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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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经历了如此广泛而细致的工作，陈邦贤历时近10年，于1919年撰成了第一部《中国医学史》，此书系统地阐述了历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力图探索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开创了用编年史体裁撰写中国医学通史的新篇章，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摆脱了传记形式的医学史著作。此书所确立的我国医学史编写体例，至今仍被国内外各医学家所遵循沿用。
自此书问世之后，陈邦贤又于1936年及1956年两易其稿，两次重版。第二版《中国医学史》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尤其是充实了现代医学的内容，年代的分期更为概括，只分上古、中古、近世与现代4个时期来阐述，并将文言文改成了白话文。第三版《中国医学史》试图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文化思想背景几方面来阐述各时期的医学兴衰及演变，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其治学方法基本上仍然与前两本书相同，时代的分期基本上恢复第一部《中国医学史》的面貌，增入了“太平天国及辛亥革命后的医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学”两章。这三部《中国医学史》倾注了陈邦贤大半生的精力，它不仅反映了陈邦贤本人生活的三个年代的历史背景及他的学术水平的三个层次，事实上陈邦贤作为这一学科的创始人，他的三部代表作也反映了我国医学史研究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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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三部《中国医学史》以外，为了开阔医学史的研究，陈邦贤还做了许多其他的工作。1929年，他曾以《医学史分类之研究》为题，详列了需要深入研究的医史专题54类，包括疾病、专科、烟酒、食品等百余种专史课题。他呼吁“吾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倘能设医史研究科，或医学院中设置医史科，俾医史成为一重要之科学，岂不懿欤”？陈邦贤以此以启人，也以鞭策自己。他一生之所为，无不以实现自己的夙愿而发奋。他的所有论文、文稿、洋洋百万言的史料整理，都是围绕着他20年代开拓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计划而进行的。
纵观陈邦贤的三部《中国医学史》及其他的医学史论著，不难看出有几个鲜明学术特点。首先他认为整个医学的历史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因此，他尤其重视研究医学知识之发展及进化之原因，从中探索医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早在1911年陈邦贤着手编撰第一部《中国医学史》之前，在他的论文中已显示出这一观点：“及揆诸医史，唐孙思邈作《千金方》，王焘作《外台秘要》，灵素仲景之学，至此已一变矣。再变而为刘守真之专寒凉、张子和之专攻下，李东垣之专重脾胃，薛立斋、张介宾辈出，则专主温补，我中国之医学，盖屡变而不一变矣。距今已数百年，又有不得不变之势。此揆诸医史，更不可不习西医以为权变计也”。在此，陈邦贤不仅指出了历史上中医学术变迁的过程，并作出了西医传入后我国医学必将再度发生变化的预言。这正是他研究医学史的目的所在。至30年代，陈邦贤在其第二版《中国医学史》例言中明确指出：“现代所谓医学史，就是以研究史学的方法，研究医学知识之进展，如基础医学或临床医学，过去怎样，现在怎样，以及推想将来怎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陈邦贤对“历代医学之变迁极为注意。如周时有阴阳风雨晦明之说，汉时有阴阳五行之说，晋时有道家之说混入，唐时佛教之说混入，宋时受性理影响，清时注重考古之学，以及科学医之输入，均纤悉详载，俾读者可以知历代医学变迁之因果”。可见他非常重视探讨我国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如他所发表的论文《中国医学之起源及其发达之状况》(1937年)、《清代三百年医学学术之鸟瞰》(1941年)、《中国上古医药学的起源和演变》(1943年)等等，都涉及到医学演变的规律性的问题。尽管这些研究都还是初步的，或者并不完全正确，但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医史学不但有了新的目标，而且也开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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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陈邦贤提出了“医史学”这一概念，并对医学史与医史学的异同作了清晰的说明。他强调：“研究医学进展的过程，叫做医学史。更研究其文化、学术、政治、社会、经济等背景，叫做医史学。中国人应知人类和社会进化的史迹，研究医学者，更应当知道中国医学的变迁及其进化之理由”。“明白现在关于医学各重要事象的由来，其由来既明，则于未来问题的推索和解决都有把握。其价值亦即在此”。至此，他不仅仅开阔了医史研究的范畴，并进一步明确了医史学的任务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了解现在，以利于预见未来。这与今天医史研究的主导思想也是一致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探索中医学术发展演变的规律性，陈邦贤非常注重对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远在1914年，他就发表了《与袁君桂生讨论医学流派书》一文，就医学流派之产生，学派之定义，研究之方法和意义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列举大量实例指出：学派与发明是不同的。发明指成就而言，而学派则可能有优点，也可能有缺点。学派有以人名为主体，有以地名为主体，有以时代为主体，有以学科名词为主体。他认为学以愈磋而愈明，识以愈辩而愈博。因而提倡研究医学史上的学术流派，及流派之间的学术争鸣，分析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百拇医药
自此书问世之后，陈邦贤又于1936年及1956年两易其稿，两次重版。第二版《中国医学史》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尤其是充实了现代医学的内容，年代的分期更为概括，只分上古、中古、近世与现代4个时期来阐述，并将文言文改成了白话文。第三版《中国医学史》试图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文化思想背景几方面来阐述各时期的医学兴衰及演变，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其治学方法基本上仍然与前两本书相同，时代的分期基本上恢复第一部《中国医学史》的面貌，增入了“太平天国及辛亥革命后的医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学”两章。这三部《中国医学史》倾注了陈邦贤大半生的精力，它不仅反映了陈邦贤本人生活的三个年代的历史背景及他的学术水平的三个层次，事实上陈邦贤作为这一学科的创始人，他的三部代表作也反映了我国医学史研究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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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三部《中国医学史》以外，为了开阔医学史的研究，陈邦贤还做了许多其他的工作。1929年，他曾以《医学史分类之研究》为题，详列了需要深入研究的医史专题54类，包括疾病、专科、烟酒、食品等百余种专史课题。他呼吁“吾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倘能设医史研究科，或医学院中设置医史科，俾医史成为一重要之科学，岂不懿欤”？陈邦贤以此以启人，也以鞭策自己。他一生之所为，无不以实现自己的夙愿而发奋。他的所有论文、文稿、洋洋百万言的史料整理，都是围绕着他20年代开拓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计划而进行的。
纵观陈邦贤的三部《中国医学史》及其他的医学史论著，不难看出有几个鲜明学术特点。首先他认为整个医学的历史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因此，他尤其重视研究医学知识之发展及进化之原因，从中探索医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早在1911年陈邦贤着手编撰第一部《中国医学史》之前，在他的论文中已显示出这一观点：“及揆诸医史，唐孙思邈作《千金方》，王焘作《外台秘要》，灵素仲景之学，至此已一变矣。再变而为刘守真之专寒凉、张子和之专攻下，李东垣之专重脾胃，薛立斋、张介宾辈出，则专主温补，我中国之医学，盖屡变而不一变矣。距今已数百年，又有不得不变之势。此揆诸医史，更不可不习西医以为权变计也”。在此，陈邦贤不仅指出了历史上中医学术变迁的过程，并作出了西医传入后我国医学必将再度发生变化的预言。这正是他研究医学史的目的所在。至30年代，陈邦贤在其第二版《中国医学史》例言中明确指出：“现代所谓医学史，就是以研究史学的方法，研究医学知识之进展，如基础医学或临床医学，过去怎样，现在怎样，以及推想将来怎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陈邦贤对“历代医学之变迁极为注意。如周时有阴阳风雨晦明之说，汉时有阴阳五行之说，晋时有道家之说混入，唐时佛教之说混入，宋时受性理影响，清时注重考古之学，以及科学医之输入，均纤悉详载，俾读者可以知历代医学变迁之因果”。可见他非常重视探讨我国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如他所发表的论文《中国医学之起源及其发达之状况》(1937年)、《清代三百年医学学术之鸟瞰》(1941年)、《中国上古医药学的起源和演变》(1943年)等等，都涉及到医学演变的规律性的问题。尽管这些研究都还是初步的，或者并不完全正确，但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医史学不但有了新的目标，而且也开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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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陈邦贤提出了“医史学”这一概念，并对医学史与医史学的异同作了清晰的说明。他强调：“研究医学进展的过程，叫做医学史。更研究其文化、学术、政治、社会、经济等背景，叫做医史学。中国人应知人类和社会进化的史迹，研究医学者，更应当知道中国医学的变迁及其进化之理由”。“明白现在关于医学各重要事象的由来，其由来既明，则于未来问题的推索和解决都有把握。其价值亦即在此”。至此，他不仅仅开阔了医史研究的范畴，并进一步明确了医史学的任务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了解现在，以利于预见未来。这与今天医史研究的主导思想也是一致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探索中医学术发展演变的规律性，陈邦贤非常注重对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远在1914年，他就发表了《与袁君桂生讨论医学流派书》一文，就医学流派之产生，学派之定义，研究之方法和意义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列举大量实例指出：学派与发明是不同的。发明指成就而言，而学派则可能有优点，也可能有缺点。学派有以人名为主体，有以地名为主体，有以时代为主体，有以学科名词为主体。他认为学以愈磋而愈明，识以愈辩而愈博。因而提倡研究医学史上的学术流派，及流派之间的学术争鸣，分析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