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澄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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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澄濂 (1910—1993)
潘澄濂，中医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医科研和临床工作，坚持中医与西医结合，辨病与辨证结合，讲求务切实用。擅长急性传染?闹瘟疲远愿窝?肝硬化的诊治最为著称。
潘澄濂1910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7岁就读于温州十狮附小，小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市南洋中学。其故乡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常有急性热病发生，当地名医于此多有经验，深受敬慕。受此影响，潘澄濂中学毕业后，便选择了中医这一高尚的职业，进入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在丁甘仁、谢利恒、曹颖甫等名师指导下，他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纬》及《神农本草经》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其他如妇、儿、外、喉等科，以《医宗金鉴》为教材，自行修读。此外，还广泛阅读了《东垣十书》、《河间六书》、《丹溪心法》、《景岳全书》、《徐灵胎医书十六种》等医著，对中医知识有全面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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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读期间，西医在我国已有较快发展，对传统医学冲击很大。中西之界，划著鸿沟，中西论争，日趋激化。在此氛围中，他一面沉浸于中医海洋之中，撷取精华，以为根本，一面挤时间去西医学院旁听学习西医知识，进行解剖、生理、病理实验。嗣后又阅读了日本和田启十郎的《医界之铁锥》、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松园渡边熙的《和汉医学》等书。和田启十郎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学遭受摧残的岁月里，披沥汉医之真髓，奋臂疾呼，力挽几倒之狂澜的精神，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于是他钻研中医之志弥坚，中西兼收，各取所长，为后来能取得突出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毕业后，年仅20岁的潘澄濂踌躇满志，回温州办起了诊所，同时还参加了某医务所的工作，所中设有病床40多张，收有伤寒、疟疾、痢疾、肺炎、肺结核、肾炎、溃疡病、肝硬变等各种急慢性病例，除用西医药抢救外，其余大都采用中医治疗，使他能对多种疾病进行系统观察诊治，应诊能力很快提高。
1938年春，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同时为人治病。诊治中他善于总结，颇多真知。他常说，中医诊治，通过四诊的方法，识证辨性是提高疗效之关键。他曾治疗两例同因入浴而发生的腹痛，一例系气机阻滞，兼有宿食之实证，方用大柴胡汤加减，一剂即便解痛减；一例系劳顿过度，寒气入中，亡阳欲脱之虚证，投参附汤加味，一服后汗敛肢温，腹痛若失。两例同为腹痛，都发生在入浴之时，他从识证中辨其虚实，采用截然不同的两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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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同时为人治病。诊治中他善于总结，颇多真知。他常说，中医诊治，通过四诊的方法，识证辨性是提高疗效之关键。他曾治疗两例同因入浴而发生的腹痛，一例系气机阻滞，兼有宿食之实证，方用大柴胡汤加减，一剂即便解痛减；一例系劳顿过度，寒气入中，亡阳欲脱之虚证，投参附汤加味，一服后汗敛肢温，腹痛若失。两例同为腹痛，都发生在入浴之时，他从识证中辨其虚实，采用截然不同的两法，而收桴鼓之效。
1956年6月，浙江筹建中医研究所，他被邀到杭州，负责组建工作。在他和同道的努力下，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于1958年7月正式成立。他十分重视科学实验研究，亲自制定了乙型脑炎、肝炎、铅中毒、白血病及晚期血吸虫病等项目的科研计划，从科研设计到观察病例、论文总结，均亲自参加。1958年，他带领科研人员以温病理论为指导，对全省700余例乙型脑炎的疗效进行了总结，获得了卫生部的好评。他以运中分消法、化瘀软坚法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巨脾症，疗效达85%，为脾切除术提供了条件；以扶正祛邪法、配合化疗，治疗急性白血病，明显地提高了缓解率。他十分重视临床实践，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所于1976年成立了门诊部，配备了先进仪器，使研究人员得到了锻炼，提高了科研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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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勤于著述，早年就在《明日医药》、《国医新声》等刊物发表有关中医学如何现代化问题的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先后在《中医杂志》、《浙江中医杂志》、《上海中医杂志》、《新中医》等刊物发表论著60余篇；汇集他的学术特长和临床经验的《潘澄濂医论集》1981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他还曾参加评注《温疫论》、校注《医方类聚》、重订《严氏济生方》、《瑞竹堂方》等工作，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做了大量工作。他重视教育，注意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先后担任浙江中医学院特邀顾问，健康报中医刊授学院、光明日报中医刊授学院顾问，并任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主办的前进医药学校校长等职。先后赴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及浙江各地作专题报告。
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8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为人治病，不分贵贱，持和蔼可亲态度，抱认真负责精神。虽年事已高，仍坚持参加会诊及写作，他常说：参加医疗活动，不仅是医者的职责，而且可以向患者学习，可培养人才，一举数得，只要目尚明，耳尚聪，步履尚健，就要做到老，学到老，不敢稍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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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西医结合 潘澄濂在《伤寒论新解》中，突破了“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窠臼，对《伤寒论》“阳浮”和“阴弱”、“营弱”和“卫强”以阳和卫代表机体的散温机能，阴和营代表机体的产温机能作了解释，认为太阳中风就是散温机能的亢进，产温机能不能相应地随着旺盛，使机体调节中枢的相对平衡失调，所以虽自汗出而不解。又据《伤寒论》“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条看，结胸是因早下而致，但原书对结胸的治疗，恰恰是采用大陷胸汤的峻下。这样，前后似有矛盾，不易理解。他援引西医理论作剖析，指出从《伤寒论》对结胸的描述，先说“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鞭满而痛，不可近也”，又说“结胸无大热者，此水结在胸胁者也”，据此推测结胸的实质似指胸腔有大量渗出性或漏出性积液，病变的主要部位在胸腔。就胸腔积液而论，临床上以渗出性胸膜炎较为常见，其病开始阶段，往往先出现恶寒发热，或胸胁疼痛，咳嗽等表证。《伤寒论》对有表证者，一般先解表，表解乃可攻里，所以文中“病发于阳”的“阳”字，可能是指结胸的开始阶段有恶寒发热等表证而言，因此认为不宜过早攻下，过早攻下，损伤正气，于病不利。但是，渗出性胸膜炎由于炎症的进展，恶寒、脉浮之类的表证可以自罢，表证祛并非病已愈，相反，胸膜积液增多，则肺部压迫症状如胸闷、胸痛、气急或咳嗽等势必加重。由于古无X线检查，又无穿刺抽液，而能认识“此为水结在胸胁者也”，采用具有泻下作用的大陷胸汤(丸)，诱导积液排泄，借以减轻胸部之压迫，殊属可贵。由此他认定结胸先谓不宜下之过早，后仍以攻下取效，实非因攻下过早而成结胸，也不是结胸不宜攻，而是因病变的发生和发展阶段有表里之不同，故治法也当有先表后攻之分寸，这正是仲景辨证论治精髓之所在。诸如此类，引用西说解释，析义明理，较之以经解经，是一个飞跃。,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