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给中医药的启示
非典急性期已过，冷静下来反思，它带给我们太多的启示。
透过非典看中医地位
非典突袭，使人们对传统中医药产生巨大关注。成千上万的北京人，或个人抓药，或集体定购，一时间，药店爆满。而在非典一线，中医界人士也纷纷参与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中，使中医药及早介入。事实也证明，中医及早介入，可阻断病程进一步发展，明显减轻症状，缩短发热时间和住院时间，促进炎症吸收，降低病死率，减少后遗症，减少并发症及西药毒副作用。通过非典，人们再次对中医药刮目相看。
然而，当记者采访在一线参加中西医结合救治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神经内科张允岭主任医师时，却感到中医的另一种尴尬地位。张允岭告诉记者，当他们提出使用中药的要求时，有个别西医大夫反对，人们习惯地认为，西医都治不了，中医就能行？对非典西医现在还没有确定方案，此时用中药，会有什么效果？
, 百拇医药
非常时期，尤其面对非典这种凶险的疾病，有此想法也能理解。但我们不禁会想，中医和西医虽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但治病的机会应是平等的，为什么西医治不了，没经过任何验证，就认为中医一定不行？为什么人们总是先想到西医，总认为中医处于附属的地位？
在人类传染病史中，世界曾流行过无数次大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带来的传染病促使了雅典文明的衰败，“安东尼时期黑死病(
鼠疫)”加速了古罗马的衰亡。长达52年之久的鼠疫，使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的东罗马帝国衰败。公元1347～1351年间，中世纪欧洲整个西欧范围内蔓延鼠疫，1/3到1/2的人口死亡。中华民族自古也曾有无数次的瘟疫流行，但中华祖先应用中草药与传染病做了无数次的斗争，使得中华民族从未灭绝过，而是健壮地繁衍生息，血脉未断。是中国人率先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以预防天花。中国明清两代都有较大的瘟疫流行，中医学家吴又可不但成功治疗了许多患者，还撰写了《瘟疫论》，提出了戾气学说等瘟病学理论，还有很多中医学家都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丰富了中医学治疗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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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自古就有治疗温疫的经验积累。说中医疗效不确定，可西医也处于摸索，激素也在超常规使用。中药在用量、使用方法、给药途径上，都是相对安全的。尤其是许多重大疾病，中西医结合的效果要比单纯用西医效果好。中医治疗非典的主要参与者、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认为，对病毒性疾病，从历史上看中医自有其优势，历代流行的疫病大都是靠中医药防治的。上世纪50年代，石家庄、北京相继流行乙型脑炎，上世纪60年代，广东麻疹、流感相继流行，与西医相比，中医药均发挥了较好的效果。
再如国家七五攻关科研项目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成果：南京周仲英研究组治疗1127例，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1.11%，西医药对照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江西万有生组治疗413例，中医药组273例，病死率为3.7%，西医药对照组140例，病死率为10.7%，两组疗效中医均优于西医对照组。
非典给中医药的发展带来绝好时机，中医药也的确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初步显示了它的独特魅力。但是，倘不是由于西医对非典的治疗没有确定的有效的方法和药物，人们是不是还会这么大程度地关注中医药，是不是还会这么明显地意识到中医药确实是中华民族百宝箱中十分贵重的一件宝物？
, 百拇医药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张晓梅非常遗憾地告诉记者：“在长辛店医院，我们设立了西药组、中药加西药组，当时也想到了用纯中药的念头，但做不到，这可能是中医中药在非典超早期临床观察资料的永远空白了”。
如果纯用西药，患者死亡了，可能大家都觉得确实无药可治，没什么办法，但如果仅用中药，患者死亡了，就要有责任问题。使用中药处于一种相对束缚的状态，这种情况在非典前也存在，但非典流行之际它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由于中西医各自不同的作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优势呢，还是由于不同的观念所致呢？什么时候我们有真正属于纯中药治病的机会？
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曹洪欣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长期以来中西医分离、不对等发展的现实，加上有些人不了解中医药，质疑其疗效，客观上阻碍了中医药早期参与非典治疗的良好时机。科技部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强调，中西医不对等的现状，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 百拇医药 著名中医评论家毛嘉陵曾指出，令人担忧的现实，充分说明很多人的认识观念还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具体对待中医药工作时，也没有真正将其与现代医药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药不仅难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且连应有的学术地位也岌岌可危。同时，他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对中医药“科学”概念、“科学”评价标准进行一场科学认识观念上的革命，重新评估和充分肯定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地位。
中西医真正地结合
以前人们也无数次地探讨和争鸣过这个问题。非典过后，人们深刻地意识到，未来的医疗工作中，中西医结合不应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就非典而言，单纯用西药肯定没有中西医结合效果好，大量的临床数据都能证明这一点，说中医没有疗效我们是不会相信的。关键是在以后的其他疾病的治疗中，如何在政策上保障，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中西医的方案怎样衔接，疗效怎样评价，怎样使中医的优势和西医的优势相结合，怎样把中医变得更通俗易懂，易于推广，也易于西医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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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疗效的重新审视
张允岭说，非典之后，我们应自问一下，中医药在非典中疗效到底有多大，说有效，是发挥了一点作用、一些作用，还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小样本、大样本也好，个案也好，怎么评价，中医个案的东西该不该得到认可。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刊物和媒体上，这都是一个应严肃对待仔细探讨的问题。
张允岭指出，非典初期，广东某专家之所以认为中医疗效不确定，关键就在于此时还没有一份象样的严格对照的数据。以前中医在作临床观察评定疗效时，就常中药西药混在一起不严格对照，有效果，认为是西药在发挥作用，不一定是中医的功劳。没有疗效，说明中药也不起作用，更为中医脸上抹黑。而且在观察疗效时，还存在不注意与西医指标相结合的现象，使西医感觉中医在孤芳自赏，在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不认可的方式自卖自夸。
还有中医在这次非典救治过程中的心理治疗作用功不可没，对于非典这种进展迅速、危及生命的传染病，连医生都有生离死别的感觉，更别说非典患者对死亡的恐惧。非典流行早期，一些患者抱着等死的心情，认为西医没办法，中医只是安慰人，所以极为沮丧和抑郁，不配合治疗，等服用一段时间的中药后，全身中毒症状如头身疼痛，咳嗽，喘憋，乏力，气短、恶心等改善，患者马上改变了想法，用患者的话就是“回过神来”了，所以中药疗效不仅仅限于统计学意义上的缓解症状，而是在于增强患者抗击非典的信心，在于患者能够配合治疗，促进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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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药对非典患者的远期疗效评价也不应忽视。目前急性期过后，曾使用的大量激素虽已减为零，人们已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症状彻底没有了，感觉和原来一模一样了。可经过此打击，患者的肺功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将来他们的生活质量到底怎么样，将来得不得肺癌、得不得哮喘，将来他们的心脏功能是否会受影响，非典病人以后会不会有生理、心理后遗问题，这些问题肯定要面对。而在这些问题中，中医中药起了什么作用，这也是一个大课题，有条件的话，可以继续追踪研究下去。
再如像全民预防的方药，集体服过这种药后，吃了多长时间，有多少人没发病。没吃预防药方的人，有多少人发病，有什么不同。群体的追踪观察后反馈的信息也是很宝贵的资料(当然这操作起来很困难，要各方参与、协作，尤其是调查公司参与)。这些经验都应找回来，再对中药疗效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评价。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就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如何用药，否则一些结果都是局部的、片面的，这些工作应纳入一个系统的工作。
张晓梅认为，评价中药哪张方子或哪味药好，比较广东经验还是北京经验好并无多大价值。要提高中医疗效，重要的还是加强对病因病机和传变规律认识，对理论的认识一定要提升到一个高度。有中医理论，才能指导用药，才有好的疗效，对非典的认识，要从卫气营血、三焦辨证角度仔仔细细地分析，方子是灵活多变的，即所谓知常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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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对中药制剂的考验
张晓梅告诉记者，通过非典的一线救治，感觉对中医急症的中药注射剂开发太少了，西药光抗生素就有很多很多种，例如仅奎诺同类就有5～6种抗生素、头孢类有十几种之多还不包括其他抗生素，可中药所有注射剂也不过双黄连、清开灵、醒脑净、穿琥宁、鱼腥草、生脉、参麦、黄芪、参附、丹参、血栓通、脉络宁、血塞通、葛根素、灯盏花、刺五加、川芎嗪等十多个品种，而且其中还有许多为不允许进入医保及公费医疗使用的自费药。中药注射剂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个别品种有输液不良反应等，尤其跟西药注射剂相比，投入不够、研究不够，所以在非典一线关键时候，想用，就会遭到反对。在入世之后，中国人应大力研究开发植物药，这是我们的优势，应重点开发研究确有疗效而又质量稳定的中药注射液。
加强全民中医药普及和宣传工作
非典时期，很多人吃了千篇一律的处方，结果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有的人免疫力并没有提高，照样得了感冒，有的人甚至喝出了问题。千人一方确实违背中医的根本理论，中医特别讲究因人而异。因为无知，容易盲从。所以，加强全民进行传统中医药科普教育也是非典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宣传和中医药简易读物，让人们理解传统中医药的理论和基本原则。更多地介绍各种中草药的药理作用，同时，让普通百姓知道它们的副作用和注意事项。尤其要警惕那些打着传统中医药旗号的骗子，对他们制造的所谓中药保健品不要轻易服用。这样，才能使中医药在民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百拇医药(常宇)
透过非典看中医地位
非典突袭，使人们对传统中医药产生巨大关注。成千上万的北京人，或个人抓药，或集体定购，一时间，药店爆满。而在非典一线，中医界人士也纷纷参与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中，使中医药及早介入。事实也证明，中医及早介入，可阻断病程进一步发展，明显减轻症状，缩短发热时间和住院时间，促进炎症吸收，降低病死率，减少后遗症，减少并发症及西药毒副作用。通过非典，人们再次对中医药刮目相看。
然而，当记者采访在一线参加中西医结合救治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神经内科张允岭主任医师时，却感到中医的另一种尴尬地位。张允岭告诉记者，当他们提出使用中药的要求时，有个别西医大夫反对，人们习惯地认为，西医都治不了，中医就能行？对非典西医现在还没有确定方案，此时用中药，会有什么效果？
, 百拇医药
非常时期，尤其面对非典这种凶险的疾病，有此想法也能理解。但我们不禁会想，中医和西医虽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但治病的机会应是平等的，为什么西医治不了，没经过任何验证，就认为中医一定不行？为什么人们总是先想到西医，总认为中医处于附属的地位？
在人类传染病史中，世界曾流行过无数次大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带来的传染病促使了雅典文明的衰败，“安东尼时期黑死病(
鼠疫)”加速了古罗马的衰亡。长达52年之久的鼠疫，使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的东罗马帝国衰败。公元1347～1351年间，中世纪欧洲整个西欧范围内蔓延鼠疫，1/3到1/2的人口死亡。中华民族自古也曾有无数次的瘟疫流行，但中华祖先应用中草药与传染病做了无数次的斗争，使得中华民族从未灭绝过，而是健壮地繁衍生息，血脉未断。是中国人率先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以预防天花。中国明清两代都有较大的瘟疫流行，中医学家吴又可不但成功治疗了许多患者，还撰写了《瘟疫论》，提出了戾气学说等瘟病学理论，还有很多中医学家都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丰富了中医学治疗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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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自古就有治疗温疫的经验积累。说中医疗效不确定，可西医也处于摸索，激素也在超常规使用。中药在用量、使用方法、给药途径上，都是相对安全的。尤其是许多重大疾病，中西医结合的效果要比单纯用西医效果好。中医治疗非典的主要参与者、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认为，对病毒性疾病，从历史上看中医自有其优势，历代流行的疫病大都是靠中医药防治的。上世纪50年代，石家庄、北京相继流行乙型脑炎，上世纪60年代，广东麻疹、流感相继流行，与西医相比，中医药均发挥了较好的效果。
再如国家七五攻关科研项目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成果：南京周仲英研究组治疗1127例，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1.11%，西医药对照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江西万有生组治疗413例，中医药组273例，病死率为3.7%，西医药对照组140例，病死率为10.7%，两组疗效中医均优于西医对照组。
非典给中医药的发展带来绝好时机，中医药也的确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初步显示了它的独特魅力。但是，倘不是由于西医对非典的治疗没有确定的有效的方法和药物，人们是不是还会这么大程度地关注中医药，是不是还会这么明显地意识到中医药确实是中华民族百宝箱中十分贵重的一件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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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张晓梅非常遗憾地告诉记者：“在长辛店医院，我们设立了西药组、中药加西药组，当时也想到了用纯中药的念头，但做不到，这可能是中医中药在非典超早期临床观察资料的永远空白了”。
如果纯用西药，患者死亡了，可能大家都觉得确实无药可治，没什么办法，但如果仅用中药，患者死亡了，就要有责任问题。使用中药处于一种相对束缚的状态，这种情况在非典前也存在，但非典流行之际它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由于中西医各自不同的作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优势呢，还是由于不同的观念所致呢？什么时候我们有真正属于纯中药治病的机会？
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曹洪欣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长期以来中西医分离、不对等发展的现实，加上有些人不了解中医药，质疑其疗效，客观上阻碍了中医药早期参与非典治疗的良好时机。科技部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强调，中西医不对等的现状，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 百拇医药 著名中医评论家毛嘉陵曾指出，令人担忧的现实，充分说明很多人的认识观念还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具体对待中医药工作时，也没有真正将其与现代医药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药不仅难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且连应有的学术地位也岌岌可危。同时，他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对中医药“科学”概念、“科学”评价标准进行一场科学认识观念上的革命，重新评估和充分肯定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地位。
中西医真正地结合
以前人们也无数次地探讨和争鸣过这个问题。非典过后，人们深刻地意识到，未来的医疗工作中，中西医结合不应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就非典而言，单纯用西药肯定没有中西医结合效果好，大量的临床数据都能证明这一点，说中医没有疗效我们是不会相信的。关键是在以后的其他疾病的治疗中，如何在政策上保障，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中西医的方案怎样衔接，疗效怎样评价，怎样使中医的优势和西医的优势相结合，怎样把中医变得更通俗易懂，易于推广，也易于西医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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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疗效的重新审视
张允岭说，非典之后，我们应自问一下，中医药在非典中疗效到底有多大，说有效，是发挥了一点作用、一些作用，还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小样本、大样本也好，个案也好，怎么评价，中医个案的东西该不该得到认可。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刊物和媒体上，这都是一个应严肃对待仔细探讨的问题。
张允岭指出，非典初期，广东某专家之所以认为中医疗效不确定，关键就在于此时还没有一份象样的严格对照的数据。以前中医在作临床观察评定疗效时，就常中药西药混在一起不严格对照，有效果，认为是西药在发挥作用，不一定是中医的功劳。没有疗效，说明中药也不起作用，更为中医脸上抹黑。而且在观察疗效时，还存在不注意与西医指标相结合的现象，使西医感觉中医在孤芳自赏，在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不认可的方式自卖自夸。
还有中医在这次非典救治过程中的心理治疗作用功不可没，对于非典这种进展迅速、危及生命的传染病，连医生都有生离死别的感觉，更别说非典患者对死亡的恐惧。非典流行早期，一些患者抱着等死的心情，认为西医没办法，中医只是安慰人，所以极为沮丧和抑郁，不配合治疗，等服用一段时间的中药后，全身中毒症状如头身疼痛，咳嗽，喘憋，乏力，气短、恶心等改善，患者马上改变了想法，用患者的话就是“回过神来”了，所以中药疗效不仅仅限于统计学意义上的缓解症状，而是在于增强患者抗击非典的信心，在于患者能够配合治疗，促进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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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药对非典患者的远期疗效评价也不应忽视。目前急性期过后，曾使用的大量激素虽已减为零，人们已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症状彻底没有了，感觉和原来一模一样了。可经过此打击，患者的肺功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将来他们的生活质量到底怎么样，将来得不得肺癌、得不得哮喘，将来他们的心脏功能是否会受影响，非典病人以后会不会有生理、心理后遗问题，这些问题肯定要面对。而在这些问题中，中医中药起了什么作用，这也是一个大课题，有条件的话，可以继续追踪研究下去。
再如像全民预防的方药，集体服过这种药后，吃了多长时间，有多少人没发病。没吃预防药方的人，有多少人发病，有什么不同。群体的追踪观察后反馈的信息也是很宝贵的资料(当然这操作起来很困难，要各方参与、协作，尤其是调查公司参与)。这些经验都应找回来，再对中药疗效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评价。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就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如何用药，否则一些结果都是局部的、片面的，这些工作应纳入一个系统的工作。
张晓梅认为，评价中药哪张方子或哪味药好，比较广东经验还是北京经验好并无多大价值。要提高中医疗效，重要的还是加强对病因病机和传变规律认识，对理论的认识一定要提升到一个高度。有中医理论，才能指导用药，才有好的疗效，对非典的认识，要从卫气营血、三焦辨证角度仔仔细细地分析，方子是灵活多变的，即所谓知常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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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对中药制剂的考验
张晓梅告诉记者，通过非典的一线救治，感觉对中医急症的中药注射剂开发太少了，西药光抗生素就有很多很多种，例如仅奎诺同类就有5～6种抗生素、头孢类有十几种之多还不包括其他抗生素，可中药所有注射剂也不过双黄连、清开灵、醒脑净、穿琥宁、鱼腥草、生脉、参麦、黄芪、参附、丹参、血栓通、脉络宁、血塞通、葛根素、灯盏花、刺五加、川芎嗪等十多个品种，而且其中还有许多为不允许进入医保及公费医疗使用的自费药。中药注射剂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个别品种有输液不良反应等，尤其跟西药注射剂相比，投入不够、研究不够，所以在非典一线关键时候，想用，就会遭到反对。在入世之后，中国人应大力研究开发植物药，这是我们的优势，应重点开发研究确有疗效而又质量稳定的中药注射液。
加强全民中医药普及和宣传工作
非典时期，很多人吃了千篇一律的处方，结果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有的人免疫力并没有提高，照样得了感冒，有的人甚至喝出了问题。千人一方确实违背中医的根本理论，中医特别讲究因人而异。因为无知，容易盲从。所以，加强全民进行传统中医药科普教育也是非典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宣传和中医药简易读物，让人们理解传统中医药的理论和基本原则。更多地介绍各种中草药的药理作用，同时，让普通百姓知道它们的副作用和注意事项。尤其要警惕那些打着传统中医药旗号的骗子，对他们制造的所谓中药保健品不要轻易服用。这样，才能使中医药在民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百拇医药(常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