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开发如何选择理想处方
开发中药要冒很大风险，不会百分之百成功，但有些失误是事先考虑不周造成的，可以预先通过人为努力、周密计划、合理安排来避免，千头万绪，其中先确定一个理想的中药处方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一个好药首先是有效，其次是安全、成分可控、质量稳定。做到这些，就要在新药开发伊始，选择理想的处方。处方体现了中药的“理、法、方、药”组成规范，它通过成分、用量、配伍原则等体现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开发新药的体现。如果处方选择不当，则会“一路不顺”，而且处方一经确定开始运作，便不可改动，处方一改，牵动全面，几乎等于重做。所以一张规范的中药处方是开发新药成功的保证。
处方的选择
目前新研制的中成药绝大多数是第三类中成药，其中新的中药复方制剂多为古方、秘方、验方和改变传统处方组成的新方剂等。若为古方，应提供古代文献的年代、版本及有关记述的复印件，不可自封为传统古方。若为验方，应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其出自于有名医师之手及临床疗效。以往新药审批中，不乏见到自称祖传几代的所谓秘方，皆组方复杂、层次不清、方解困难，又常含有较难处置的炮制方法。也有称“奇效神方”者，或来自仙山道长，或宫廷御医甚至监牢死囚者，颇有神秘色彩，多不符合新药研制规范。有些药方自称治愈率很高，往往寥寥几例，却夸大范围，开发新药成功者不多，不可轻易听信。有的药方治愈恶性肿瘤显奇效，追查病例则多为诊断依据不足或刚刚放化疗结束，缺乏足够的疗效证据，依此投资开发新药，以后在药效学和临床试验都难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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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药三类新药的研制多从临床中开始，即先有治疗效果，再有制剂研究。这种处方的来源多建立在临床有效病例的基础上，只要制剂相符，其失败的风险较小，但其高科技含量相对较小，有低水平重复现象。另外，有些中药为单味中药或寥寥几味中药的提取物，中药的成分提炼越纯，则越接近化学药品，与中药的多成分、多靶点的综合调理机制存在距离，疗效可能不尽如人意。在选择处方时，这些因素都应考虑到。必须规范中药材
中药材的可变因素甚多，由于一种药材就是一个大复方，又受产地、采摘季节、加工炮制方法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其中药材中所含成分的种类和数量多有变动，加之有同药异名和同名异药的存在，往往使有效成分不能保持一致，影响新药质量。例如薏苡仁不同产地化学成分差别很大，炮制方法也分清炒、土炒、麸炒、洗润后清炒等，处方中如不加注明，均会影响制剂的质量控制和疗效。又如抗肿瘤常用药山豆根，实为北豆根，为防己科多年生藤本植物蝙蝠葛的根茎，如不加注明，则习惯上可视为广豆根，为豆科植物柔枝槐的根，与北豆根是两种植物。这些均应在处方中写清，可用“角注”的方法注明药材控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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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药材要有法定标准，即药典所载，没有法定标准的组方成分要补做许多项目。一些地方产非正规药材的稀有动、植物入药常找不到法定标准而盲目入药，还有些属于扩大了的药材范围也应注意，如鳖甲为药典上所载，但以全鳖粉作为药材入药则在药典上无记载。近年以新鲜动植物入药者多，则更应注意药材标准所载药材的条件和种类。对涉及国家保护的动植物药材应慎重，要注明来源、代用品等条件，如虎骨、犀角禁止入药，何者可用水牛骨代用等。而牛黄则人工合成代用品较为成熟，已广泛应用。熊胆的人工养殖取胆汁工艺已经成熟，则注明药材来源即可。
组方合理是基础
中药是应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符合传统中药的规范，君、臣、佐、使应合理安排，各有所主，相辅相成。申报材料中对方剂的解释也应条理分明、令人信服。组方中君药处在显赫的地位，其整个处方的功能和主治也应和君药一致。君药在评价处方是否合理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抗肿瘤中成药，君药多为软坚散结、活血化瘀之药而非补益气血药，如强调其补益功能，也只能作为肿瘤辅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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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治要条理分明
中药新药开发要求用中医药理论阐述适应病症的病因、病机、治疗与方解，其功能与主治必须明确。如某方的功能为活血行气、软坚散结，主治气血瘀滞、症瘕积聚，适用于某个肿瘤，不可把适用于某个肿瘤的西医病名来代替中医的主治，也不应把消瘤抗癌之类的民间语言代替中医的主治。主治范围应当目标明确，以便于医生和患者选用，起码“虚、实、寒、热”等适应症应当醒目，辨证与辨病的内容不可相互混淆。如治感冒药，主治“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应当条理分明。抗肿瘤药的运用范围也不宜过广，如“金龙胶囊”“肝复乐”，主要治疗肝癌，便于临床应用。有的药则从头到脚所及脏器的肿瘤全治，没有副作用也没有疗效，令人茫然。这种百病全治的药物会给人以百病不治的感觉，主治范围应越集中越好。尽管中成药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扶正与祛邪不可截然分开，但是目前真正想搞一种又防又治、又扶正又祛邪的广谱抗肿瘤药，在实验与临床设计上都是异常艰难的。
组方要为制药条件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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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处方大小应适宜。如处方过小，折算出每日口服成药药量不足，难以达到产生药效的作用。如药味过多，剂量过大，生产的原料药体积也会过大，如装入一号胶囊，每顿服5粒以上，已感不便了。同时在制剂工艺中也会明显加大质量控制的难度，在药效学和长毒实验中，也会因灌胃量过大无法进行。故药味尽量控制在10味以下，如制成水九，每日剂量最好在6g以下。
其次要慎重对待配伍禁忌。处方用药应注意毒性药的成分和“十八反”、“十九畏”的传统配伍禁忌，对毒性药要能定性、定量分析，做到可控，并认真做好动物的毒性实验，在临床试验中，应认真总结毒性的表现及解救方法，最好能摸清药代动力学机理。
现代药物化学研究中，对处方配伍出现的新问题，会随时提出“不宜”的忠告，也应引起重视。例如三黄胶囊，由大黄、黄芩、黄连素加工制成，对三焦热盛有较好疗效，而在工艺中却颇有讲究。在黄连与大黄配伍的汤剂中，小檗碱型生物碱含量显著下降，这一有效成分在复方汤剂中溶出率只有单味生药水煎的1/3，黄连与黄芩同煎小檗碱又会与黄芩苷发生沉淀，故在配伍中，如用水煎剂则黄连与大黄、黄芩、甘草、金银花、栀子等配伍应注意降低药效的问题。再如，美国FDA关于马兜铃酸中草药肾损害的两个通报指出，涉及此类成分的植物有600多种，可引起肾损害及泌尿系统肿瘤，包括马兜铃、木通类、防己类、细辛类、青藤类等，并已影响一些中成药的出口，在新药研制的组方上，应当予以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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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疗效，也要有市场
中药虽好，贵在应用，所以开发前要考虑市场前景。据近两年统计，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中成药已达1300多种。已被公费医疗遴选等于和大于11个省者344种，六神丸、西黄丸、防风通圣丸等有28个省、直辖市入选公疗，但也有200余个品种无省公疗问津，甚至有些连生产厂家也找不到。这种“自然淘汰”的社会现象应当引起新药开发者的深思，那些无毒也无效的中药终究会被淘汰，一个处方的市场前景应提前考虑。
首先，应关注处方的功能和主治是否适合临床应用，是否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同类品种是否短缺。例如目前肿瘤放化疗减毒、提升白细胞的中药偏多，而提升血小板的有效药偏少。补益药以人参、黄芪、灵芝等为主药者甚多，造成雷同。社会发展动向对新药开发也有参考价值，如中国老龄人口日渐增多，老年性相关疾病用药会成为社会需求，如心脑血管病、老年性痴呆、骨质疏松等的防治药物，这些病多无法根治，又要长久服药，这便给研制新药带来了市场。恶性肿瘤、抑郁症等精神方面的疾病在增加，中成药的疏肝、养心、安神等功能独具特色，但这方面的新药并不多见。糖尿病方面的西药降糖药发展很快，但其对并发症的治疗很薄弱，如糖尿病性肾病、视网膜病等，中药开发应予以关注。(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肿瘤科 李佩文), 百拇医药
一个好药首先是有效，其次是安全、成分可控、质量稳定。做到这些，就要在新药开发伊始，选择理想的处方。处方体现了中药的“理、法、方、药”组成规范，它通过成分、用量、配伍原则等体现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开发新药的体现。如果处方选择不当，则会“一路不顺”，而且处方一经确定开始运作，便不可改动，处方一改，牵动全面，几乎等于重做。所以一张规范的中药处方是开发新药成功的保证。
处方的选择
目前新研制的中成药绝大多数是第三类中成药，其中新的中药复方制剂多为古方、秘方、验方和改变传统处方组成的新方剂等。若为古方，应提供古代文献的年代、版本及有关记述的复印件，不可自封为传统古方。若为验方，应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其出自于有名医师之手及临床疗效。以往新药审批中，不乏见到自称祖传几代的所谓秘方，皆组方复杂、层次不清、方解困难，又常含有较难处置的炮制方法。也有称“奇效神方”者，或来自仙山道长，或宫廷御医甚至监牢死囚者，颇有神秘色彩，多不符合新药研制规范。有些药方自称治愈率很高，往往寥寥几例，却夸大范围，开发新药成功者不多，不可轻易听信。有的药方治愈恶性肿瘤显奇效，追查病例则多为诊断依据不足或刚刚放化疗结束，缺乏足够的疗效证据，依此投资开发新药，以后在药效学和临床试验都难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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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药三类新药的研制多从临床中开始，即先有治疗效果，再有制剂研究。这种处方的来源多建立在临床有效病例的基础上，只要制剂相符，其失败的风险较小，但其高科技含量相对较小，有低水平重复现象。另外，有些中药为单味中药或寥寥几味中药的提取物，中药的成分提炼越纯，则越接近化学药品，与中药的多成分、多靶点的综合调理机制存在距离，疗效可能不尽如人意。在选择处方时，这些因素都应考虑到。必须规范中药材
中药材的可变因素甚多，由于一种药材就是一个大复方，又受产地、采摘季节、加工炮制方法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其中药材中所含成分的种类和数量多有变动，加之有同药异名和同名异药的存在，往往使有效成分不能保持一致，影响新药质量。例如薏苡仁不同产地化学成分差别很大，炮制方法也分清炒、土炒、麸炒、洗润后清炒等，处方中如不加注明，均会影响制剂的质量控制和疗效。又如抗肿瘤常用药山豆根，实为北豆根，为防己科多年生藤本植物蝙蝠葛的根茎，如不加注明，则习惯上可视为广豆根，为豆科植物柔枝槐的根，与北豆根是两种植物。这些均应在处方中写清，可用“角注”的方法注明药材控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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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药材要有法定标准，即药典所载，没有法定标准的组方成分要补做许多项目。一些地方产非正规药材的稀有动、植物入药常找不到法定标准而盲目入药，还有些属于扩大了的药材范围也应注意，如鳖甲为药典上所载，但以全鳖粉作为药材入药则在药典上无记载。近年以新鲜动植物入药者多，则更应注意药材标准所载药材的条件和种类。对涉及国家保护的动植物药材应慎重，要注明来源、代用品等条件，如虎骨、犀角禁止入药，何者可用水牛骨代用等。而牛黄则人工合成代用品较为成熟，已广泛应用。熊胆的人工养殖取胆汁工艺已经成熟，则注明药材来源即可。
组方合理是基础
中药是应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符合传统中药的规范，君、臣、佐、使应合理安排，各有所主，相辅相成。申报材料中对方剂的解释也应条理分明、令人信服。组方中君药处在显赫的地位，其整个处方的功能和主治也应和君药一致。君药在评价处方是否合理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抗肿瘤中成药，君药多为软坚散结、活血化瘀之药而非补益气血药，如强调其补益功能，也只能作为肿瘤辅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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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治要条理分明
中药新药开发要求用中医药理论阐述适应病症的病因、病机、治疗与方解，其功能与主治必须明确。如某方的功能为活血行气、软坚散结，主治气血瘀滞、症瘕积聚，适用于某个肿瘤，不可把适用于某个肿瘤的西医病名来代替中医的主治，也不应把消瘤抗癌之类的民间语言代替中医的主治。主治范围应当目标明确，以便于医生和患者选用，起码“虚、实、寒、热”等适应症应当醒目，辨证与辨病的内容不可相互混淆。如治感冒药，主治“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应当条理分明。抗肿瘤药的运用范围也不宜过广，如“金龙胶囊”“肝复乐”，主要治疗肝癌，便于临床应用。有的药则从头到脚所及脏器的肿瘤全治，没有副作用也没有疗效，令人茫然。这种百病全治的药物会给人以百病不治的感觉，主治范围应越集中越好。尽管中成药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扶正与祛邪不可截然分开，但是目前真正想搞一种又防又治、又扶正又祛邪的广谱抗肿瘤药，在实验与临床设计上都是异常艰难的。
组方要为制药条件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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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处方大小应适宜。如处方过小，折算出每日口服成药药量不足，难以达到产生药效的作用。如药味过多，剂量过大，生产的原料药体积也会过大，如装入一号胶囊，每顿服5粒以上，已感不便了。同时在制剂工艺中也会明显加大质量控制的难度，在药效学和长毒实验中，也会因灌胃量过大无法进行。故药味尽量控制在10味以下，如制成水九，每日剂量最好在6g以下。
其次要慎重对待配伍禁忌。处方用药应注意毒性药的成分和“十八反”、“十九畏”的传统配伍禁忌，对毒性药要能定性、定量分析，做到可控，并认真做好动物的毒性实验，在临床试验中，应认真总结毒性的表现及解救方法，最好能摸清药代动力学机理。
现代药物化学研究中，对处方配伍出现的新问题，会随时提出“不宜”的忠告，也应引起重视。例如三黄胶囊，由大黄、黄芩、黄连素加工制成，对三焦热盛有较好疗效，而在工艺中却颇有讲究。在黄连与大黄配伍的汤剂中，小檗碱型生物碱含量显著下降，这一有效成分在复方汤剂中溶出率只有单味生药水煎的1/3，黄连与黄芩同煎小檗碱又会与黄芩苷发生沉淀，故在配伍中，如用水煎剂则黄连与大黄、黄芩、甘草、金银花、栀子等配伍应注意降低药效的问题。再如，美国FDA关于马兜铃酸中草药肾损害的两个通报指出，涉及此类成分的植物有600多种，可引起肾损害及泌尿系统肿瘤，包括马兜铃、木通类、防己类、细辛类、青藤类等，并已影响一些中成药的出口，在新药研制的组方上，应当予以慎重考虑。
, 百拇医药
有疗效，也要有市场
中药虽好，贵在应用，所以开发前要考虑市场前景。据近两年统计，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中成药已达1300多种。已被公费医疗遴选等于和大于11个省者344种，六神丸、西黄丸、防风通圣丸等有28个省、直辖市入选公疗，但也有200余个品种无省公疗问津，甚至有些连生产厂家也找不到。这种“自然淘汰”的社会现象应当引起新药开发者的深思，那些无毒也无效的中药终究会被淘汰，一个处方的市场前景应提前考虑。
首先，应关注处方的功能和主治是否适合临床应用，是否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同类品种是否短缺。例如目前肿瘤放化疗减毒、提升白细胞的中药偏多，而提升血小板的有效药偏少。补益药以人参、黄芪、灵芝等为主药者甚多，造成雷同。社会发展动向对新药开发也有参考价值，如中国老龄人口日渐增多，老年性相关疾病用药会成为社会需求，如心脑血管病、老年性痴呆、骨质疏松等的防治药物，这些病多无法根治，又要长久服药，这便给研制新药带来了市场。恶性肿瘤、抑郁症等精神方面的疾病在增加，中成药的疏肝、养心、安神等功能独具特色，但这方面的新药并不多见。糖尿病方面的西药降糖药发展很快，但其对并发症的治疗很薄弱，如糖尿病性肾病、视网膜病等，中药开发应予以关注。(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肿瘤科 李佩文),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