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挑战医学伦理
近日，有关部门首次披露了《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成人)》，备受争议的“脑死亡”终于被推到了前台。这一新的死亡观，必将给医疗技术、道德伦理和相关法规带来深远的影响。
“脑死”比“心死”更科学
《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成人)》对“脑死亡”的定义为：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技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中国人自古以来把“脉短、气绝”作为死亡的典型征兆，现在大多数人还无法接受有心跳、能呼吸的亲人被医生判为“死亡”。
临床发现，以心跳、呼吸停止作为标准判定的“死者”，死而重生的例子不少，而脑死亡是不可挽救的死亡。日本曾对747例脑死亡患者进行监测，结果停用呼吸机后，所有病例最终停止心跳。脑死亡一般发生在心脏停搏之前，这时人的大脑皮层和脑干的神经细胞已经死亡，而死亡的神经细胞不可能复活。为什么常常出现这种现象：脑已经死亡，而心脏还在跳动？这是因为心脏虽然也受大脑的支配和调节，但它是一个自主性较强的脏器，拥有一套独立的指挥心肌收缩舒张的起搏、传导系统。脑死亡后，在接受人工呼吸等支持的情况下，心脏仍能跳动，并保持全身的血液循环。但是，由于大脑无法复苏，这种心跳不再具有生命意义。
, 百拇医药
据上海华山医院杨涵铭教授介绍，判断“脑死亡”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程序。首先，要排除一部分病例，如6岁以下儿童、体温低于32摄氏度者、脏器衰竭病人、中毒病人等。此外，确定脑死亡还要符合一系列相关指征，比如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瞳孔散大固定、脑干反射消失等。目前，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4个国家立有正式的法律条文，承认脑死亡是宣布死亡的依据。这些国家对脑死亡者有明确规定，即在排除病人处于低温或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药物的影响的前提下，自主呼吸停止，经医院抢救观察至少1小时仍无自主呼吸，没有自动或继发于疼痛刺激的活动，双侧瞳孔扩大、固定，无任何神经反射活动，脑电图显示脑电波消失或呈水平线，所有上述状况在24小时内无变化，虽然心脏在跳动，就可宣布死亡。
宣布“脑死亡”的医院和医生也必须具有相关的资格认证或者执照。医院必须配备相应的检测仪器和设备，且须由医院伦理委员会来批准脑死亡诊断，或递交卫生部门审批通过。诊断脑死亡时，必须有两名以上医生，一名主治医生和一名神经科医生。同时，与脏器移植有关的医生应该回避。
, 百拇医药
杨涵铭教授强调，“植物人”与“脑死亡”是两个常常被混淆的概念。“植物人”苏醒的例子时常见诸报端，这也经常被引用来质疑或者反对“脑死亡”。其实，“植物人”的大脑没有死亡，有脑干反应，有自主呼吸，能够消化食物，并且有苏醒的可能。而“脑死亡”者，没有脑干反应，没有自主呼吸，只有在呼吸机等仪器的帮助下才能维持心跳和呼吸，大脑萎缩、腐烂，无法复生。
意义远不限于器官移植
曾有媒体报道，中科院院士、中国器官移植创始人之一裘法祖教授认为，我国如能实行“脑死亡”，将脑死亡者作为器官来源，将使更多的病人得到新生。器官移植果真是“脑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吗？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移植泌尿科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谭建明教授认为，脑死亡观念的确立对医学发展有积极意义，特别有利于推动器官移植、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器官移植的现状并不会因此得到根本性改观。据介绍，我国每年新增需要肾移植的病人20余万，而每年只有5000例病人能够找到合适的供体，约占总数的2%。目前，99%的移植供体来自尸体移植。“脑死亡”在临床上极罕见，据国外资料统计只有1%，相对巨大的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即使在“脑死亡”观念十分普及的美国，99%持驾驶执照者同意捐献器官，每年也只能实施2万例肾移植手术，而新登记的肾移植患者多达40万。
, http://www.100md.com
此外，我国大众对“脑死亡”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据专家们推算，要中国老百姓认同“脑死亡”并愿意捐赠器官，估计还需要10年的时间。谭教授算了一笔账：肾移植手术一次花费5万至10万元，5年后的存活率高达85%，此后每年的医疗费用将降至5000元，恢复健康总共花费15万元左右。得不到肾移植的病人只能依靠血透维持生命，5年最少花费50万元，且5年存活率只有50%。如果“脑死亡”者自愿捐献脏器，必然利国利民。
谭教授指出，在我国，“脑死亡”立法虽最先由器官移植界提出，但就其社会意义来说，器官移植应该排在最后一位。新出台的标准，还赋予了公众选择权，亲属可以选择继续抢救或者放弃，同意或者拒绝器官移植。
相关法律有待完善
“脑死亡”标准的出台，也对现有法律提出了挑战。我国法律对死亡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是遵循医学的解释。在“脑死亡”没有得到法律认可前，医生放弃对“脑死亡”者的抢救，可能被视为谋杀或不作为。
此外，“脑死亡”诊断标准出台后，由死亡产生的一些法律权利，如遗产继承等，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百拇医药(钟铮 田泓)
“脑死”比“心死”更科学
《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成人)》对“脑死亡”的定义为：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技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中国人自古以来把“脉短、气绝”作为死亡的典型征兆，现在大多数人还无法接受有心跳、能呼吸的亲人被医生判为“死亡”。
临床发现，以心跳、呼吸停止作为标准判定的“死者”，死而重生的例子不少，而脑死亡是不可挽救的死亡。日本曾对747例脑死亡患者进行监测，结果停用呼吸机后，所有病例最终停止心跳。脑死亡一般发生在心脏停搏之前，这时人的大脑皮层和脑干的神经细胞已经死亡，而死亡的神经细胞不可能复活。为什么常常出现这种现象：脑已经死亡，而心脏还在跳动？这是因为心脏虽然也受大脑的支配和调节，但它是一个自主性较强的脏器，拥有一套独立的指挥心肌收缩舒张的起搏、传导系统。脑死亡后，在接受人工呼吸等支持的情况下，心脏仍能跳动，并保持全身的血液循环。但是，由于大脑无法复苏，这种心跳不再具有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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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华山医院杨涵铭教授介绍，判断“脑死亡”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程序。首先，要排除一部分病例，如6岁以下儿童、体温低于32摄氏度者、脏器衰竭病人、中毒病人等。此外，确定脑死亡还要符合一系列相关指征，比如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瞳孔散大固定、脑干反射消失等。目前，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4个国家立有正式的法律条文，承认脑死亡是宣布死亡的依据。这些国家对脑死亡者有明确规定，即在排除病人处于低温或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药物的影响的前提下，自主呼吸停止，经医院抢救观察至少1小时仍无自主呼吸，没有自动或继发于疼痛刺激的活动，双侧瞳孔扩大、固定，无任何神经反射活动，脑电图显示脑电波消失或呈水平线，所有上述状况在24小时内无变化，虽然心脏在跳动，就可宣布死亡。
宣布“脑死亡”的医院和医生也必须具有相关的资格认证或者执照。医院必须配备相应的检测仪器和设备，且须由医院伦理委员会来批准脑死亡诊断，或递交卫生部门审批通过。诊断脑死亡时，必须有两名以上医生，一名主治医生和一名神经科医生。同时，与脏器移植有关的医生应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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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涵铭教授强调，“植物人”与“脑死亡”是两个常常被混淆的概念。“植物人”苏醒的例子时常见诸报端，这也经常被引用来质疑或者反对“脑死亡”。其实，“植物人”的大脑没有死亡，有脑干反应，有自主呼吸，能够消化食物，并且有苏醒的可能。而“脑死亡”者，没有脑干反应，没有自主呼吸，只有在呼吸机等仪器的帮助下才能维持心跳和呼吸，大脑萎缩、腐烂，无法复生。
意义远不限于器官移植
曾有媒体报道，中科院院士、中国器官移植创始人之一裘法祖教授认为，我国如能实行“脑死亡”，将脑死亡者作为器官来源，将使更多的病人得到新生。器官移植果真是“脑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吗？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移植泌尿科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谭建明教授认为，脑死亡观念的确立对医学发展有积极意义，特别有利于推动器官移植、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器官移植的现状并不会因此得到根本性改观。据介绍，我国每年新增需要肾移植的病人20余万，而每年只有5000例病人能够找到合适的供体，约占总数的2%。目前，99%的移植供体来自尸体移植。“脑死亡”在临床上极罕见，据国外资料统计只有1%，相对巨大的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即使在“脑死亡”观念十分普及的美国，99%持驾驶执照者同意捐献器官，每年也只能实施2万例肾移植手术，而新登记的肾移植患者多达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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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大众对“脑死亡”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据专家们推算，要中国老百姓认同“脑死亡”并愿意捐赠器官，估计还需要10年的时间。谭教授算了一笔账：肾移植手术一次花费5万至10万元，5年后的存活率高达85%，此后每年的医疗费用将降至5000元，恢复健康总共花费15万元左右。得不到肾移植的病人只能依靠血透维持生命，5年最少花费50万元，且5年存活率只有50%。如果“脑死亡”者自愿捐献脏器，必然利国利民。
谭教授指出，在我国，“脑死亡”立法虽最先由器官移植界提出，但就其社会意义来说，器官移植应该排在最后一位。新出台的标准，还赋予了公众选择权，亲属可以选择继续抢救或者放弃，同意或者拒绝器官移植。
相关法律有待完善
“脑死亡”标准的出台，也对现有法律提出了挑战。我国法律对死亡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是遵循医学的解释。在“脑死亡”没有得到法律认可前，医生放弃对“脑死亡”者的抢救，可能被视为谋杀或不作为。
此外，“脑死亡”诊断标准出台后，由死亡产生的一些法律权利，如遗产继承等，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百拇医药(钟铮 田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