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发展阶段(1980年以前)

    1980年以前的民族医史研究，可以说是一块荒芜的园地，没有人提及，也未见到专文论述。少数几篇关于少数民族医学的文章，大多是介绍性质的，谈不上研究。如“西藏医学”，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藏医的发展，但把《四部医典》这部藏医学经典著作归入“印度古代名医龙树菩萨的著作”，文中未曾论证，显得有些武断。1949年前的其它民族医史论文更少得可怜，医史界前辈范行准“胡方考”，朱中德的“胡医考”是较早的论文，也有一些深度，但其所指的“胡”，与今日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在概念上尚有一些差别，“胡”不仅包括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甚至连邻近国家或中国以外的其它民族和国家，一概以“胡”字概括之，而不是专指我国的少数民族而言。

    1949年以后至1980年这一段时期，在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民族医学作为祖国传统医学(广义的中医)的一个有机组成养分，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民族医学史的研究工作也初见端倪，各民族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民族医史的研究论文。如壮医陶针考、蒙医史的初步研究等。值得提出的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组成的藏医古代文献整理小组于1976年进藏，对藏医丰富的文献进行了初步调查，对于藏医史的研究，无疑像一种催化剂，使藏医史的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七十年代末，有不少藏医药史研究论文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如《上海中医药杂志》、《新中医》、《新医药杂志》、《中草药通讯》等，都开始有少量藏医药史的论文刊载，云南省还发掘出罕见的彝医古代文献，引起了人们对彝医古代文献及彝医药的兴趣，也开始发表一些有关的学术论文，一股研究民族医学史的新潮已有呼之欲出之势。

二、奠基阶段(1980～1987)

     在中华医史学会复会、《中华医史杂志》复刊的过程中，鉴于7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医史研究出现的新形势，民族医史研究被列入议事日程，作为重点加强的薄弱环节，并得到了中华医史学会学术会议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