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著名中医专家高辉远教授学术思想简介
著名老中医高辉远(1922~2002)自幼随父习医侍诊，18岁独立行医，1958年受业于当代杰出中医学家蒲辅周先生达17年之久，尽得真传。他从事中医教学、医疗及科研工作六十余载，擅治内、妇、儿诸疾，尤以治疗温热病与老年病见长。笔者有幸从师侍诊三载，深感高师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临床经验至为宏富，不幸的是高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使我们的心情悲痛万分。为缅怀我们的恩师高老，特择要整理此文，以志纪念。
强调理论 注重实践
邓颖超同志曾经这样评价高辉远老师：“高大夫的中医学理论造诣很深，他熟读历代中医药医籍经典……”“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医疗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多年来，我和已故周恩来同志有病时请其治疗，有疗效，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邓大姐说的这番话，确非过誉。高师认为中国医药学是世界文明宝库中之瑰宝，有其独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是中医必读之书。不读《内经》则学无根本，基础不固，不读仲景之书则临床治无法度，依无准绳。高师主张熟读经典医籍之后，再博览群书，通读历代名著医籍及医案，研考各名家方书之理，这样不仅能开阔知识领域，且有权衡各家学说之基础。他十分重视中医理论对临床的指导意义，认为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他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比较高的阅读古典医籍的能力，有刻苦钻研、苦练基本功的学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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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反对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他主张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应放手让学生对各种急慢性疾病，特别是疑难重症进行独立思考，临证处理，以便于锻炼其辨证论治的能力。高师还结合大量的典型病例进行示教，给学生深入浅出地讲授中医理论和他自己的心得，使理论得到临床验证。
审因论证 治病求本
高师遵循《内经》“治病必求其本”之旨，诊病必以细审其因，辨明机理为要。他治病求本，尤其注重胃气。前人谓“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为后天之本”。故治病必以胃气为本，认为无论外感、内伤杂病，莫不与脾胃关系密切。高师诊治疾病，谨守古训，临床对一些易伤脾胃之药物，总是斟酌再三，审慎应用。例如他认为表证需解表，也应注意解表不伤胃，若惑于炎症之说，滥用苦寒解毒之品，则有伤脾胃之弊。即便是实证驱邪，也应当攻中有守，维护正气。若只知病不见人，单纯以祛除病邪为务，而忽视正气，则可能导致正气大伤而病邪愈炽，以至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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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内科 尤谙耄耋
高师认为，内科既是一门临床课，又是学习和研究中医临床各科的基础，在中医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高师擅治内科病，尤对多种疑难疾病有其独到的经验，于理论和临床都有高深造诣，故能处变不惊，得心应手。如他治疗肿瘤，根据“瘤者留也”的观点，运用“留者引之，癌者平之”的治则，同时又十分重视调整人体的自身祛病功能，根据“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采用“扶正固本”的方法，创制8567口服液，用于肝癌、肺癌、宫颈癌、胃癌等病的治疗，收到了满意的效果。其他诸如对冠心病、高血压、中风、眩晕、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帕金森氏病等疾病的治疗，他能独辟蹊径，摸索出其治疗规律和有效方药，每于临证，恒多效验。
高师在防治老年病方面尤有丰富的经验，认为老年人生理、病理都有其特殊性，体质有强有弱，不能笼统地概之为“老”字，而是要区别“病”与“老”的关系。他认为老年病患者的体质以虚为本，往往多脏同病。由于病变涉及的脏腑多，证候繁杂，虚实互见，从整体辨证是“虚”，从局部辨证则有“实”象，这种整体“正气虚”与局部“邪气实”的并见，正是老年病患者虚实夹杂的原因。在治疗时，高师强调祛邪慎施戕伐，扶正宜用调补，不宜漫补，脏腑多病，不任强攻，应时时顾护胃气；病多虚实夹杂，主张着眼攻补兼施；年高之人阴阳失调，又当调理阴阳，俾刚柔既济。基于这些认识，高师总结出了“辨证要准，立法要稳，选方要精，用药要轻”的治疗老年病的原则。对老年病的预防，高师则概括为“四时有序，起居有时，饮食有节，运动有法”的“十六字诀”，对于老年人养生保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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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治温病 卓有发挥
高师认为，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补“伤寒”之不足，临证时应辨明寒温之同异，认为温邪犯卫是从口鼻而入，初起在表，治宜辛凉透邪为先；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是由皮毛而入，其病亦在表，治宜辛温发汗为主。可见两者之始，病因各异，病证有异治则亦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入里，郁而化热，证属阳明，治宜白虎、承气；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至于疾病后期，伤寒以人体阳气的损伤为主，多见阳虚寒盛之厥逆、下利等，则宜回阳救逆；温病以人体精血、津液的损伤为主，多见亡阴失水、虚风内动之证，则宜滋阴增液。故两者之终，又见证治迥异，理应细加区别。温邪为病，变化最速，故他主张在温病各阶段，都应把透泄护津放在首位，此乃治疗温病第一要义也。
高师早年终日跟随蒲老侍诊，临床诊治了大量患有如流脑、腺病毒肺炎等温热病的急性传染病患者。他整理总结出蒲老的“乙脑辨证论治八法”(即辛凉透邪法、逐秽通里法、清热解毒法、开窍豁痰法、镇肝熄风法、通阳利湿法、生津益胃法、清燥养阴法)和“腺病毒肺炎辨证论治四法”(即宣透法、表里两解法、清热救阴法、生津固脱法)，大大地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这些独到的见解，在其所著《医门新录》“温病述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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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长妇儿 独具特点
女子之病，血气为要，冲任为本。血足气旺，任脉通，冲脉盛，经带胎产孕自然正常。所以，历代医家论妇人疾病之治，首重血分，采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等原则。高师认为治血必理气，主张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又妇人血脉，贵乎温通，血得温则行，血得寒则凝，若寒邪凝聚，闭塞胞门，导致月经失调者，当温经散寒，他常以仲景温经汤加味主之。妇人以肝为先天，因女性患者多愁善感，情志不畅，肝气常郁，气郁则血滞而常致月经不调、痛经、经闭、崩漏、带下、阴痒等病，于此，他又侧重在调肝，以逍遥散增减，灵活运用，俾木郁解而诸郁皆解。
儿科又曰哑科。由于儿科的生理、病理特性，除有麻、痘、惊、疳等病外，其余疾病常与内科相同。高师认为，治小儿疾病，强调体质特点，急性病主张当机立断，用药必须及时，以免猝变；慢性杂病多从调理脾胃入手，临床不可不辨虚实寒热，谓体质属纯阳，恣用苦寒或温燥之品，克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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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泥古方 灵活变通
高师认为经方时方，均是前人的经验结晶，方之所贵，不是拿古人成方原封不动地去治病，而是主张因时、因地、因证、因人随机而变。正如他在《医门新录》中所说，“既不失古人立方本意，又不拘执于某一成方，避免机械搬用古人用方，失于灵活。”通过数十年的实践，他借鉴经方之精炼，时方之轻灵，机圆法活，通常达变，每于临床皆有心得和发挥，如逍遥散、越鞠丸本为理气解郁之剂，推广治疗发热、咳嗽等症，皆有显著疗效；仲景麻黄汤本为辛温解表之方，经随症加味应用治疗结节性红斑而获奇效；参苏饮(人参、苏木)本是治产后血晕的，推广治疗脑外伤术后肺部又有感染、高烧不退者；封髓丹本为治相火旺之遗精、失眠症，推广运用于顽固性口疮、白塞氏综合征而其效甚良。
高师见识广，思想新，善于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撷采众长。强调临证时，成方不在多而在损益，灵活变通。因此，他效仿古人法而不泥其方，巧思妙悟，理法严谨，经损益而创拟了十多个有效新方，如以半夏白术天麻汤合温胆汤加蒺藜、菊花、荷叶等名曰蒺藜定眩汤，治疗眩晕证；以黄芪赤风汤合补阳还五汤加络石藤、鸡血藤、石菖蒲、胆南星等名曰复脑愈风汤，治疗中风证；以理中汤加官桂、乌贼骨、白芍、延胡索等名曰变通理中汤，治疗消化性溃汤；以异功散加丹参、三棱、莪术、茵陈等名曰健脾护肝汤，治疗肝硬化；以春泽汤加黄芪、山药、附子、熟地黄等名曰新加春泽汤，治疗慢性肾病；以定志丸、桂枝甘草汤合生脉散加丹参、川芎、延胡索名曰养心定志汤，治疗冠心病等等，形成了自己治病的一套成方，验之临床，每多卓效。如治疗糖尿病的“滋膵降糖饮”，方取《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玉液汤”、《千金方》中“黄连生地黄汤”，《沈氏尊生书》中“玉泉丸”之意合三方为一体，大胆化裁而成，用之临床，颇有效验。
高师临证，遣方用药，注意分寸，方小药精，而且处方用量极轻，每于轻灵之处见神奇，精简之中收效果。他说，古人治脱证，阳脱者参附汤，阴脱者生脉散，气脱者独参汤，血脱者当归补血汤，少仅一味，多则不过三味，大凡用药如用兵，药不在多，而贵在约，处方精要则药力专一，突出重点，击中要害。高师临证“药味少，用量少、价格廉、疗效好”，继承了蒲氏医学的风格，诚不愧为当代之名医。(王发渭 于有山 薛长连 吴登山), 百拇医药
强调理论 注重实践
邓颖超同志曾经这样评价高辉远老师：“高大夫的中医学理论造诣很深，他熟读历代中医药医籍经典……”“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医疗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多年来，我和已故周恩来同志有病时请其治疗，有疗效，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邓大姐说的这番话，确非过誉。高师认为中国医药学是世界文明宝库中之瑰宝，有其独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是中医必读之书。不读《内经》则学无根本，基础不固，不读仲景之书则临床治无法度，依无准绳。高师主张熟读经典医籍之后，再博览群书，通读历代名著医籍及医案，研考各名家方书之理，这样不仅能开阔知识领域，且有权衡各家学说之基础。他十分重视中医理论对临床的指导意义，认为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他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比较高的阅读古典医籍的能力，有刻苦钻研、苦练基本功的学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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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反对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他主张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应放手让学生对各种急慢性疾病，特别是疑难重症进行独立思考，临证处理，以便于锻炼其辨证论治的能力。高师还结合大量的典型病例进行示教，给学生深入浅出地讲授中医理论和他自己的心得，使理论得到临床验证。
审因论证 治病求本
高师遵循《内经》“治病必求其本”之旨，诊病必以细审其因，辨明机理为要。他治病求本，尤其注重胃气。前人谓“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为后天之本”。故治病必以胃气为本，认为无论外感、内伤杂病，莫不与脾胃关系密切。高师诊治疾病，谨守古训，临床对一些易伤脾胃之药物，总是斟酌再三，审慎应用。例如他认为表证需解表，也应注意解表不伤胃，若惑于炎症之说，滥用苦寒解毒之品，则有伤脾胃之弊。即便是实证驱邪，也应当攻中有守，维护正气。若只知病不见人，单纯以祛除病邪为务，而忽视正气，则可能导致正气大伤而病邪愈炽，以至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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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内科 尤谙耄耋
高师认为，内科既是一门临床课，又是学习和研究中医临床各科的基础，在中医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高师擅治内科病，尤对多种疑难疾病有其独到的经验，于理论和临床都有高深造诣，故能处变不惊，得心应手。如他治疗肿瘤，根据“瘤者留也”的观点，运用“留者引之，癌者平之”的治则，同时又十分重视调整人体的自身祛病功能，根据“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采用“扶正固本”的方法，创制8567口服液，用于肝癌、肺癌、宫颈癌、胃癌等病的治疗，收到了满意的效果。其他诸如对冠心病、高血压、中风、眩晕、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帕金森氏病等疾病的治疗，他能独辟蹊径，摸索出其治疗规律和有效方药，每于临证，恒多效验。
高师在防治老年病方面尤有丰富的经验，认为老年人生理、病理都有其特殊性，体质有强有弱，不能笼统地概之为“老”字，而是要区别“病”与“老”的关系。他认为老年病患者的体质以虚为本，往往多脏同病。由于病变涉及的脏腑多，证候繁杂，虚实互见，从整体辨证是“虚”，从局部辨证则有“实”象，这种整体“正气虚”与局部“邪气实”的并见，正是老年病患者虚实夹杂的原因。在治疗时，高师强调祛邪慎施戕伐，扶正宜用调补，不宜漫补，脏腑多病，不任强攻，应时时顾护胃气；病多虚实夹杂，主张着眼攻补兼施；年高之人阴阳失调，又当调理阴阳，俾刚柔既济。基于这些认识，高师总结出了“辨证要准，立法要稳，选方要精，用药要轻”的治疗老年病的原则。对老年病的预防，高师则概括为“四时有序，起居有时，饮食有节，运动有法”的“十六字诀”，对于老年人养生保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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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治温病 卓有发挥
高师认为，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补“伤寒”之不足，临证时应辨明寒温之同异，认为温邪犯卫是从口鼻而入，初起在表，治宜辛凉透邪为先；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是由皮毛而入，其病亦在表，治宜辛温发汗为主。可见两者之始，病因各异，病证有异治则亦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入里，郁而化热，证属阳明，治宜白虎、承气；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至于疾病后期，伤寒以人体阳气的损伤为主，多见阳虚寒盛之厥逆、下利等，则宜回阳救逆；温病以人体精血、津液的损伤为主，多见亡阴失水、虚风内动之证，则宜滋阴增液。故两者之终，又见证治迥异，理应细加区别。温邪为病，变化最速，故他主张在温病各阶段，都应把透泄护津放在首位，此乃治疗温病第一要义也。
高师早年终日跟随蒲老侍诊，临床诊治了大量患有如流脑、腺病毒肺炎等温热病的急性传染病患者。他整理总结出蒲老的“乙脑辨证论治八法”(即辛凉透邪法、逐秽通里法、清热解毒法、开窍豁痰法、镇肝熄风法、通阳利湿法、生津益胃法、清燥养阴法)和“腺病毒肺炎辨证论治四法”(即宣透法、表里两解法、清热救阴法、生津固脱法)，大大地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这些独到的见解，在其所著《医门新录》“温病述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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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长妇儿 独具特点
女子之病，血气为要，冲任为本。血足气旺，任脉通，冲脉盛，经带胎产孕自然正常。所以，历代医家论妇人疾病之治，首重血分，采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等原则。高师认为治血必理气，主张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又妇人血脉，贵乎温通，血得温则行，血得寒则凝，若寒邪凝聚，闭塞胞门，导致月经失调者，当温经散寒，他常以仲景温经汤加味主之。妇人以肝为先天，因女性患者多愁善感，情志不畅，肝气常郁，气郁则血滞而常致月经不调、痛经、经闭、崩漏、带下、阴痒等病，于此，他又侧重在调肝，以逍遥散增减，灵活运用，俾木郁解而诸郁皆解。
儿科又曰哑科。由于儿科的生理、病理特性，除有麻、痘、惊、疳等病外，其余疾病常与内科相同。高师认为，治小儿疾病，强调体质特点，急性病主张当机立断，用药必须及时，以免猝变；慢性杂病多从调理脾胃入手，临床不可不辨虚实寒热，谓体质属纯阳，恣用苦寒或温燥之品，克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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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泥古方 灵活变通
高师认为经方时方，均是前人的经验结晶，方之所贵，不是拿古人成方原封不动地去治病，而是主张因时、因地、因证、因人随机而变。正如他在《医门新录》中所说，“既不失古人立方本意，又不拘执于某一成方，避免机械搬用古人用方，失于灵活。”通过数十年的实践，他借鉴经方之精炼，时方之轻灵，机圆法活，通常达变，每于临床皆有心得和发挥，如逍遥散、越鞠丸本为理气解郁之剂，推广治疗发热、咳嗽等症，皆有显著疗效；仲景麻黄汤本为辛温解表之方，经随症加味应用治疗结节性红斑而获奇效；参苏饮(人参、苏木)本是治产后血晕的，推广治疗脑外伤术后肺部又有感染、高烧不退者；封髓丹本为治相火旺之遗精、失眠症，推广运用于顽固性口疮、白塞氏综合征而其效甚良。
高师见识广，思想新，善于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撷采众长。强调临证时，成方不在多而在损益，灵活变通。因此，他效仿古人法而不泥其方，巧思妙悟，理法严谨，经损益而创拟了十多个有效新方，如以半夏白术天麻汤合温胆汤加蒺藜、菊花、荷叶等名曰蒺藜定眩汤，治疗眩晕证；以黄芪赤风汤合补阳还五汤加络石藤、鸡血藤、石菖蒲、胆南星等名曰复脑愈风汤，治疗中风证；以理中汤加官桂、乌贼骨、白芍、延胡索等名曰变通理中汤，治疗消化性溃汤；以异功散加丹参、三棱、莪术、茵陈等名曰健脾护肝汤，治疗肝硬化；以春泽汤加黄芪、山药、附子、熟地黄等名曰新加春泽汤，治疗慢性肾病；以定志丸、桂枝甘草汤合生脉散加丹参、川芎、延胡索名曰养心定志汤，治疗冠心病等等，形成了自己治病的一套成方，验之临床，每多卓效。如治疗糖尿病的“滋膵降糖饮”，方取《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玉液汤”、《千金方》中“黄连生地黄汤”，《沈氏尊生书》中“玉泉丸”之意合三方为一体，大胆化裁而成，用之临床，颇有效验。
高师临证，遣方用药，注意分寸，方小药精，而且处方用量极轻，每于轻灵之处见神奇，精简之中收效果。他说，古人治脱证，阳脱者参附汤，阴脱者生脉散，气脱者独参汤，血脱者当归补血汤，少仅一味，多则不过三味，大凡用药如用兵，药不在多，而贵在约，处方精要则药力专一，突出重点，击中要害。高师临证“药味少，用量少、价格廉、疗效好”，继承了蒲氏医学的风格，诚不愧为当代之名医。(王发渭 于有山 薛长连 吴登山),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