渗出，人皆束手，求治于我。中医理论：‘气为血帅，血随气行’，急当固气。故我亦用老山参浓煎频灌，终得血止人活。有人以为人参可以止血，就把人参当止血药用，再遇崩漏，必用人参，结果不但不止血，反生他症而不自知。所以人参用之得当可以‘起死回生’，用之不当亦可伤生。当与不当，在于辨证”。施今墨之认证准，施治确，由此可见一斑。
施今墨强调“有是症，用是药”，不应以医生个人所好和习惯成为温补派、寒凉派……。疾病变化万千，不应以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实际。他治病时不具成见，根据病情，该寒就寒，该热就热。兼采中西医理和各家之长，旁及民间疗法和单方草药。敢于创立新法新方，每奏奇效。1928年初春，他出诊天津，为一位50岁患者治病。该患者已高热十余日，西医诊为肠伤寒，中医诊为湿温。施今墨见患者口唇枯裂，面目黧黑，神志昏蒙，时醒时迷，大便秽溏，污染袴褥，呼吸促急，脉细如丝，生命垂危。索前医方剂视方，清解、调和、芳香透络、消炎、泻热、通利二便，各种必用之法无不遍施；“桑菊”、“银翘”、“三黄”、石膏、“安宫”、“紫雪”、“至宝”各种必须之药，无不遍选。而病势日重，原因何在？他经详尽辨析，认为前医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处理不当。攻邪怕伤正，结果攻邪不力反留邪；扶正怕助邪，结果扶正不力正愈伤，屡成助邪伤正之势，导致正气衰微。他决定祛邪扶正同时并进，充分祛邪，大力扶正。嘱用大枝西洋参三钱(约9.4克)浓煎，送服局方至宝丹一丸。好似于灰烬中利用星点火头，吹火燃薪，气大亦灭，气小亦灭。施今墨凭自己数十年功力，遣方用药，终使“死灰复燃”，患者仅存微弱阳气，复发勃勃生机。当西洋参累计用过三两(约94克)，局方至宝丹服过十丸时，患者热退眠安，神志清醒，饮食恢复，大便成形。原方再用一周后，加入饮食调养，月旬遂告痊愈。施今墨于临床体会：局方至宝丹化痰、醒脑、退热、兼有解外邪之功；西洋参扶正而滋阴，药性和缓，用于久虚伤阴之人甚当。此人此病选此药此量，证药相对，药量适当，可谓丝丝入扣，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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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法、方、药的关系，施今墨的体会是：“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证候，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证不明，无从立法，遂致堆砌药味，杂乱无章。”他讲究无论病轻或重，用药多或少，必须有法度。他曾治疗一清代蒙王族妇人，患关节痛发热。前医屡进“羌活胜湿汤”、“独活寄生汤”，越服疼痛愈甚且发热不退。施今墨初诊时见其面色红赤，唇舌焦裂、目睛血丝，脉象洪数、痛不安寐、于床上辗转反侧凄声哀号。他断为热痹，知是前医不识热痹之理，屡进辛燥祛风之药、致使火势日燔。于是处方：紫雪散一钱(约3.1克)顿服。服后须臾疼痛少止，稍能安卧。遂处方：每日2次，每服紫雪散一钱。2日后患者号叫渐歇，发热亦见退降。此时患者家属听一医生言：痹证为风、寒、湿三气杂合而致病，紫雪散为寒药，继续服用，病将转重，且寒药服多令人痴。于是停服紫雪散，请此医改处他方。不料服其方后疼痛又重，发热复起。只好再请施今墨诊视，仍处方：紫雪散一钱，日服2次，以后每次增加一钱，随服药量增多，疼痛锐减，数日间共服紫雪散达二两(约62克)，发热、疼痛均愈，神色恢复常态。以后改处活血理气之药调养善后。施今墨说：“如果仅知痹从风、寒、湿来，不知其化热之理，此病鲜能治愈。再则所用“紫雪散”中含有麝香，其通窜之力最雄，血气因火热煎熬凝涩不通而致病。以麝香之力行之，通则不痛，故能治愈”。,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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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是中医特长。施今墨在实践中感到：“八纲辨证并不完善，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应该补充到八纲之中”。因此，提出十纲辨证，即“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施今墨讲过这样一个医案：“曾于天津治一妇人血崩，血出不止，在医院里止血药、止血针无济于事，将其倒悬、堵塞，血亦渗出，人皆束手，求治于我。中医理论：‘气为血帅，血随气行’，急当固气。故我亦用老山参浓煎频灌，终得血止人活。有人以为人参可以止血，就把人参当止血药用，再遇崩漏，必用人参，结果不但不止血，反生他症而不自知。所以人参用之得当可以‘起死回生’，用之不当亦可伤生。当与不当，在于辨证”。施今墨之认证准，施治确，由此可见一斑。
施今墨强调“有是症，用是药”，不应以医生个人所好和习惯成为温补派、寒凉派……。疾病变化万千，不应以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实际。他治病时不具成见，根据病情，该寒就寒，该热就热。兼采中西医理和各家之长，旁及民间疗法和单方草药。敢于创立新法新方，每奏奇效。1928年初春，他出诊天津，为一位50岁患者治病。该患者已高热十余日，西医诊为肠伤寒，中医诊为湿温。施今墨见患者口唇枯裂，面目黧黑，神志昏蒙，时醒时迷，大便秽溏，污染袴褥，呼吸促急，脉细如丝，生命垂危。索前医方剂视方，清解、调和、芳香透络、消炎、泻热、通利二便，各种必用之法无不遍施；“桑菊”、“银翘”、“三黄”、石膏、“安宫”、“紫雪”、“至宝”各种必须之药，无不遍选。而病势日重，原因何在？他经详尽辨析，认为前医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处理不当。攻邪怕伤正，结果攻邪不力反留邪；扶正怕助邪，结果扶正不力正愈伤，屡成助邪伤正之势，导致正气衰微。他决定祛邪扶正同时并进，充分祛邪，大力扶正。嘱用大枝西洋参三钱(约9.4克)浓煎，送服局方至宝丹一丸。好似于灰烬中利用星点火头，吹火燃薪，气大亦灭，气小亦灭。施今墨凭自己数十年功力，遣方用药，终使“死灰复燃”，患者仅存微弱阳气，复发勃勃生机。当西洋参累计用过三两(约94克)，局方至宝丹服过十丸时，患者热退眠安，神志清醒，饮食恢复，大便成形。原方再用一周后，加入饮食调养，月旬遂告痊愈。施今墨于临床体会：局方至宝丹化痰、醒脑、退热、兼有解外邪之功；西洋参扶正而滋阴，药性和缓，用于久虚伤阴之人甚当。此人此病选此药此量，证药相对，药量适当，可谓丝丝入扣，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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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法、方、药的关系，施今墨的体会是：“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证候，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证不明，无从立法，遂致堆砌药味，杂乱无章。”他讲究无论病轻或重，用药多或少，必须有法度。他曾治疗一清代蒙王族妇人，患关节痛发热。前医屡进“羌活胜湿汤”、“独活寄生汤”，越服疼痛愈甚且发热不退。施今墨初诊时见其面色红赤，唇舌焦裂、目睛血丝，脉象洪数、痛不安寐、于床上辗转反侧凄声哀号。他断为热痹，知是前医不识热痹之理，屡进辛燥祛风之药、致使火势日燔。于是处方：紫雪散一钱(约3.1克)顿服。服后须臾疼痛少止，稍能安卧。遂处方：每日2次，每服紫雪散一钱。2日后患者号叫渐歇，发热亦见退降。此时患者家属听一医生言：痹证为风、寒、湿三气杂合而致病，紫雪散为寒药，继续服用，病将转重，且寒药服多令人痴。于是停服紫雪散，请此医改处他方。不料服其方后疼痛又重，发热复起。只好再请施今墨诊视，仍处方：紫雪散一钱，日服2次，以后每次增加一钱，随服药量增多，疼痛锐减，数日间共服紫雪散达二两(约62克)，发热、疼痛均愈，神色恢复常态。以后改处活血理气之药调养善后。施今墨说：“如果仅知痹从风、寒、湿来，不知其化热之理，此病鲜能治愈。再则所用“紫雪散”中含有麝香，其通窜之力最雄，血气因火热煎熬凝涩不通而致病。以麝香之力行之，通则不痛，故能治愈”。,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