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有旧方奏新功 非典辨证论治及预防的探讨
“非典”，即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简称，国外称之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自2003年初以来，在我国和世界30余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大流行，以其病原毒力强、病情严重和呼吸道传染性强为特征，现已造成数百人的死亡。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漫博士认为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严重而又易于传播的疾病”，学者们也将此病视为新型传染病的缩影。对于此病，目前用中医药已经有一些防治的实践，现根据病情及有关资料，对“非典”辨证论治的有关问题分析如下。
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审识病因病机以立“非典”的中医病名
病名能大体概括疾病的性质、特征和范畴，故辨证论治从来就不排斥辨识病名也即辨病的。“非典”属于外感热病，因其温病特征明显，就其病情、病势看当是春温，又因其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又属于温疫。早在《内经》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有一些热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素问·评热病论》)，《内经》作者们把这类病称为温病。《素问·玉版论要篇》已认识到温病的严重性：“病温虚甚死”。明清时代，医学家们把有明显季节性、起病急来势猛、传变快变化多的一些热病，从“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笼统伤寒中分离出来，自立门户，命为温病，其中有强烈传染性而引起流行者称为温疫。医学家们在实践中，把温病发展成一家之学即温病学，温病学家们成为领衔有清一代前后三百余年的带头学科。温病学甚至还包纳了部分伤寒，在温病学派中又派中有派。温病学主要有四派：即叶天士、吴鞠通代表的温热派，薛雪、王孟英为代表的湿热派，吴又可、余师愚为代表的温疫派，以及陆九芝为代表的温病伤寒派。说“非典”属于温病中的温疫更有别于伤寒，原因在于，虽然“非典”可以用很多《伤寒论》之方剂治疗，但论治的总原则乃是遵循温病之大法的，即：“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病为法，法在救阴”(《温病条辨·苏征保序》)。据此，温病初起就从辛凉入手，这是对外感热病治疗观念的改变，是温病学家们的突破点。周学海说：“伤寒从毛窍而入，温病从口鼻而入”，这次“非典”，从病史上，患者没有先感受风寒的经历，病人的发热不是伤寒化热，其热变之迅速呈温邪(阳邪)致热的特征。有鉴于此，首先说，这次“非典”属性是温病，不是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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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非典”从发病季节和病情来看符合春温而不是风温。《素问·生气通天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灵枢·论疾诊尺》也说：“冬伤于寒，春生瘅热”。2002年以来，北半球冬季长而突出的寒冷已经为气象学家公认。不仅系统的寒冷与发病有关，甚至在流行以后短时间的寒冷也影响疫情。近日报道：华东师大地理系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发现，在疫病流行期间，如果气温日较差(俗称日温差)较小，那么6～8天后可能会出现非典疫情爆发的小高峰(2003年5月16日《光明日报》上海电讯)。冬伤于寒可使气阴耗伤，抵抗力下降，至春时易感受温热之邪而发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寒邪先造成肾气不藏，而这种肾气不藏又最容易感受温热之邪，即“温邪独击下虚之人”，造成气阴耗伤，在气(阳)阴二者中，(肾)阴又最敏感，即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所谓：“虚邪之至，害必归阴”，平素阴虚体质的人最容易感受而致病，致病后病情更重。阴虚受邪，首发见证是邪致热化的高热、咽干、咳嗽。突发高热是每个患者都有的、贯彻病情始终的特征性症状。火热伤肺则喘咳。因冬不藏精伤肾是发病的基础，所以便有肾虚不荣所致的身痛，再加上邪着肌腠，气血流行受阻，以致身痛最为显著。本次患“非典”者，对身痛之难忍有突出的感受。温病学将病发于表的温病称为新感温病，如风温、秋燥等；将卫分证候不明显，起病即见里热炽盛者(古人认为是有伏邪而病发于里)称为伏邪温病，如春温、冬温、温虐等。此次之“非典”，病人所呈现的表热证如鼻塞、头痛、脉浮等卫分症状不明显。因此辨其病为春温而不是风温。春温之病名，是宋代郭雍在《伤寒补亡论》中提出的，其后元代的王履和清代叶天士等医学家都因袭而用。叶天士在《温热论》中还论述到温邪挟风、挟湿的病情，指出：“风挟温热而燥生，清窍必干”，“湿与温合，蒙郁而蒙蔽于上，清窍为之壅塞”。这次流行的“非典”，患者干咳重还与挟风有关，多有腹泻，与挟湿有关。如果从西医的病理学看，干咳和腹泻，是病毒血症刺激气管和胃肠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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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温病发生的周期性，清代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原病篇》中，先叙司天气运以原温病之始，按他摘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说的：“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2003年为癸未羊年，应在二之气的三到四月发生温疫，大致符合。但如具体推算癸未年的五运和六气，则多有抵牾。按《素问·天元纪大论》：“戊癸之岁，火运统之。”2003年当是火运而主热。因癸是阴干之不及，当是克火之水运(寒水)流行。故寒水为致病之气。则引发阳气不化的一系列病证。从客气的司天在泉看：“丑未之岁，上见太阴”，乃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应当是上半年湿，下半年冷。从承制关系看，《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土位之下，风气承之”，按唐代王冰的说法，是“湿为风吹，化而为雨”，天气湿而多雨。如果从“客(气)主(气)加临”推算，司天之客气是太阴湿土，主气三之气是少阳相火，土与火是相生的关系，是“相得”。按《素问·五运行大论》：“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而论是“相得”，就不应该有疾病流行。再从“(六)气(五)运盛衰”分析，气是湿土，运是火运，火生土，运生气，乃是“小逆”。在“小逆”之年，一是该年气候变化大，二是本年气候还是应该以五运(火运)为主，三是“小逆”可在一定程度上转为和平之年。对于以五运六气来推测疾病，吴鞠通本人也认为“未免有顾此失彼之诮”。要是从60年周期的“大运气”看，是否此前的癸未年和此后的癸未年，都有2003年一样的气候或发生同类的病，实难勘验。何况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影响巨大，诸如热带雨林的过度削伐、温室效应等因素不断改变气候。何况此次疾病流行北京并非疫源地。总之，要是认为本次“非典”的流行与五运六气学说相契，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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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脉证合意药灵通——辨证分期及治法选方
围绕发热为主线伏其所主、先其所因、分期论治，是温病大异于杂病的辨证论治特点之一。中医治病的主旨是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是临床思维的理路。“非典”的临床特征是发热和围绕发热有明显的病程分期。前贤奠立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都可资鉴用，但又不尽适合“非典”。这两种辨证方法，对于当时认识的温病辨证仅有一般的普适性，而不能统扩所有的温病。这次“非典”的临床危重者发现有呼吸窘迫综合症和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者，这又类似伤寒变证之大结胸证和太阳阳明之蓄血证，真所谓不是伤寒又似伤寒，这说明“非典”的复杂和凶险。当代中医临床已经充分运用X线及化验检查获得了更多的辨证依据，以此说，当代对温病学的辨证，应该在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才是。对于“非典”的辨证，结合脉证及病情特点，概括其分期如下：
(一)前趋期(发热后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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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是“非典”之首发症状。此期主要指从发热开始到症状体征逐渐显现而至确立诊断的阶段。证见发热38℃以上，伴有干咳少痰，全身乏力，头痛，肌肉痠痛，脉数，舌淡红苔黄白。血象检查白细胞计数不高，X线胸片出现或尚未见片状阴影者。此期表明，“非典”一开始就呈毒热袭肺之证，不是表证，也不是由表证传变而来。治宜清热宣肺，宜用银翘散合麻杏石甘汤加减。用银翘散清热宣肺，麻杏石甘汤泻热止咳。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将麻杏石甘汤作为辛凉甘淡法用治温病咳喘，温病忌辛温，此处麻黄之用并不在发汗解表，而主要在宣肺定喘，石膏配麻黄可清泻肺中实热，石膏可用至30～60克。
(二)肺热壅盛期(发病后3～10天)
此病因症状体征X线及化验检查阳性项目具备足以确诊。证见发热38～40℃以上，关节和全身酸痛，可有胸痛或腹泻，喘咳，偶有血丝，胸闷。触诊叩诊有肺实变体征，听诊有干、湿罗音及管状呼吸音。血象检查白细胞计数不高或降低，或有淋巴细胞减少。X线胸片肺部有片状、斑片状浸润性阴影或网状改变。此期在全身是气血两燔的毒热证，其机捩所在则是肺脏。宜用人参白虎汤合清瘟败毒饮加减。在“非典”，发热乃病情轻重的标志，应重用石膏，每剂60克以上。此期有两种转归，病情如得到控制，则进入恢复期，否则进入危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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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重期(发病后7～14天)
此期为热入营血，气绝喘脱。肺部有多叶损害，占全肺一半以上。呼吸困难，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突然发生胸闷、气促、呼吸浅速，每分钟呼吸频率30次以上，吸气时可有三凹现象，紫绀逐渐加重，肺部湿性罗音逐渐增多，甚至导致心力衰竭和周围循环衰竭。也可发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或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病人多死于呼吸窘迫综合征或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应紧急抢救。
在治疗上，见有气促明显、轻度低氧血症者，即应给予持续鼻导管吸氧。80年代中医在防治流行性出血热时，发现呼吸窘迫综合征和《伤寒论》大结胸证相似，遂用大陷胸汤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一经验值得“非典”借鉴。以大黄20g，芒硝10g，甘遂末1.5g，以水600ml先煎大黄，取200ml，去滓，纳芒硝二沸加甘遂末，温服100ml后，很快即小便多而腹泻，二便止后再服余剂。广泛性肺病变必伴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临床表现为蓄血、发狂、黑便，儿童多吐咖啡样物。1967年笔者曾亲手经治一例全叶性肺炎者即有此见证，后来学习《伤寒论》知属于蓄血证，可用桃核承气汤加水蛭，散血逐瘀治疗，用桃仁30g，大黄20g，桂枝10g，芒硝、水蛭、甘草各10g，以水700ml，先煎前5味药，煎取300ml，去滓，纳芒硝，每服100ml，日3服。如伴发心力衰竭者，可用真武汤治疗，此为中医治心力衰竭之常规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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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恢复期(病后1～14天)
主要表现为气虚阴伤。养阴保津是温病治疗的总原则之一，也是恢复期的原则，具体治法很多，方剂也颇为丰富，可用沙参麦门冬汤合生脉饮加减治疗即可。
三、上工神机苏桔井——预防为主，走出误区
预防为主、防病在先是保障健康第一要义，对传染病特别是像“非典”这样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预防的意义和价值尤为突出。预防涉及社会、生活、心理、卫生习惯、道德等多方面有关因素，确认了“非典”病源是冠状病毒也可研制疫苗，这些无须细言。现仅就多年来使用中药对预防发生误导并形成误区的看法提出以下三点讨论。
误区之一是未毒先解，把治疗药当成预防药。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把一些清热解毒中药，如板蓝根、大青叶、金银花之类当成预防流感、上感之类病的药物。本次“非典”流行也如是。此行实有悖于中医学理论，迄今为止也未见此类药物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实验，倒是苦寒之品伤正气为医家们所熟知。苦寒药物的使用，就是在治疗时也还是“到气才可清气”，不能早用。预防的确切效果评估甚为复杂。希望今后有以系统的实验研究对此问题得出明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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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之二是滥用“偏方”，追逐“特效药”。这也是临床治疗的问题。临床并不排斥“偏方”和寻找“特效药”，但任何“偏方”和“特效药”都有其适应症的问题，这些都离不开辨证论治。筛选特效药是移植于西药的思路，但中医治疗的思路是驱邪、排邪、给邪出路及与邪相衡。“偏方”或“特效药”用之预防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误区之三是传染病之预防不能套用杂病的“见肝实脾”的上工治萌芽而阻传变。这也是混淆防治的问题。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原病篇》首先引《素问·金匮真言论》之“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他在注文中强调：“盍谓冬伤寒则春病温，惟藏精者足以避之。”这是祖国医学个人预防之至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同受感染，有发与不发和病情轻重之别。但不应该把杂病的治疗理论用于外感病的预防上，否则中药的理气药、活血药、祛风湿药、化痰药乃至泻下药等皆可成为预防“非典”的佳品。至于近年来有些作者提出“体质预防”的理论，确有实践依据，今后应深入研究才是。综上述，本文论及了中医对“非典”的辨证论治和预防，其要点可用各段标题及总标题构成的七言诗来概述：“冬伤于寒春病温，脉证合意药灵通，上工神机苏桔井，信有旧方奏新功”。, 百拇医药
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审识病因病机以立“非典”的中医病名
病名能大体概括疾病的性质、特征和范畴，故辨证论治从来就不排斥辨识病名也即辨病的。“非典”属于外感热病，因其温病特征明显，就其病情、病势看当是春温，又因其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又属于温疫。早在《内经》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有一些热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素问·评热病论》)，《内经》作者们把这类病称为温病。《素问·玉版论要篇》已认识到温病的严重性：“病温虚甚死”。明清时代，医学家们把有明显季节性、起病急来势猛、传变快变化多的一些热病，从“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笼统伤寒中分离出来，自立门户，命为温病，其中有强烈传染性而引起流行者称为温疫。医学家们在实践中，把温病发展成一家之学即温病学，温病学家们成为领衔有清一代前后三百余年的带头学科。温病学甚至还包纳了部分伤寒，在温病学派中又派中有派。温病学主要有四派：即叶天士、吴鞠通代表的温热派，薛雪、王孟英为代表的湿热派，吴又可、余师愚为代表的温疫派，以及陆九芝为代表的温病伤寒派。说“非典”属于温病中的温疫更有别于伤寒，原因在于，虽然“非典”可以用很多《伤寒论》之方剂治疗，但论治的总原则乃是遵循温病之大法的，即：“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病为法，法在救阴”(《温病条辨·苏征保序》)。据此，温病初起就从辛凉入手，这是对外感热病治疗观念的改变，是温病学家们的突破点。周学海说：“伤寒从毛窍而入，温病从口鼻而入”，这次“非典”，从病史上，患者没有先感受风寒的经历，病人的发热不是伤寒化热，其热变之迅速呈温邪(阳邪)致热的特征。有鉴于此，首先说，这次“非典”属性是温病，不是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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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非典”从发病季节和病情来看符合春温而不是风温。《素问·生气通天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灵枢·论疾诊尺》也说：“冬伤于寒，春生瘅热”。2002年以来，北半球冬季长而突出的寒冷已经为气象学家公认。不仅系统的寒冷与发病有关，甚至在流行以后短时间的寒冷也影响疫情。近日报道：华东师大地理系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发现，在疫病流行期间，如果气温日较差(俗称日温差)较小，那么6～8天后可能会出现非典疫情爆发的小高峰(2003年5月16日《光明日报》上海电讯)。冬伤于寒可使气阴耗伤，抵抗力下降，至春时易感受温热之邪而发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寒邪先造成肾气不藏，而这种肾气不藏又最容易感受温热之邪，即“温邪独击下虚之人”，造成气阴耗伤，在气(阳)阴二者中，(肾)阴又最敏感，即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所谓：“虚邪之至，害必归阴”，平素阴虚体质的人最容易感受而致病，致病后病情更重。阴虚受邪，首发见证是邪致热化的高热、咽干、咳嗽。突发高热是每个患者都有的、贯彻病情始终的特征性症状。火热伤肺则喘咳。因冬不藏精伤肾是发病的基础，所以便有肾虚不荣所致的身痛，再加上邪着肌腠，气血流行受阻，以致身痛最为显著。本次患“非典”者，对身痛之难忍有突出的感受。温病学将病发于表的温病称为新感温病，如风温、秋燥等；将卫分证候不明显，起病即见里热炽盛者(古人认为是有伏邪而病发于里)称为伏邪温病，如春温、冬温、温虐等。此次之“非典”，病人所呈现的表热证如鼻塞、头痛、脉浮等卫分症状不明显。因此辨其病为春温而不是风温。春温之病名，是宋代郭雍在《伤寒补亡论》中提出的，其后元代的王履和清代叶天士等医学家都因袭而用。叶天士在《温热论》中还论述到温邪挟风、挟湿的病情，指出：“风挟温热而燥生，清窍必干”，“湿与温合，蒙郁而蒙蔽于上，清窍为之壅塞”。这次流行的“非典”，患者干咳重还与挟风有关，多有腹泻，与挟湿有关。如果从西医的病理学看，干咳和腹泻，是病毒血症刺激气管和胃肠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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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温病发生的周期性，清代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原病篇》中，先叙司天气运以原温病之始，按他摘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说的：“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2003年为癸未羊年，应在二之气的三到四月发生温疫，大致符合。但如具体推算癸未年的五运和六气，则多有抵牾。按《素问·天元纪大论》：“戊癸之岁，火运统之。”2003年当是火运而主热。因癸是阴干之不及，当是克火之水运(寒水)流行。故寒水为致病之气。则引发阳气不化的一系列病证。从客气的司天在泉看：“丑未之岁，上见太阴”，乃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应当是上半年湿，下半年冷。从承制关系看，《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土位之下，风气承之”，按唐代王冰的说法，是“湿为风吹，化而为雨”，天气湿而多雨。如果从“客(气)主(气)加临”推算，司天之客气是太阴湿土，主气三之气是少阳相火，土与火是相生的关系，是“相得”。按《素问·五运行大论》：“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而论是“相得”，就不应该有疾病流行。再从“(六)气(五)运盛衰”分析，气是湿土，运是火运，火生土，运生气，乃是“小逆”。在“小逆”之年，一是该年气候变化大，二是本年气候还是应该以五运(火运)为主，三是“小逆”可在一定程度上转为和平之年。对于以五运六气来推测疾病，吴鞠通本人也认为“未免有顾此失彼之诮”。要是从60年周期的“大运气”看，是否此前的癸未年和此后的癸未年，都有2003年一样的气候或发生同类的病，实难勘验。何况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影响巨大，诸如热带雨林的过度削伐、温室效应等因素不断改变气候。何况此次疾病流行北京并非疫源地。总之，要是认为本次“非典”的流行与五运六气学说相契，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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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脉证合意药灵通——辨证分期及治法选方
围绕发热为主线伏其所主、先其所因、分期论治，是温病大异于杂病的辨证论治特点之一。中医治病的主旨是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是临床思维的理路。“非典”的临床特征是发热和围绕发热有明显的病程分期。前贤奠立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都可资鉴用，但又不尽适合“非典”。这两种辨证方法，对于当时认识的温病辨证仅有一般的普适性，而不能统扩所有的温病。这次“非典”的临床危重者发现有呼吸窘迫综合症和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者，这又类似伤寒变证之大结胸证和太阳阳明之蓄血证，真所谓不是伤寒又似伤寒，这说明“非典”的复杂和凶险。当代中医临床已经充分运用X线及化验检查获得了更多的辨证依据，以此说，当代对温病学的辨证，应该在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才是。对于“非典”的辨证，结合脉证及病情特点，概括其分期如下：
(一)前趋期(发热后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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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是“非典”之首发症状。此期主要指从发热开始到症状体征逐渐显现而至确立诊断的阶段。证见发热38℃以上，伴有干咳少痰，全身乏力，头痛，肌肉痠痛，脉数，舌淡红苔黄白。血象检查白细胞计数不高，X线胸片出现或尚未见片状阴影者。此期表明，“非典”一开始就呈毒热袭肺之证，不是表证，也不是由表证传变而来。治宜清热宣肺，宜用银翘散合麻杏石甘汤加减。用银翘散清热宣肺，麻杏石甘汤泻热止咳。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将麻杏石甘汤作为辛凉甘淡法用治温病咳喘，温病忌辛温，此处麻黄之用并不在发汗解表，而主要在宣肺定喘，石膏配麻黄可清泻肺中实热，石膏可用至30～60克。
(二)肺热壅盛期(发病后3～10天)
此病因症状体征X线及化验检查阳性项目具备足以确诊。证见发热38～40℃以上，关节和全身酸痛，可有胸痛或腹泻，喘咳，偶有血丝，胸闷。触诊叩诊有肺实变体征，听诊有干、湿罗音及管状呼吸音。血象检查白细胞计数不高或降低，或有淋巴细胞减少。X线胸片肺部有片状、斑片状浸润性阴影或网状改变。此期在全身是气血两燔的毒热证，其机捩所在则是肺脏。宜用人参白虎汤合清瘟败毒饮加减。在“非典”，发热乃病情轻重的标志，应重用石膏，每剂60克以上。此期有两种转归，病情如得到控制，则进入恢复期，否则进入危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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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重期(发病后7～14天)
此期为热入营血，气绝喘脱。肺部有多叶损害，占全肺一半以上。呼吸困难，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突然发生胸闷、气促、呼吸浅速，每分钟呼吸频率30次以上，吸气时可有三凹现象，紫绀逐渐加重，肺部湿性罗音逐渐增多，甚至导致心力衰竭和周围循环衰竭。也可发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或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病人多死于呼吸窘迫综合征或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应紧急抢救。
在治疗上，见有气促明显、轻度低氧血症者，即应给予持续鼻导管吸氧。80年代中医在防治流行性出血热时，发现呼吸窘迫综合征和《伤寒论》大结胸证相似，遂用大陷胸汤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一经验值得“非典”借鉴。以大黄20g，芒硝10g，甘遂末1.5g，以水600ml先煎大黄，取200ml，去滓，纳芒硝二沸加甘遂末，温服100ml后，很快即小便多而腹泻，二便止后再服余剂。广泛性肺病变必伴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临床表现为蓄血、发狂、黑便，儿童多吐咖啡样物。1967年笔者曾亲手经治一例全叶性肺炎者即有此见证，后来学习《伤寒论》知属于蓄血证，可用桃核承气汤加水蛭，散血逐瘀治疗，用桃仁30g，大黄20g，桂枝10g，芒硝、水蛭、甘草各10g，以水700ml，先煎前5味药，煎取300ml，去滓，纳芒硝，每服100ml，日3服。如伴发心力衰竭者，可用真武汤治疗，此为中医治心力衰竭之常规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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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恢复期(病后1～14天)
主要表现为气虚阴伤。养阴保津是温病治疗的总原则之一，也是恢复期的原则，具体治法很多，方剂也颇为丰富，可用沙参麦门冬汤合生脉饮加减治疗即可。
三、上工神机苏桔井——预防为主，走出误区
预防为主、防病在先是保障健康第一要义，对传染病特别是像“非典”这样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预防的意义和价值尤为突出。预防涉及社会、生活、心理、卫生习惯、道德等多方面有关因素，确认了“非典”病源是冠状病毒也可研制疫苗，这些无须细言。现仅就多年来使用中药对预防发生误导并形成误区的看法提出以下三点讨论。
误区之一是未毒先解，把治疗药当成预防药。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把一些清热解毒中药，如板蓝根、大青叶、金银花之类当成预防流感、上感之类病的药物。本次“非典”流行也如是。此行实有悖于中医学理论，迄今为止也未见此类药物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实验，倒是苦寒之品伤正气为医家们所熟知。苦寒药物的使用，就是在治疗时也还是“到气才可清气”，不能早用。预防的确切效果评估甚为复杂。希望今后有以系统的实验研究对此问题得出明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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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之二是滥用“偏方”，追逐“特效药”。这也是临床治疗的问题。临床并不排斥“偏方”和寻找“特效药”，但任何“偏方”和“特效药”都有其适应症的问题，这些都离不开辨证论治。筛选特效药是移植于西药的思路，但中医治疗的思路是驱邪、排邪、给邪出路及与邪相衡。“偏方”或“特效药”用之预防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误区之三是传染病之预防不能套用杂病的“见肝实脾”的上工治萌芽而阻传变。这也是混淆防治的问题。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原病篇》首先引《素问·金匮真言论》之“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他在注文中强调：“盍谓冬伤寒则春病温，惟藏精者足以避之。”这是祖国医学个人预防之至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同受感染，有发与不发和病情轻重之别。但不应该把杂病的治疗理论用于外感病的预防上，否则中药的理气药、活血药、祛风湿药、化痰药乃至泻下药等皆可成为预防“非典”的佳品。至于近年来有些作者提出“体质预防”的理论，确有实践依据，今后应深入研究才是。综上述，本文论及了中医对“非典”的辨证论治和预防，其要点可用各段标题及总标题构成的七言诗来概述：“冬伤于寒春病温，脉证合意药灵通，上工神机苏桔井，信有旧方奏新功”。,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