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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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于思索 博采新知 在中医学术上有独到见解 重视对《内经》的研究秦伯未在中医领域内博览群书,尤其重视对《内经》的钻研,享有“秦内经”之美称。他认为,《内经》总结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同时也表达了古代的医学思想体系,成为祖国医学发展的基础,研究祖国医学先要学习《内经》,然后可以顺流而下地贯彻到其他医书,不如此,便像失掉了钥匙,无法打开中医宝库的大门。他先后撰写了多种有关《内经》的专著,计有《秦氏内经学》、《读内经记》、《内经病机十几条之研究》、《内经知要浅解》、《内经类证》、《素灵辑粹》,对《内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归纳、整理、研究工作。
在临床数学和实践中,秦伯未广泛应用《内经》理论作指导。例如,讲“水肿”病的治疗时,他把《内经》中散见于各篇的有关水肿的论述加以分析,联系《金匮要略》、《外台秘要》等文献,结合他自己的临床体会,总结了治疗水肿病的6个基本法则,即发汗、利尿、燥湿、温化、逐水、理气,并列举了代表方剂及兼证变化的应变原则。这些有关“水肿病”的理、法、方、药用之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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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基本理论之一,而在60年代初期,中医界出现了忽视中医基础理论,强调单方验方,或单纯依据西医诊断、化验指标进行用药,而不加以辨证分析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秦伯未在《谦斋医学讲稿》一书中专辟“浅谈辨证论治”一节予以论述,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规律,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又说:“辨证论治所以成为中医的诊疗规律,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辨证论治是中医处理疾病的程序和方法,是依据临床表现,通过四诊、八纲作出诊断和治疗的过程,所以辨证论治和诊断不可分割,根据不同的发病过程,随时辨随时论,不是经过一次辨论就不须再辨论,这是中医治病的精神”。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秦伯未也不否定一病的主治法、主方和主药。他认为,这也是治病的一个基本法则,临床上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病情加减出入,灵活运用,也能收到良好效果。他在治疗头痛证时,就是按辨证分为外感和内伤。外感头痛又分风寒、风热、湿邪三种头痛;内伤头痛则分为气虚、血虚、痰浊、肝火、寒厥、痰浊6种头痛。对溃疡病,他则认为多属中焦虚寒证,选择“黄芪建中汤”为主方加减治疗,均获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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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未在温病、肝病、水肿病、腹泻、痛证、溃疡病、慢性传染性肝炎、心绞痛等方面的理论造诣很深,富有新意,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总结归纳出证治规律。例如在温病方面,他提出了温病当以风温为纲的观点,并根据个人临床体会分为恶风、化热、入营、伤阴4个时期,提出了温病的12个治法。他还强调寒温统一,认为温病是伤寒的发展,伤寒和温病并无分歧,若将两者对立起来,是偏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肝病方面,提出了“肝气和肝郁”、“肝火和肝热”、“肝风和肝阳”等几个重要概念的区别。他认为,“肝气”是指肝脏的作用太强及其产生的病证,其性横逆;而“肝郁”是指肝脏气血不能条达舒畅的病证,其性消沉;前者疏泄太过,后者疏泄不及,因此在治疗用药方面就有出入。
强调继承与发扬并举秦伯未认为,中医在长期同疾病斗争中,对于很多疾病都有深入的认识和丰富的治疗经验,并且作出了初步总结,应该很好地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好比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终成幻影而已。然秦伯未所谓的继承并不是一味地照搬前人的经验,而是批判的接受,是有创新的继承。他常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用古人丰富的经验知识指导临床,去芜存精,提纲挈领,综合分析归纳成为一整套更为准确、更为完整的理论。他在“腹泻的临床研究”(《谦斋医学讲稿》)一文中,就是根据《内经》、《难经》、《诸病源候论》、《医宗必读》等古代文献关于腹泻的病因、病名、治则的记载,提出以暴泻、久泻为纲,以虚实两类来辨证施治的规律,虚证于内伤,浅者在脾,深者及肾;实证属于病邪,以湿为主,结合寒邪和热邪以及食滞等,采用化湿、分利、疏散、泄热、消导、调气等多种泻法,和健脾、温肾、益气、升提、固涩等多种补法。秦伯未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治愈了众多的难治性腹泻患者。例如,许某患腹泻,反复发作,发作时非服合霉素不能止。来诊时症见:肠鸣腹痛,大便溏,伴口苦口臭,口干不欲饮,尿黄,苔白腻,脉滑数。当时秦伯未诊断为脾胃薄弱,湿热内阻,清浊升降失司。并认为病虽久,但治疗不在止泻而在清理,湿热一除,则肠胃自复,用葛根芩连汤加减。二剂后大便成形,腹痛肠鸣消失。秦伯未非常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尤其重视医案医话的作用。早在1928年编写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中,他就指出:“医案为中医价值之真实凭据。”“医案是中医的特点,实事求是,生动活泼,最适用于中医同道间的观摩,实有广泛征集和及时发表的必要。它是根据临床具体事实作出总结,有理论,有法则,而这些理论和法则又都有一定的根据,因而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多看各家医案作为借镜,也可取长补短,增加智慧,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秦伯未在临床实践中就非常重视积累和整理病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http://www.100md.com
在临床数学和实践中,秦伯未广泛应用《内经》理论作指导。例如,讲“水肿”病的治疗时,他把《内经》中散见于各篇的有关水肿的论述加以分析,联系《金匮要略》、《外台秘要》等文献,结合他自己的临床体会,总结了治疗水肿病的6个基本法则,即发汗、利尿、燥湿、温化、逐水、理气,并列举了代表方剂及兼证变化的应变原则。这些有关“水肿病”的理、法、方、药用之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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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基本理论之一,而在60年代初期,中医界出现了忽视中医基础理论,强调单方验方,或单纯依据西医诊断、化验指标进行用药,而不加以辨证分析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秦伯未在《谦斋医学讲稿》一书中专辟“浅谈辨证论治”一节予以论述,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规律,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又说:“辨证论治所以成为中医的诊疗规律,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辨证论治是中医处理疾病的程序和方法,是依据临床表现,通过四诊、八纲作出诊断和治疗的过程,所以辨证论治和诊断不可分割,根据不同的发病过程,随时辨随时论,不是经过一次辨论就不须再辨论,这是中医治病的精神”。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秦伯未也不否定一病的主治法、主方和主药。他认为,这也是治病的一个基本法则,临床上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病情加减出入,灵活运用,也能收到良好效果。他在治疗头痛证时,就是按辨证分为外感和内伤。外感头痛又分风寒、风热、湿邪三种头痛;内伤头痛则分为气虚、血虚、痰浊、肝火、寒厥、痰浊6种头痛。对溃疡病,他则认为多属中焦虚寒证,选择“黄芪建中汤”为主方加减治疗,均获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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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未在温病、肝病、水肿病、腹泻、痛证、溃疡病、慢性传染性肝炎、心绞痛等方面的理论造诣很深,富有新意,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总结归纳出证治规律。例如在温病方面,他提出了温病当以风温为纲的观点,并根据个人临床体会分为恶风、化热、入营、伤阴4个时期,提出了温病的12个治法。他还强调寒温统一,认为温病是伤寒的发展,伤寒和温病并无分歧,若将两者对立起来,是偏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肝病方面,提出了“肝气和肝郁”、“肝火和肝热”、“肝风和肝阳”等几个重要概念的区别。他认为,“肝气”是指肝脏的作用太强及其产生的病证,其性横逆;而“肝郁”是指肝脏气血不能条达舒畅的病证,其性消沉;前者疏泄太过,后者疏泄不及,因此在治疗用药方面就有出入。
强调继承与发扬并举秦伯未认为,中医在长期同疾病斗争中,对于很多疾病都有深入的认识和丰富的治疗经验,并且作出了初步总结,应该很好地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好比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终成幻影而已。然秦伯未所谓的继承并不是一味地照搬前人的经验,而是批判的接受,是有创新的继承。他常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用古人丰富的经验知识指导临床,去芜存精,提纲挈领,综合分析归纳成为一整套更为准确、更为完整的理论。他在“腹泻的临床研究”(《谦斋医学讲稿》)一文中,就是根据《内经》、《难经》、《诸病源候论》、《医宗必读》等古代文献关于腹泻的病因、病名、治则的记载,提出以暴泻、久泻为纲,以虚实两类来辨证施治的规律,虚证于内伤,浅者在脾,深者及肾;实证属于病邪,以湿为主,结合寒邪和热邪以及食滞等,采用化湿、分利、疏散、泄热、消导、调气等多种泻法,和健脾、温肾、益气、升提、固涩等多种补法。秦伯未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治愈了众多的难治性腹泻患者。例如,许某患腹泻,反复发作,发作时非服合霉素不能止。来诊时症见:肠鸣腹痛,大便溏,伴口苦口臭,口干不欲饮,尿黄,苔白腻,脉滑数。当时秦伯未诊断为脾胃薄弱,湿热内阻,清浊升降失司。并认为病虽久,但治疗不在止泻而在清理,湿热一除,则肠胃自复,用葛根芩连汤加减。二剂后大便成形,腹痛肠鸣消失。秦伯未非常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尤其重视医案医话的作用。早在1928年编写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中,他就指出:“医案为中医价值之真实凭据。”“医案是中医的特点,实事求是,生动活泼,最适用于中医同道间的观摩,实有广泛征集和及时发表的必要。它是根据临床具体事实作出总结,有理论,有法则,而这些理论和法则又都有一定的根据,因而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多看各家医案作为借镜,也可取长补短,增加智慧,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秦伯未在临床实践中就非常重视积累和整理病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