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谈非典
去冬今春,气候反常,寒温不一,疫疠肆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党政领导十分重视,全民动员,齐抓共管,防治并重,严防死守,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争取早日战胜非典。
由于非典是一种新的传染病,中西医均缺乏经验,都在摸索中探其来龙去脉,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从而逐步掌握诊治规律。广东省中医院的经验和北京的模式,给了我们很大地启示。
从广东省中医院的经验来看,中西医结合,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中医药辨证施治的优势,是取得较好疗效的关键。该院领导不仅组织当地专家会诊研讨,还通过电话、传真,广泛征求外地有关专家的意见,他们这种谦虚、务实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例如《中国中医药报》5月9日第五版报道中说:“患者被紧急送进了1CU。专家们聚集床前,紧急抢救。患者出现了手撒口开、四肢冰冷的阴厥症状。‘用苏合香丸。’老专家朱良春一语道破。患者四肢回温了。3月20日,这名77岁的患者在医务人员的努力下,奇迹般地康复出院了”。
, http://www.100md.com 最近报刊杂志刊载防治非典的资料较多,尤其是近日《中国中医药报》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使读者得益甚多。不才愚拙,且复年迈,未能亲临一线,殊为憾事。谨略呈愚见,不识当否。
一、非典之中医病名
从非典的传染性强、发病快、变化多的特点来看,该病应属温疫而非一般温病,风温、春温均难以概之。
明代吴又可著《温疫论》(1642年),提出常气(六淫)、杂气(戾气、疠气)之异;清代杨栗山于1789年79岁时著《伤寒温疫条辨》,继承发挥了《温疫论》的病因学说,强调温疫致病原因,既非六气,亦非时行之气,而是天地间种种不一之杂气,来而不知,着而不觉。同时明确指出:“各随其气而发为诸病”,由受病的脏腑不同而病名随之各异。我同意北京课题组的意见,“肺毒疫”之名比较明确,有利于防治。
二、重温古籍,掌握要领
, 百拇医药
对非典之诊治,我认为重温吴又可《温疫论》及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很有必要,此二书对温疫之病因、病机、辨证施治、方药列述,可谓周详之至,细阅参究后,深受启迪,用之得心应手,也不会有将达原饮、升降散说成出自一书之讹。吴又可强调邪踞募原而传胃用达原饮,使邪气内溃,速离募原,或从表解。他很重视用达原饮开达募原,辟秽化浊,尤其是对湿浊蕴遏之温疫,证见头痛烦躁,憎寒壮热,胸闷呕恶,脉弦数,舌苔白垢腻或如积粉(此点很关键,如见黄苔或舌质红者即不宜此方,或必须随证加减)。若邪陷入胃,吴氏认为必用攻下以逐邪,且宜早用攻下,逐邪外出。非典之病灶在肺,肺与大肠相表里,攻下通腑,可使肺热下泄,痰壅得解,减轻症状,防止变端,缩短疗程。过去天津急救中心王今达教授即有报道,今曾兆麟氏亦有实验证明,用通里攻下法能改善水肿,促进肺泡上皮增生与修复,改善肺泡通气/血流比例,对脏器有保护作用。因此建议对重症患者,在严格监控条件下采用不同剂量的大、小承气汤或以承气汤为主增加其他中药进行治疗。这是进一步发挥吴氏攻下逐邪法则的应用,符合中医辨治原则。但吴氏忽视了清热解毒的法则,是其美中不足之处,所以在乾隆癸丑年(1793年),京师大疫,用吴又可法治之多不验。余师愚看到了这一点,结合临床创订了大寒解毒之剂——清瘟败毒饮,对各种大热表里俱盛之证,以此方为主,获得显效,并于1794年撰《疫疹一得》阐发之。杨栗山不愧为吴又可温疫学派的中坚人物,他完整地将清热解毒法与苦寒攻下法结合运用,缩短了疗程,提高了疗效,这是通过实践不断提高学术水平的结果。杨栗山说:“凡见表证(指疫病),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邪,断无再发汗之理,故伤寒以发表为主,温病以清里为主”。他创订了升降散等15则方剂。清热解毒方药的作用广泛,有增强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作用,可提高细胞免疫能力,或抑制体液免疫功能,或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而通里攻下方药,也具有消炎、排除毒素、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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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注重辨证施治的,今年广东非典患者,多有夹湿现象,故早期常用三仁汤、藿朴夏苓汤等以宣化湿热,透邪外出,或以麻杏石甘汤等合升降散以辛凉解表,宣肺化湿,不可过早使用苦寒清下之剂;在中期可清热与攻下并进;本病高峰期邪热疫毒炽盛,耗灼气阴,复有瘀血内阻,就需参考叶天士之说:“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而用清营汤、犀角地黄汤等,并参用清下之品。如逆转心包,痰热壅遏,昏迷惊厥,就要参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神犀丹等以开窍逐秽,宣闭解毒,以挽厥逆。如面色灰败,呼吸急促,四肢厥冷,汗出如雨,口开手撒,脉细弱,舌质紫黯,血压下降,此乃阴厥、寒闭,需用温开,除用参附、生脉注射液静滴外,还要急用苏合香丸以温开之,始可挽其厥脱;如误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等凉开之品则祸不旋踵矣。在极期或恢复期既要益气养阴,又要佐以活血养气之品,始称允当。
三、献方要详加说明
各位中医同仁积极献方,这种关心与热情是好的,但在审选时,必须详附适应证说明,以免误用而产生不良后果。中国幅员辽阔,南方北方气候不同,不仅要因人、因时制宜,还需因地制宜。有些方可能对北方地区比较适合,对南方就不大适宜,而有些方则适于南方,所以应慎用,建议专家论证时要多加酌定。, 百拇医药
由于非典是一种新的传染病,中西医均缺乏经验,都在摸索中探其来龙去脉,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从而逐步掌握诊治规律。广东省中医院的经验和北京的模式,给了我们很大地启示。
从广东省中医院的经验来看,中西医结合,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中医药辨证施治的优势,是取得较好疗效的关键。该院领导不仅组织当地专家会诊研讨,还通过电话、传真,广泛征求外地有关专家的意见,他们这种谦虚、务实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例如《中国中医药报》5月9日第五版报道中说:“患者被紧急送进了1CU。专家们聚集床前,紧急抢救。患者出现了手撒口开、四肢冰冷的阴厥症状。‘用苏合香丸。’老专家朱良春一语道破。患者四肢回温了。3月20日,这名77岁的患者在医务人员的努力下,奇迹般地康复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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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典之中医病名
从非典的传染性强、发病快、变化多的特点来看,该病应属温疫而非一般温病,风温、春温均难以概之。
明代吴又可著《温疫论》(1642年),提出常气(六淫)、杂气(戾气、疠气)之异;清代杨栗山于1789年79岁时著《伤寒温疫条辨》,继承发挥了《温疫论》的病因学说,强调温疫致病原因,既非六气,亦非时行之气,而是天地间种种不一之杂气,来而不知,着而不觉。同时明确指出:“各随其气而发为诸病”,由受病的脏腑不同而病名随之各异。我同意北京课题组的意见,“肺毒疫”之名比较明确,有利于防治。
二、重温古籍,掌握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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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典之诊治,我认为重温吴又可《温疫论》及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很有必要,此二书对温疫之病因、病机、辨证施治、方药列述,可谓周详之至,细阅参究后,深受启迪,用之得心应手,也不会有将达原饮、升降散说成出自一书之讹。吴又可强调邪踞募原而传胃用达原饮,使邪气内溃,速离募原,或从表解。他很重视用达原饮开达募原,辟秽化浊,尤其是对湿浊蕴遏之温疫,证见头痛烦躁,憎寒壮热,胸闷呕恶,脉弦数,舌苔白垢腻或如积粉(此点很关键,如见黄苔或舌质红者即不宜此方,或必须随证加减)。若邪陷入胃,吴氏认为必用攻下以逐邪,且宜早用攻下,逐邪外出。非典之病灶在肺,肺与大肠相表里,攻下通腑,可使肺热下泄,痰壅得解,减轻症状,防止变端,缩短疗程。过去天津急救中心王今达教授即有报道,今曾兆麟氏亦有实验证明,用通里攻下法能改善水肿,促进肺泡上皮增生与修复,改善肺泡通气/血流比例,对脏器有保护作用。因此建议对重症患者,在严格监控条件下采用不同剂量的大、小承气汤或以承气汤为主增加其他中药进行治疗。这是进一步发挥吴氏攻下逐邪法则的应用,符合中医辨治原则。但吴氏忽视了清热解毒的法则,是其美中不足之处,所以在乾隆癸丑年(1793年),京师大疫,用吴又可法治之多不验。余师愚看到了这一点,结合临床创订了大寒解毒之剂——清瘟败毒饮,对各种大热表里俱盛之证,以此方为主,获得显效,并于1794年撰《疫疹一得》阐发之。杨栗山不愧为吴又可温疫学派的中坚人物,他完整地将清热解毒法与苦寒攻下法结合运用,缩短了疗程,提高了疗效,这是通过实践不断提高学术水平的结果。杨栗山说:“凡见表证(指疫病),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邪,断无再发汗之理,故伤寒以发表为主,温病以清里为主”。他创订了升降散等15则方剂。清热解毒方药的作用广泛,有增强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作用,可提高细胞免疫能力,或抑制体液免疫功能,或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而通里攻下方药,也具有消炎、排除毒素、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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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注重辨证施治的,今年广东非典患者,多有夹湿现象,故早期常用三仁汤、藿朴夏苓汤等以宣化湿热,透邪外出,或以麻杏石甘汤等合升降散以辛凉解表,宣肺化湿,不可过早使用苦寒清下之剂;在中期可清热与攻下并进;本病高峰期邪热疫毒炽盛,耗灼气阴,复有瘀血内阻,就需参考叶天士之说:“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而用清营汤、犀角地黄汤等,并参用清下之品。如逆转心包,痰热壅遏,昏迷惊厥,就要参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神犀丹等以开窍逐秽,宣闭解毒,以挽厥逆。如面色灰败,呼吸急促,四肢厥冷,汗出如雨,口开手撒,脉细弱,舌质紫黯,血压下降,此乃阴厥、寒闭,需用温开,除用参附、生脉注射液静滴外,还要急用苏合香丸以温开之,始可挽其厥脱;如误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等凉开之品则祸不旋踵矣。在极期或恢复期既要益气养阴,又要佐以活血养气之品,始称允当。
三、献方要详加说明
各位中医同仁积极献方,这种关心与热情是好的,但在审选时,必须详附适应证说明,以免误用而产生不良后果。中国幅员辽阔,南方北方气候不同,不仅要因人、因时制宜,还需因地制宜。有些方可能对北方地区比较适合,对南方就不大适宜,而有些方则适于南方,所以应慎用,建议专家论证时要多加酌定。,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