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报道——讲述·非洲
如果你的生活是这样的:
早晨起来你和你的3个孩子吃早餐,其中一个虽然还在襁褓之中,但已经注定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你的丈夫在300公里之外工作,每年回家两次。在这期间,他到各种地方嫖宿。每次与丈夫性交,你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你上班时经过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和他的弟弟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在另一间房子里,当这间房子的女主人要求她的丈夫使用安全套的时候,她被骂做是一个妓女,遭到痛打,然后被扔到大街上。那边躺着一个病得垂死的男人,没有医生,没有诊所,没有药品,没有食物,没有毛毯,甚至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午休的时候,你和同事们一起吃饭,你知道她们中1/3的人已经病得很重。你们小声谈论着一个承认被那种“瘟疫”感染的朋友,她被邻居们用石头活活砸死。你的闲暇时间被每个周末举行的一个又一个葬礼占据着。每晚入睡前,你都担心你这个年龄的人活不到40岁。仍然,你和你周围的人们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非洲大陆的南部,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在这里,不愿被提到的词语是AIDS,而当这场灾难发生的时候,最令人痛心的悲剧是,有太多的人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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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结核病”患者的故事
在他要说话之前,他的喉头一阵痉挛。他在一张木板上剧烈地颤抖着,他希望用那条已经破旧不堪的毛毯把自己裹紧。他太虚弱,以至于走不出这间屋子。他记不清上次吃饭在什么时候,他也记不清病了有多长时间。“很长时间了,或许是从6个月之前开始。”他知道自己患有结核病,他相信那仅仅是结核病。
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Beatrice Road医院的一位AIDS患者,这里的结核病房里,90%的结核病人患有AIDS。
他叫Fundisi Khumako,22岁,尽管他自己不知道,但他的确是一位艾滋病患者,Tugeka Ferry AIDS家庭护理计划的第309号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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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眼睛。他曾经在约翰内斯堡(南非)的一家发廊里工作,住在廉价城区的一个男性旅社里,也有“几个”女朋友。他知道旅社里有的年轻人生了病。当这些人的病严重到不能工作时,他们就回到像Msinga Top这样的乡村。
在这里,在非洲乡间残破的茅屋里,垂死的病人通常认为,折磨他们家庭和邻居的疾病是他们无法摆脱的贫困的后果。或者,这是巫术的力量。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因此受到巫术的惩罚。邻居的嫉妒之心侵犯了你,你没有抚慰祖先的神灵,所以他们诅咒你。 南非的一些人认为。这种疾病是在种族隔离时代结束之后,白人用来控制黑人的工具。
对于AIDS的无知是深刻的。但是,葬礼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邻居们跋涉到墓地,参加年轻人或者中年人的昂贵的葬礼。死者通常是突然发病,与老年人相比,他们往往在更短的时间内死去。家里人说,是肺炎、结核病或者疟疾夺去了他们的儿子、妻子或者孩子的生命。“但是,你开始听到真话,”南非德班的家庭护理志愿者Busi Magwazi说:“在教堂里,在墓地中,人们在说,‘是的,她是得AIDS死的。’人们在谈论着,尽管那些家庭并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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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是这种流行病失控的关键原因。调查显示,许多非洲人已经开始知道,有一种被称为AIDS的性传播疾病是不可治愈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生活在危险之中,浅薄的知识没有导致他们性行为方式的改变。同时,非洲面临着太多的危险和困境,饥荒、战乱、由于种族矛盾而产生的暴力、贫穷,等等,作为迟来的危险AIDS似乎并不能同上述危险相比。但是,死亡的故事在这个大陆上仍在继续……
被放逐者的故事
Laetitia Hambahkane(并非本人真实姓名)51岁,她和她的弟弟都患有AIDS。她承认了自己的病情,但他没有。Umkazi镇贫穷的街道中,在她母亲的房子里,她的母亲守在儿子的身边,照料他,保护他,坚决地认为她的儿子只患有结核病。Laetitia是个被放逐的人,首先从她的家庭,然后从她的社会。
一直以来,Laetitia的工作是在Durban做家庭佣人,每月将所有的收入交给她的母亲。她曾经恋爱过很多次,现在有4个孩子。“我爱最后一个男人,”她回忆说,“从他走后,我再也没有别的男人,再也没有性生活。”那时是1992年,但是Laetitia已经感染了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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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6年,Laititia开始出现AIDS的症状。她的雇主让她去看医生,然后,在没有询问确切诊断的情况下就解雇了她。她的血检结果呈HIV阳性。“我真希望我那时就死了。”她说。但是,她还要面对更多的东西。
大约有几个星期,她不敢对任何人提起自己的病情,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她的孩子。他们感到羞耻和恐惧。更可怕的是,她把这一切告诉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对Laetitia不能再工作挣钱感到十分愤怒。她命令Laetitia离开家。Laetitia不愿意,她就威胁说要卖掉房子。最后,母亲用木板将Laetitia的屋子隔开。Laetitia于是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没有窗户的空间里,只有一扇破旧不堪的门直通向街道。她开始靠零售啤酒、香烟和糖来支撑自己和孩子们的生活。
她的母亲不再和她讲话。德班Sinoziso项目的家庭护理志愿者Magwazi说:“如果你不再被你的家庭接纳,那么,没有人会接纳你。”当Laetitia出门的时候,邻居们鄙视她,高个儿的男孩子抢走她的钱包,小孩子们也嘲笑她。她自己的孩子也厌倦了她的病,不愿再帮她做任何事。Laetitia抱怨说:“当我不能起床的时候,他们不会给我弄来吃的。”有一天,小镇的几个年轻人闯到她的家里,骂她是女巫,是妓女,而且打了她。当她把这一切报告警察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又来了,威胁要烧掉她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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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母亲的排斥是最令Laetitia伤心的。她哭着说:“母亲在帮我的弟弟掩盖着事实,她为什么一点都不帮我?我知道我的母亲不会把我妥善安葬,我知道在我死后她不会照顾我的孩子。”
孤独中死去
然而,Laetitia的故事并非唯一。南部非洲城镇中的HIV验血站,往往很少有人登门,尽管这里可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HIV感染率。“如果男人到这里来的话,人们会说他有外遇,如果女人到这里来,人们就说她是个淫荡的女人。”验血站的一位医师说。
在这里工作的很多医师已经向社会压力和法律的限制低头了。他们不在死亡证明书上做出AIDS的记录。南非的Mokk医师说:“我记录下的诊断有结核或者脑膜炎或者腹泻,但是我从来不会记录AIDS。在数年前,医师甚至被禁止在病历上记录下免疫力缺陷或HIV携带状态,现在他们才允许记录下AIDS患者的血液检验结果,以保护其他的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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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长途卡车司机的故事
Louis Chikoka将他的18轮货车停到了Francistown边缘的一个路边休息站。他从南非的德班出发,运送大米到刚果。Francistown是多条国际运输线路的焦点,在这里,43%的成年人是HIV阳性。
象南部非洲许多国家中的男性一样,Chikoka的工作是流动性的,经常跨越国境。沿着博斯瓦纳的运输生命线,这些人运送着物资,同时也将HIV传播到各个地方。
Angeningo戏剧团在坦桑尼亚angani附近的一座小渔村
里表演一幕关于AIDS的话剧
, 百拇医药 在12小时的行车之后,Chikoka仍然没有显出疲惫。他跳下车,点上一支烟,他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他用手指着远处的一个女人说:“我们管她们这些人叫‘野鸡’(bitches),她们是等着‘短工’(short service)的。”
“什么是‘短工’?”
“就是按照你达到射精的时间来付钱。”Chikoka解释说,“有时我们到树后边去,有时就在卡车里。这往往要花我20 rands(约合2.84美元)。他们知道我们司机有钱。”
他向着那边站在一堆纸箱子旁边的女人点点头。“我们更喜欢她们,”他说,那些人是“女商人”,她们把水果、卫生纸和玩具走私到沿途的其他地方。“她们找我们帮她们送货,”Chikoka说,这是不涉及金钱的交易。“她们用身体付账。”
而Chikoka最喜欢的是dry sex。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为了取悦男人,女人们有时将草药、盐水、烟草或者肥料等塞入阴道。这样,导致阴道粘膜肿胀,人体天然的润滑液体也被吸干。Dry sex对女人而言是疼痛和危险的。干燥物质抑制了阴道的正常菌群,摩擦很容易导致阴道壁撕裂伤。这种性行为方式显著提高了女性感染HIV的几率。Chikoka补充说,如果是dry sex的话,女人可以要更多的钱,大约50-60 rands(约合7.75美元)。这足够付孩子的学费,或者够一家人吃上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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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koka知道自己的商业性行为倾向会传播AIDS,他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会将这种病传给他的妻子,他知道得了这种病的人会死。“是的,HIV是很可怕,”他说,“但是,性是很自然的事情。性不是啤酒或者香烟。你能够戒烟或者戒酒,但是,除非你把男人阉割,他才会停止性行为,否则,他们就会死掉。”
随着南部非洲对流动劳工的依赖,上百万的男性在进行着与Chikoka相同的生活方式。男人为了挣钱,到有工作的地方去:矿山、城镇或者公路,将他们的女人抛在贫穷的乡下。他们住在只有男人的廉价旅社,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近妓女或者一个“城里的妻子”。从这些人身上,他们轻易地获得了第二个家庭、一般的性传播疾病和HIV。一年之中,他们回家几次,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带给他们的妻子或者女朋友。
同时,HIV并不仅仅侵及贫困人群,受教育人群或者高收入人群同样受到影响。士兵、医生、警察、教师和地区行政官员经常和家庭分开,到乡村参加公益服务。在那里,他们有钱,而那里的女人没有男人。于是,婚外性行为十分常见。这几乎导致部分地区关键职业从业者数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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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性工作者的故事
为了有一份工作,Thandiwe在1992年非法进入南非境内。那时,她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餐厅擦地板。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来自津巴布韦老家的厨师,他们有了两个孩子,然后,他们结了婚。一天晚上,她的丈夫被人开枪打死在餐厅里。
她将丈夫的尸体运回家乡,但是,根据当地的风俗,她被要求和丈夫的一个兄弟睡觉,既接受“清洗”(ckeansing),因为死了丈夫的女人被认为身上带有肮脏的东西。Thandiwe在1998年接受血检时HIV呈阴性。但是,如果是阳性,那么这种习俗无疑是传播HIV的渠道。她丈夫的兄弟们只想收养她的两个女儿,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都已经死去了,然后,把她嫁给山里的一个老叔公。她逃走了。
但是,独自一个人,Thandiwe开始绝望,“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挨饿。”有一天,遇到了一个朋友。“她告诉我她是一个性工作者(sex worker),她说:‘你为什么苦恼?让我们去一个很快能够赚到钱的地方吧。’”Thandiwe说:“我去了。我那时很怕。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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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太阳下山后,她都到Tongogaro街去,在手提包里放上几个安全套(避孕套),那里有许多有钱的客人。她在10点之前一定回家,这样她就不用再因为回程车,而为出租车司机*****。“每次服务我都会获得200津巴布韦元(约合5美元),”她说,如果是特殊服务的话,需要加钱。她对每位客人是用2个安全套,有时候用3个。“如果他们说不,那么我也说不。”但是,曾经有的因此怨恨的嫖客打了她。一般在挣到1000~1500津巴布韦元之后,她就回家。她挣的钱比邻居们多得多,足购买一台电视机,为她的女儿买羊毛衫,在晚饭的餐桌上添上肉菜。
“我非常羞愧,”她默默地说着。她不再去教堂了。“每天我都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不再干这个?’答案是,‘如果我找到一份工作’…”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但现在,没有别的选择,没有。”正如那长途卡车司机Chikoka所说的:“她们靠性来吃饭。她们没有男人,她们没有工作,但是她们有孩子,孩子们必须吃饭。”Thandiwe的两个朋友已经因为性交易死于AIDS了。而她能做什么呢?“我只希望我还没有被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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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偶然性行为在这里是很常见的。妓女是承认自己为金钱而做的人。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以性为娱乐,以性为交易,或为还债,或被强迫,第二家庭,多个性伴侣,随处可见。南部非洲的乡村教师是HIV阳性率很高的一个群体。他们绝大多数为男性。贫穷的乡村妇女用性来交换学费,女孩子用性来交换“A”。
但是,很少有男人知道自己是否携带HIV。许多男人在病倒后仍拒绝检验。许多怀疑自己是HIV阳性的男性都有一种错误的逻辑:如果我已经被感染,那么我不会再被感染了。但是,女性是受到AIDS影响最大的群体,无论这是文化、传统、病态的暴力、男权问题或是女性的卑微地位问题,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死去。
第17号婴儿床上孩子的故事
KwaZuku-Natak地区的苏格兰教堂医院简陋而拥挤的病房里,第17号婴儿床上,一个三岁大的婴儿即将死去。从出生开始,她似乎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健康。她患有结核、口疮、慢性腹泻、营养不良和严重呕吐。血检报告显示,她患有AIDS,但是,这并没有被记录在她的病例里。她的母亲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病得这么严重。小家伙接受了2年的母乳哺育,但是,当她断奶后,她吃不下固体的食物。很长时间以来,她的母亲一直以为是食物出了问题。但是,她的孩子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症状,她将孩子送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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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quelezans医院,一位祖母不忍心去看自己年幼的
患有AIDS的孙女。在这一地区,30%的母亲是HIV阳性
她为自己的孩子祈祷,希望她很快好起来。像在医院里照料孩子的其他母亲一样,她经常为孩子更换脏了的尿布,铺平床单,在苍白无力的小嘴唇之间挤入一些营养品,试图在苍白的笑脸上唤起一丝微笑。
她的丈夫在约翰内斯堡工作,他住在一个廉价的男性旅社,每年回家两次。她今年25岁。她听说过AIDS,但是她不知道AIDS可以经过性传播,她不知道她或她的丈夫究竟有没有AIDS。
每年,南非有7万新生儿感染HIV。第17号婴儿床上的孩子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当AIDS将婴儿扼杀与襁褓中的时候,它也在制造着一个孤儿的时代。据Kaiser Famiky基金会估计,到2005年,约有80万南非年轻人(14岁以下)将因为AIDS失去双亲,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200万。这些年轻人通常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动荡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使他们轻易地接近毒品、性乱和暴力,成为AIDS新的牺牲品。 一个国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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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有故事中最短的一个。
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伊始,它面对着的是令人欣喜的繁荣,没有外债,它的货币比美元更加坚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个事实,垂直落体般下滑的经济和15~49岁成年人中1/4的HIV感染率,每年,65000人死于AIDS。
人们悲惨地看到达尔文规则的悖论,不再是适者生存,而是最具有精力和活力的人们在不断死去。
那位母亲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得了什么病,她默默地说着:“宝宝快好起来,快好起来…”但是,3天后,孩子死去了。母亲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患上了AIDS,她的丈夫呢?她也不知道。但是如果她留心,她会看到,在第17号婴儿床上,在医院里,在南部非洲大陆,同样的故事仍在继续……
点评
这些非洲的故事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感受呢?惨不忍睹。令人悲叹。艾滋病、结核和其他严重感染在残酷地折磨非洲那些无辜的人们,包括孩子,使他们失去劳动和生活的能力,使他们走向死亡。贫穷、落后、战乱等已经使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艾滋病的传播更是火上浇油。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艾滋病的危害有多么严重,有多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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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本期所述那类悲惨故事发生。但潜伏的危险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安全性行为、注射吸毒等。如果您翻阅一下近1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皮肤性病专业期刊,您可随时看到以下词语:“妓女”、“暗娼”、“口交”、“肛交”,您也会发现,一般出现于生殖器上的尖锐湿疣竟然长在口唇上。这些都说明,传播艾滋病和性病的危险在我国也同样存在。一旦得了艾滋病,适当的治疗虽可延长生命,但等待病人的最终还是过早地死亡。何况能够负担得起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费用的只是少数。因此关键还是在于预防。
“性工作者”sex worker这个词在学术期刊中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这也许是指从事卖淫者的不带有鄙视含义的词,而且可能还适用于男女两性。我国也有性工作者存在,而且有文献资料表明,其中很多人对艾滋病、性病、不安全性行为等一无所知。对这些人,进行预防控制艾滋病和性病方面的宣传教育难度很大。对这些人采取鄙视或漠视的态度,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找到并利用适合于这些人的方式方法进行宣传教育,才可能扭转不安全性行为。
照日
亚强, 百拇医药
早晨起来你和你的3个孩子吃早餐,其中一个虽然还在襁褓之中,但已经注定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你的丈夫在300公里之外工作,每年回家两次。在这期间,他到各种地方嫖宿。每次与丈夫性交,你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你上班时经过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和他的弟弟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在另一间房子里,当这间房子的女主人要求她的丈夫使用安全套的时候,她被骂做是一个妓女,遭到痛打,然后被扔到大街上。那边躺着一个病得垂死的男人,没有医生,没有诊所,没有药品,没有食物,没有毛毯,甚至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午休的时候,你和同事们一起吃饭,你知道她们中1/3的人已经病得很重。你们小声谈论着一个承认被那种“瘟疫”感染的朋友,她被邻居们用石头活活砸死。你的闲暇时间被每个周末举行的一个又一个葬礼占据着。每晚入睡前,你都担心你这个年龄的人活不到40岁。仍然,你和你周围的人们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非洲大陆的南部,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在这里,不愿被提到的词语是AIDS,而当这场灾难发生的时候,最令人痛心的悲剧是,有太多的人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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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结核病”患者的故事
在他要说话之前,他的喉头一阵痉挛。他在一张木板上剧烈地颤抖着,他希望用那条已经破旧不堪的毛毯把自己裹紧。他太虚弱,以至于走不出这间屋子。他记不清上次吃饭在什么时候,他也记不清病了有多长时间。“很长时间了,或许是从6个月之前开始。”他知道自己患有结核病,他相信那仅仅是结核病。
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Beatrice Road医院的一位AIDS患者,这里的结核病房里,90%的结核病人患有AIDS。
他叫Fundisi Khumako,22岁,尽管他自己不知道,但他的确是一位艾滋病患者,Tugeka Ferry AIDS家庭护理计划的第309号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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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眼睛。他曾经在约翰内斯堡(南非)的一家发廊里工作,住在廉价城区的一个男性旅社里,也有“几个”女朋友。他知道旅社里有的年轻人生了病。当这些人的病严重到不能工作时,他们就回到像Msinga Top这样的乡村。
在这里,在非洲乡间残破的茅屋里,垂死的病人通常认为,折磨他们家庭和邻居的疾病是他们无法摆脱的贫困的后果。或者,这是巫术的力量。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因此受到巫术的惩罚。邻居的嫉妒之心侵犯了你,你没有抚慰祖先的神灵,所以他们诅咒你。 南非的一些人认为。这种疾病是在种族隔离时代结束之后,白人用来控制黑人的工具。
对于AIDS的无知是深刻的。但是,葬礼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邻居们跋涉到墓地,参加年轻人或者中年人的昂贵的葬礼。死者通常是突然发病,与老年人相比,他们往往在更短的时间内死去。家里人说,是肺炎、结核病或者疟疾夺去了他们的儿子、妻子或者孩子的生命。“但是,你开始听到真话,”南非德班的家庭护理志愿者Busi Magwazi说:“在教堂里,在墓地中,人们在说,‘是的,她是得AIDS死的。’人们在谈论着,尽管那些家庭并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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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是这种流行病失控的关键原因。调查显示,许多非洲人已经开始知道,有一种被称为AIDS的性传播疾病是不可治愈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生活在危险之中,浅薄的知识没有导致他们性行为方式的改变。同时,非洲面临着太多的危险和困境,饥荒、战乱、由于种族矛盾而产生的暴力、贫穷,等等,作为迟来的危险AIDS似乎并不能同上述危险相比。但是,死亡的故事在这个大陆上仍在继续……
被放逐者的故事
Laetitia Hambahkane(并非本人真实姓名)51岁,她和她的弟弟都患有AIDS。她承认了自己的病情,但他没有。Umkazi镇贫穷的街道中,在她母亲的房子里,她的母亲守在儿子的身边,照料他,保护他,坚决地认为她的儿子只患有结核病。Laetitia是个被放逐的人,首先从她的家庭,然后从她的社会。
一直以来,Laetitia的工作是在Durban做家庭佣人,每月将所有的收入交给她的母亲。她曾经恋爱过很多次,现在有4个孩子。“我爱最后一个男人,”她回忆说,“从他走后,我再也没有别的男人,再也没有性生活。”那时是1992年,但是Laetitia已经感染了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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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6年,Laititia开始出现AIDS的症状。她的雇主让她去看医生,然后,在没有询问确切诊断的情况下就解雇了她。她的血检结果呈HIV阳性。“我真希望我那时就死了。”她说。但是,她还要面对更多的东西。
大约有几个星期,她不敢对任何人提起自己的病情,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她的孩子。他们感到羞耻和恐惧。更可怕的是,她把这一切告诉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对Laetitia不能再工作挣钱感到十分愤怒。她命令Laetitia离开家。Laetitia不愿意,她就威胁说要卖掉房子。最后,母亲用木板将Laetitia的屋子隔开。Laetitia于是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没有窗户的空间里,只有一扇破旧不堪的门直通向街道。她开始靠零售啤酒、香烟和糖来支撑自己和孩子们的生活。
她的母亲不再和她讲话。德班Sinoziso项目的家庭护理志愿者Magwazi说:“如果你不再被你的家庭接纳,那么,没有人会接纳你。”当Laetitia出门的时候,邻居们鄙视她,高个儿的男孩子抢走她的钱包,小孩子们也嘲笑她。她自己的孩子也厌倦了她的病,不愿再帮她做任何事。Laetitia抱怨说:“当我不能起床的时候,他们不会给我弄来吃的。”有一天,小镇的几个年轻人闯到她的家里,骂她是女巫,是妓女,而且打了她。当她把这一切报告警察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又来了,威胁要烧掉她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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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母亲的排斥是最令Laetitia伤心的。她哭着说:“母亲在帮我的弟弟掩盖着事实,她为什么一点都不帮我?我知道我的母亲不会把我妥善安葬,我知道在我死后她不会照顾我的孩子。”
孤独中死去
然而,Laetitia的故事并非唯一。南部非洲城镇中的HIV验血站,往往很少有人登门,尽管这里可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HIV感染率。“如果男人到这里来的话,人们会说他有外遇,如果女人到这里来,人们就说她是个淫荡的女人。”验血站的一位医师说。
在这里工作的很多医师已经向社会压力和法律的限制低头了。他们不在死亡证明书上做出AIDS的记录。南非的Mokk医师说:“我记录下的诊断有结核或者脑膜炎或者腹泻,但是我从来不会记录AIDS。在数年前,医师甚至被禁止在病历上记录下免疫力缺陷或HIV携带状态,现在他们才允许记录下AIDS患者的血液检验结果,以保护其他的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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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长途卡车司机的故事
Louis Chikoka将他的18轮货车停到了Francistown边缘的一个路边休息站。他从南非的德班出发,运送大米到刚果。Francistown是多条国际运输线路的焦点,在这里,43%的成年人是HIV阳性。
象南部非洲许多国家中的男性一样,Chikoka的工作是流动性的,经常跨越国境。沿着博斯瓦纳的运输生命线,这些人运送着物资,同时也将HIV传播到各个地方。
Angeningo戏剧团在坦桑尼亚angani附近的一座小渔村
里表演一幕关于AIDS的话剧
, 百拇医药 在12小时的行车之后,Chikoka仍然没有显出疲惫。他跳下车,点上一支烟,他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他用手指着远处的一个女人说:“我们管她们这些人叫‘野鸡’(bitches),她们是等着‘短工’(short service)的。”
“什么是‘短工’?”
“就是按照你达到射精的时间来付钱。”Chikoka解释说,“有时我们到树后边去,有时就在卡车里。这往往要花我20 rands(约合2.84美元)。他们知道我们司机有钱。”
他向着那边站在一堆纸箱子旁边的女人点点头。“我们更喜欢她们,”他说,那些人是“女商人”,她们把水果、卫生纸和玩具走私到沿途的其他地方。“她们找我们帮她们送货,”Chikoka说,这是不涉及金钱的交易。“她们用身体付账。”
而Chikoka最喜欢的是dry sex。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为了取悦男人,女人们有时将草药、盐水、烟草或者肥料等塞入阴道。这样,导致阴道粘膜肿胀,人体天然的润滑液体也被吸干。Dry sex对女人而言是疼痛和危险的。干燥物质抑制了阴道的正常菌群,摩擦很容易导致阴道壁撕裂伤。这种性行为方式显著提高了女性感染HIV的几率。Chikoka补充说,如果是dry sex的话,女人可以要更多的钱,大约50-60 rands(约合7.75美元)。这足够付孩子的学费,或者够一家人吃上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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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koka知道自己的商业性行为倾向会传播AIDS,他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会将这种病传给他的妻子,他知道得了这种病的人会死。“是的,HIV是很可怕,”他说,“但是,性是很自然的事情。性不是啤酒或者香烟。你能够戒烟或者戒酒,但是,除非你把男人阉割,他才会停止性行为,否则,他们就会死掉。”
随着南部非洲对流动劳工的依赖,上百万的男性在进行着与Chikoka相同的生活方式。男人为了挣钱,到有工作的地方去:矿山、城镇或者公路,将他们的女人抛在贫穷的乡下。他们住在只有男人的廉价旅社,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近妓女或者一个“城里的妻子”。从这些人身上,他们轻易地获得了第二个家庭、一般的性传播疾病和HIV。一年之中,他们回家几次,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带给他们的妻子或者女朋友。
同时,HIV并不仅仅侵及贫困人群,受教育人群或者高收入人群同样受到影响。士兵、医生、警察、教师和地区行政官员经常和家庭分开,到乡村参加公益服务。在那里,他们有钱,而那里的女人没有男人。于是,婚外性行为十分常见。这几乎导致部分地区关键职业从业者数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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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性工作者的故事
为了有一份工作,Thandiwe在1992年非法进入南非境内。那时,她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餐厅擦地板。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来自津巴布韦老家的厨师,他们有了两个孩子,然后,他们结了婚。一天晚上,她的丈夫被人开枪打死在餐厅里。
她将丈夫的尸体运回家乡,但是,根据当地的风俗,她被要求和丈夫的一个兄弟睡觉,既接受“清洗”(ckeansing),因为死了丈夫的女人被认为身上带有肮脏的东西。Thandiwe在1998年接受血检时HIV呈阴性。但是,如果是阳性,那么这种习俗无疑是传播HIV的渠道。她丈夫的兄弟们只想收养她的两个女儿,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都已经死去了,然后,把她嫁给山里的一个老叔公。她逃走了。
但是,独自一个人,Thandiwe开始绝望,“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挨饿。”有一天,遇到了一个朋友。“她告诉我她是一个性工作者(sex worker),她说:‘你为什么苦恼?让我们去一个很快能够赚到钱的地方吧。’”Thandiwe说:“我去了。我那时很怕。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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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太阳下山后,她都到Tongogaro街去,在手提包里放上几个安全套(避孕套),那里有许多有钱的客人。她在10点之前一定回家,这样她就不用再因为回程车,而为出租车司机*****。“每次服务我都会获得200津巴布韦元(约合5美元),”她说,如果是特殊服务的话,需要加钱。她对每位客人是用2个安全套,有时候用3个。“如果他们说不,那么我也说不。”但是,曾经有的因此怨恨的嫖客打了她。一般在挣到1000~1500津巴布韦元之后,她就回家。她挣的钱比邻居们多得多,足购买一台电视机,为她的女儿买羊毛衫,在晚饭的餐桌上添上肉菜。
“我非常羞愧,”她默默地说着。她不再去教堂了。“每天我都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不再干这个?’答案是,‘如果我找到一份工作’…”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但现在,没有别的选择,没有。”正如那长途卡车司机Chikoka所说的:“她们靠性来吃饭。她们没有男人,她们没有工作,但是她们有孩子,孩子们必须吃饭。”Thandiwe的两个朋友已经因为性交易死于AIDS了。而她能做什么呢?“我只希望我还没有被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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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偶然性行为在这里是很常见的。妓女是承认自己为金钱而做的人。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以性为娱乐,以性为交易,或为还债,或被强迫,第二家庭,多个性伴侣,随处可见。南部非洲的乡村教师是HIV阳性率很高的一个群体。他们绝大多数为男性。贫穷的乡村妇女用性来交换学费,女孩子用性来交换“A”。
但是,很少有男人知道自己是否携带HIV。许多男人在病倒后仍拒绝检验。许多怀疑自己是HIV阳性的男性都有一种错误的逻辑:如果我已经被感染,那么我不会再被感染了。但是,女性是受到AIDS影响最大的群体,无论这是文化、传统、病态的暴力、男权问题或是女性的卑微地位问题,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死去。
第17号婴儿床上孩子的故事
KwaZuku-Natak地区的苏格兰教堂医院简陋而拥挤的病房里,第17号婴儿床上,一个三岁大的婴儿即将死去。从出生开始,她似乎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健康。她患有结核、口疮、慢性腹泻、营养不良和严重呕吐。血检报告显示,她患有AIDS,但是,这并没有被记录在她的病例里。她的母亲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病得这么严重。小家伙接受了2年的母乳哺育,但是,当她断奶后,她吃不下固体的食物。很长时间以来,她的母亲一直以为是食物出了问题。但是,她的孩子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症状,她将孩子送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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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quelezans医院,一位祖母不忍心去看自己年幼的
患有AIDS的孙女。在这一地区,30%的母亲是HIV阳性
她为自己的孩子祈祷,希望她很快好起来。像在医院里照料孩子的其他母亲一样,她经常为孩子更换脏了的尿布,铺平床单,在苍白无力的小嘴唇之间挤入一些营养品,试图在苍白的笑脸上唤起一丝微笑。
她的丈夫在约翰内斯堡工作,他住在一个廉价的男性旅社,每年回家两次。她今年25岁。她听说过AIDS,但是她不知道AIDS可以经过性传播,她不知道她或她的丈夫究竟有没有AIDS。
每年,南非有7万新生儿感染HIV。第17号婴儿床上的孩子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当AIDS将婴儿扼杀与襁褓中的时候,它也在制造着一个孤儿的时代。据Kaiser Famiky基金会估计,到2005年,约有80万南非年轻人(14岁以下)将因为AIDS失去双亲,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200万。这些年轻人通常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动荡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使他们轻易地接近毒品、性乱和暴力,成为AIDS新的牺牲品。 一个国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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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有故事中最短的一个。
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伊始,它面对着的是令人欣喜的繁荣,没有外债,它的货币比美元更加坚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个事实,垂直落体般下滑的经济和15~49岁成年人中1/4的HIV感染率,每年,65000人死于AIDS。
人们悲惨地看到达尔文规则的悖论,不再是适者生存,而是最具有精力和活力的人们在不断死去。
那位母亲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得了什么病,她默默地说着:“宝宝快好起来,快好起来…”但是,3天后,孩子死去了。母亲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患上了AIDS,她的丈夫呢?她也不知道。但是如果她留心,她会看到,在第17号婴儿床上,在医院里,在南部非洲大陆,同样的故事仍在继续……
点评
这些非洲的故事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感受呢?惨不忍睹。令人悲叹。艾滋病、结核和其他严重感染在残酷地折磨非洲那些无辜的人们,包括孩子,使他们失去劳动和生活的能力,使他们走向死亡。贫穷、落后、战乱等已经使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艾滋病的传播更是火上浇油。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艾滋病的危害有多么严重,有多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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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本期所述那类悲惨故事发生。但潜伏的危险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安全性行为、注射吸毒等。如果您翻阅一下近1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皮肤性病专业期刊,您可随时看到以下词语:“妓女”、“暗娼”、“口交”、“肛交”,您也会发现,一般出现于生殖器上的尖锐湿疣竟然长在口唇上。这些都说明,传播艾滋病和性病的危险在我国也同样存在。一旦得了艾滋病,适当的治疗虽可延长生命,但等待病人的最终还是过早地死亡。何况能够负担得起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费用的只是少数。因此关键还是在于预防。
“性工作者”sex worker这个词在学术期刊中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这也许是指从事卖淫者的不带有鄙视含义的词,而且可能还适用于男女两性。我国也有性工作者存在,而且有文献资料表明,其中很多人对艾滋病、性病、不安全性行为等一无所知。对这些人,进行预防控制艾滋病和性病方面的宣传教育难度很大。对这些人采取鄙视或漠视的态度,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找到并利用适合于这些人的方式方法进行宣传教育,才可能扭转不安全性行为。
照日
亚强,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