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对生态环境的最早研究
环保是当代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一话题并不新鲜,远在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人就对环境对人类及动植物生存发展的影响和生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环境与动植物分布
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既说明了地理环境对动植物的影响,也反映了动植物对其生活环境的适应。这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
《尚书·禹贡》在很大地理范围(九州)内,叙述了不同的植物分布;《周礼·地官·司徒》也论述了山林、川泽、丘陵等不同地形,分布有不同的动物和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类。
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地理的大规模考察结果:《东山经》、《南山经》和《中山经》中记载的生物,显示出热带的特征:植物多桂、多橘柚、多桃李、多竹、多桑柘;动物多犀象、多大蛇、多蝮虫。《西山经》记载的生物,显示温带和干旱地区的特点。《北山经》记载的生物有草原和干旱地区的特点。这些分析和中国现在生物水平地带性分布和地理区划基本上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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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战国时代的《荀子》、西汉的《淮南子》、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桓宽的《盐铁论》,也都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记述。
秦汉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对生物分布界线的探索。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记述了华南地区80种植物的分布和生活习性,勾画出把南岭作为中国南北植物分布界线。它以芜菁为例,说南岭以南没有,种到南岭以南就会发生变异。戴凯之的《竹谱》,列举我国61种竹类,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他还记述了各种竹类的地域分布,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另一条生物分界线。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荒漠和半荒漠地区的跳兔,元代周伯琦在《扈从北行前纪》里记载了冀北以沙岭为森林手场与草原牧场的南北分界线等。
地形对植物分布的影响,有重要的生物地理学意义,垂直分布是植物水平地带性分布,在垂直方向上的反映。这些方面的研究,在理论上和生产上都是很重要的意义。这在《管子·地员篇》里有精采的描述:“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叶下于,下于莞;莞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下于蒌;萎下于,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各有所归。”这段话表明,12种植物,从水生到陆生,从低地势到高地势,按着荷花—菱—莞—香蒲—芦草—小芦苇—蒿—扫帚菜—艾蒿—莎草—益母草—白茅的顺序依次更替,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序列,初步提示了植物随地形变化分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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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生物
在生态中,除了环境与生物之间关系以外,生物与生物间的相互关系,也有着重要意义。
动物间的共栖现象,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关于“鸟兽同穴”的记载。《尔雅·释鸟》中则第一次具体地指名了同穴共居的鸟鼠名称。以后许多人都观察记录这种现象,清代宋琬还把亲眼见的鼠鸟绘制成图。
在唐代,人们对海洋动物的共栖现象有很细微的观察。刘恂的《岭表录异》、段公路的《北户录》和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等著作中,都有关于水母与虾共生现象的记述。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还记有蟹和螺类的共生:“寄居,壳似蜗,一头小蟹,一头螺蛤也,寄在壳间常候蜗开出食,螺欲合,遂入壳中。” 这种共生体,现在还可以在沿海地区采集到。
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为了生存,还存在着复杂的斗争关系。早在2000年前,《庄子》就记载了“螳螂捕蝉,黄鹊在后”的著名故事。在食物网中,生物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种动物,往往既是捕食者,又是被食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分析了蛇的生态特点,不仅列举了蛇食多种动植物,也指出许多动物是吃蛇的。他说:“鹳、鹤、鹰、鹃,皆鸟之食蛇者也。虎、猴、麝、牛,皆兽之食蛇者也。蛇所食之虫,则蛙、鼠、燕、雀、蝙蝠、鸟鹊,所食之草则芹、匣、石南、茱萸、蛇栗等。”可见,当时人们对于蛇与周围动物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这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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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地理环境对人类体质和健康的影响。而中国古代医学更一直把人体形态生理放在与生活环境相统一的关系中去认识。
《周礼·地官·司徒》中,描述了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五种人体形态特征:“一曰山林,……其民毛而方。”(住在山林地区的人,体形端正多毛);“二曰川泽……其民黑而津。”(住在川泽地区的人,体黑而泣泽);“三曰丘陵……其民专而长。”(生活在丘陵地区的人,身体圆而高);“四曰坟衍……其民皙而瘠。”(生活在水边平地的人,体瘦而白);“五曰原湿……其民丰网而庳。”(生活在平原的人,肌肉丰满,身体矮小)清楚地描绘了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体在形态上的差异。
《灵枢经·阴阳二十五》把人体按东、西、南、北、中地区,分为木、火、金、水、土五种类型,加以体型特点的描述,并且说明各类型的人对环境气候的反应的不同。例如木型、水型人不耐秋冬气候,金、水、土型人不耐春夏时令。更进一步说出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对疾病的感受性有明显的不同。例如北方地高风冽,人多病藏胀满;南方地洼多雾,人多病庳。从病因学上,指出了环境气候因素地人体疾病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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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病的产生,中国古代也注意到环境的作用。例如,《吕氏春秋》分析了五种水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我们现在知道,许多地方病的产生,是与环境中的水质分不开的。例如长期饮用含氟量过高的水,可使人患斑釉病和氟骨症。这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水土病。
在病症与环境关系方面,中国古人也留下了多方面的记述。《淮南子·附形训》指出:“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淋病),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这里所提到的各种不同环境对人群体质健康的种种影响,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是其中有些结论,也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明代陈绛在《辩物小志》中说,泰山境内数百里,居民十人中就有九人病“瘿”,指出瘿病多发生在山区。李时珍也说:“两山夹水,其人多瘿”,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甲状腺这种地方病,在内陆山区,特别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发病率较高。所以古代说“险气多瘿”,是有一定道理的。李时珍还在《本草纲目》中总结了水质与健康、长寿的关系未尝同也。”指出水质好坏随环境变化而有差异。他举例说:“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晋之山产樊石,泉可愈疽,……瘿消于藻带之波,……雪水洗目而赤退……。”为利用环境条件治疗疾病,开辟了途径。, http://www.100md.com
环境与动植物分布
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既说明了地理环境对动植物的影响,也反映了动植物对其生活环境的适应。这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
《尚书·禹贡》在很大地理范围(九州)内,叙述了不同的植物分布;《周礼·地官·司徒》也论述了山林、川泽、丘陵等不同地形,分布有不同的动物和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类。
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地理的大规模考察结果:《东山经》、《南山经》和《中山经》中记载的生物,显示出热带的特征:植物多桂、多橘柚、多桃李、多竹、多桑柘;动物多犀象、多大蛇、多蝮虫。《西山经》记载的生物,显示温带和干旱地区的特点。《北山经》记载的生物有草原和干旱地区的特点。这些分析和中国现在生物水平地带性分布和地理区划基本上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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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战国时代的《荀子》、西汉的《淮南子》、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桓宽的《盐铁论》,也都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记述。
秦汉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对生物分布界线的探索。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记述了华南地区80种植物的分布和生活习性,勾画出把南岭作为中国南北植物分布界线。它以芜菁为例,说南岭以南没有,种到南岭以南就会发生变异。戴凯之的《竹谱》,列举我国61种竹类,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他还记述了各种竹类的地域分布,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另一条生物分界线。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荒漠和半荒漠地区的跳兔,元代周伯琦在《扈从北行前纪》里记载了冀北以沙岭为森林手场与草原牧场的南北分界线等。
地形对植物分布的影响,有重要的生物地理学意义,垂直分布是植物水平地带性分布,在垂直方向上的反映。这些方面的研究,在理论上和生产上都是很重要的意义。这在《管子·地员篇》里有精采的描述:“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叶下于,下于莞;莞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下于蒌;萎下于,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各有所归。”这段话表明,12种植物,从水生到陆生,从低地势到高地势,按着荷花—菱—莞—香蒲—芦草—小芦苇—蒿—扫帚菜—艾蒿—莎草—益母草—白茅的顺序依次更替,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序列,初步提示了植物随地形变化分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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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生物
在生态中,除了环境与生物之间关系以外,生物与生物间的相互关系,也有着重要意义。
动物间的共栖现象,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关于“鸟兽同穴”的记载。《尔雅·释鸟》中则第一次具体地指名了同穴共居的鸟鼠名称。以后许多人都观察记录这种现象,清代宋琬还把亲眼见的鼠鸟绘制成图。
在唐代,人们对海洋动物的共栖现象有很细微的观察。刘恂的《岭表录异》、段公路的《北户录》和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等著作中,都有关于水母与虾共生现象的记述。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还记有蟹和螺类的共生:“寄居,壳似蜗,一头小蟹,一头螺蛤也,寄在壳间常候蜗开出食,螺欲合,遂入壳中。” 这种共生体,现在还可以在沿海地区采集到。
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为了生存,还存在着复杂的斗争关系。早在2000年前,《庄子》就记载了“螳螂捕蝉,黄鹊在后”的著名故事。在食物网中,生物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种动物,往往既是捕食者,又是被食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分析了蛇的生态特点,不仅列举了蛇食多种动植物,也指出许多动物是吃蛇的。他说:“鹳、鹤、鹰、鹃,皆鸟之食蛇者也。虎、猴、麝、牛,皆兽之食蛇者也。蛇所食之虫,则蛙、鼠、燕、雀、蝙蝠、鸟鹊,所食之草则芹、匣、石南、茱萸、蛇栗等。”可见,当时人们对于蛇与周围动物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这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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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地理环境对人类体质和健康的影响。而中国古代医学更一直把人体形态生理放在与生活环境相统一的关系中去认识。
《周礼·地官·司徒》中,描述了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五种人体形态特征:“一曰山林,……其民毛而方。”(住在山林地区的人,体形端正多毛);“二曰川泽……其民黑而津。”(住在川泽地区的人,体黑而泣泽);“三曰丘陵……其民专而长。”(生活在丘陵地区的人,身体圆而高);“四曰坟衍……其民皙而瘠。”(生活在水边平地的人,体瘦而白);“五曰原湿……其民丰网而庳。”(生活在平原的人,肌肉丰满,身体矮小)清楚地描绘了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体在形态上的差异。
《灵枢经·阴阳二十五》把人体按东、西、南、北、中地区,分为木、火、金、水、土五种类型,加以体型特点的描述,并且说明各类型的人对环境气候的反应的不同。例如木型、水型人不耐秋冬气候,金、水、土型人不耐春夏时令。更进一步说出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对疾病的感受性有明显的不同。例如北方地高风冽,人多病藏胀满;南方地洼多雾,人多病庳。从病因学上,指出了环境气候因素地人体疾病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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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病的产生,中国古代也注意到环境的作用。例如,《吕氏春秋》分析了五种水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我们现在知道,许多地方病的产生,是与环境中的水质分不开的。例如长期饮用含氟量过高的水,可使人患斑釉病和氟骨症。这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水土病。
在病症与环境关系方面,中国古人也留下了多方面的记述。《淮南子·附形训》指出:“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淋病),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这里所提到的各种不同环境对人群体质健康的种种影响,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是其中有些结论,也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明代陈绛在《辩物小志》中说,泰山境内数百里,居民十人中就有九人病“瘿”,指出瘿病多发生在山区。李时珍也说:“两山夹水,其人多瘿”,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甲状腺这种地方病,在内陆山区,特别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发病率较高。所以古代说“险气多瘿”,是有一定道理的。李时珍还在《本草纲目》中总结了水质与健康、长寿的关系未尝同也。”指出水质好坏随环境变化而有差异。他举例说:“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晋之山产樊石,泉可愈疽,……瘿消于藻带之波,……雪水洗目而赤退……。”为利用环境条件治疗疾病,开辟了途径。,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